张大千《峨嵋金顶(横披)》,81×161cm,1945年
画家卖画在古代是一点也不稀奇的事。如果只有画画这门手艺,又不卖,如何养家糊口?这些今天被我们推崇得好似“仙人”一般存在的艺术大师,当初是如何“为五斗米折腰”的呢?
▲「 画画——俗事 」
艺术家郑燮对自己画画的性质认识得比较清楚:“写字作画是乐事亦是俗事。”想来,晚年离仕归乡的他早已看破了那些文人骚客的商业互吹,选择将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放到了第一位。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1759年)
“你送的我不一定喜欢,送礼物、食物的都不如直接给钱!”郑燮的润格一公布,就招来了一片谩骂声,说他斯文扫地,但这也悄然开启了日渐规范的书画市场。之后的书家、画手有了这一润格先例,卖画写字也都有了参考,事情就好办了许多,起码不再那么害怕流言蜚语了。后来扬州八怪中的李鱓、黄慎、金农等,迫于潦倒落魄的生活,也卖过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贫困,托名风雅。”扬州八怪影响之深,自此以后的文人画便在商品经济的染缸中越浸越深了。为生计所迫而卖画,其实是古代书画交易的一大动因。明末遗民石涛晚年寓居扬州,便主要依靠卖画生活,“惟闲写青山卖耳”。从石涛流传至今的几封书信来看,石涛卖画价格公平,有时还会给中介小费;工作也良心,可提供私人订制。但如果画家本身生活优渥,比如在朝堂为官,那么他的书画很大程度上便会以其他形式流通。诸如购买仕途、政治交好、打通人脉等。这其实不比到市场上叫卖更“雅致”,但却隐晦得多。像董其昌通达的仕途便与他以画酬友的习惯密不可分。董其昌《仿巨然山水图》,101.7×46.7cm,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仿北苑山水图》,101.5×55cm,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清后,书画买卖之风更盛,方式多样,自然价钱也是水涨船高,直到走向了完全的市场化。对于真正的大师来说,书画交易其实是卖方市场,一画难求是常态。这时,画家便会适当提高价格,以免求画过多使自己受累。如果市场持续发展良好,这些画家的卖价不出几年便会倍之于前。齐白石《借山图之十三华岳三峰》,纸本设色,30×48cm,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借山图之十八小姑山》,纸本设色,30×48cm,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借山图之三祝融峰》,纸本设色,30×48cm,北京画院藏到了后期海派画家这里,画家们已经是将卖画作为正经买卖认真经营了。吴昌硕在1913年的润格还是“堂匾廿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可到了1922年,便已是“堂匾三十两、斋匾二十两、楹联三尺六两……”价格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要说卖画卖得风生水起、青史留名的大家,白石老人一定在列。齐白石的厅房上长期悬挂着的便是;“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其润格也是一版再版,随着行情向好而前前后后拟改了多次。 齐白石《自临借山图册之祝融峰》,纸本设色,25.5×20cm,192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值得一说的是,齐白石从不以买卖书画为耻。从小家境不好、生活艰苦的他,早早就认清了钱的重要性,以自己一门手艺赚生活,其实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另一方面,白石老人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往往对于同好或是有缘之人,都怀着热忱之心画上一幅精品。书画市场的组成除了早已投身其中的画家,还有一部分是原本没有卖画念头,但最终却不得不鬻艺为生的人。像丰子恺便是受时势所迫,转而卖画的名人。当年由于社会通货膨胀严重,丰子恺的开价其实是有些偏低的:“漫画(一方尺以内)每幅三十二万元。册页(一方尺)每幅三十二万元。立幅或横幅,以纸面大小计,每方尺三十二万元……”除了画画营生,一些名扬四海的画家还会开“书画鉴定”的润格,如张大千,“口头鉴定,每件一百元;题跋与盖章,每件五百元,其跋语不超过一百字,赝品不题。”可以说是生意红火,赚得钵满盆满了。不管市价如何,只要名声大,那便不缺求画者。每每业务繁忙时,画家就会交由弟子代笔,自己再落个款,也同视为自己的真迹。像吴昌硕的代笔,有据可查者便是众多。当然了,为了一己生存卖画无可厚非;但那些铁骨铮铮、为国为民的大艺术家便令人肃然起敬了;他们为革命不仅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也愿意卖出自己的艺术作品。画家李苦禅就曾为共产党筹集活动经费而接生意卖画,他为一位经理一口气画了100幅扇面。“那年月,不能讲为了艺术而艺术了,爱国第一!”但从此以后,李苦禅再未画过扇面。今天,书画交易已成为了车水马龙市场中一门还不错的生意,投身其中的更是不可计数,大家讲价讨价,玩儿得不亦乐乎。你会为自己买上一幅画挂在家中吗?谁是艺术界的空间魔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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