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客观主义？
奥托·迪克斯（Otto Dix）《致敬美》，布面油画，140×122cm，1922年
新客观主义是上世纪20年代德国艺术界掀起的一场批判表现主义的艺术运动。它的产生与一战密不可分，而其在绘画风格上通过正面介入社会生活、表达抗争诉求的方式拓展了表现主义的传统，因此也被称为“后表现主义”。
新客观主义（New Objectivity）来源于1923年在德国曼海姆举办的“Neue Sachlichkeit”（德语“新客观”）展览。该展览是一战后“回归秩序”风潮的体现，当时的艺术家们拒绝接受更极端的前卫艺术形式，转而采用更令人放心的传统方法。
曼海姆艺术馆馆长古斯塔夫·哈特劳布（Gustav Hartlaub）首次使用了这个名词，在随后的文章中他将其解释为“表现主义以来的德国绘画”，并称它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现实主义”。
奥托·迪克斯《记者西尔维娅·冯·哈登的肖像》，木板油彩、蛋彩，121×89cm，1926年
复杂的社会环境
由于发动战争失败，德国国内政治斗争和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右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既不敢触动强大的军方势力，又无法解决物资匮乏和通货膨胀带来的难题；无产阶级则希望通过革命重建民主秩序。先锋艺术家普遍站在左翼一边，主张进行社会斗争。
乔治·格罗兹《危险道路》，布面油画，47.3×65.3cm，1918年
奥托·迪克斯《大都会》，木板油画，181×404cm，1927-1928年
此时，于20世纪初流行欧洲的表现主义因其扭曲和抽象、只关注内心情感的表达方式而受到批判。从激进一派来说，强烈的批判是从达达主义开始的。达达主义者把艺术作为一种道德和文化抗议的形式，把摆脱艺术语言的限制看作是对抗国界的方式。在他们看来，表现主义表达了社会所有的不安和焦虑却无力改变。
新客观派画家大多有参加战争或蒙受战祸的切身体验，因此他们常以尖锐的讽刺手法把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所制造的灾难和痛苦真实地表现出来。他们并不极端地分解和歪曲现实，而是关注对细节的真实描绘，同时也把抽象的绘画语言运用到对客观现实的揭露之中。新客观派拒绝遵循表现主义者强烈的自我参与意识，所以也常被划分为“后表现主义”。
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奥尔菲斯与母亲离别》，平版印刷，19.6×17.2cm，1909年
奥托·迪克斯《士兵》，纸面粉笔，40.6×39.4cm，约1917年
风格的不同表现
新客观主义主要有两种倾向，哈特劳布用左右两翼来区分：左翼是真实主义者（verists），他们“撕开了当代现实世界的客观形式，用狂热的节奏和温度来表现当前的经验”；右翼是古典主义者（classicists），他们更多是“寻找具有永恒能力的对象，在艺术领域体现外在的存在规律”。
奥托·迪克斯《打牌的残疾士兵》，布面油画、拼贴，110×87cm，1920年
真实主义者的艺术常被认为更有代表性，他们将达达主义放弃的绘画规则和艺术语言发展为“讽刺性的超现实主义”，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约翰·哈特菲尔德的图形作品和照片蒙太奇。在这些作品中，拼贴成为融合现实与艺术的构图原则，仿佛在暗示记录现实的事实就是要超越事物最简单的表象。
约翰·哈特菲尔德《再也不会！》，海报，1932年
约翰·哈特菲尔德《上帝手中的工具？蒂森手中的玩具！》，海报，1933年
后来发展到乔治·格罗兹、奥托·迪克斯和鲁道夫·施利希特（Rudolf Schlichter）等艺术家创作的肖像画和场景画。肖像强调具体的特征和物体，这也恰被视为艺术家独特风格的体现。
讽刺性的场景通常描绘事实背后的疯狂，尤以乔治·格罗兹为典型。他的漫画尖锐地触及社会政治斗争的敏感话题，对好战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客和军阀进行无情批判，被纳粹称为“头号文化布尔什维克”。
乔治·格罗兹《社会栋梁》，布面油画，200×108cm，1926年
他是柏林最早参加达达运动的人之一，受到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作为一战的参战士兵和战后德国混乱社会的亲历者，其艺术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他用简约的线条和夸张的形象对独裁、腐败和战争等问题进行无情嘲讽，画风冷酷而尖锐。
其他的真实主义者，如克里斯蒂安·沙德（Christian Schad），则以一种临床的精确性来描绘现实。按照艺术评论家的说法，沙德的“艺术感知力如此敏锐，以至于似乎能切到皮肤下面”。他的作品中常常引入心理学元素，受到当时流行的潜意识理论影响。
而马克斯·贝克曼有时被称为表现主义者，尽管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任何流派的成员。哈特劳布则认为他是一位“真实主义者”，是新客观派重要的艺术家。
马克斯·贝克曼《阵亡将士》，平版印刷，29.4×26.6cm，1914年
马克斯·贝克曼《全家福》，布面油画，65.1×100.9cm，1920年
与激进的左翼相比，古典主义者更明确地体现了当时整个欧洲艺术界对于“秩序回归”的心愿，格奥尔格·施里姆普夫（Georg Schrimpf）和亚历山大·卡诺得（Alexander Kanoldt）等艺术家更倾向于隐遁避世而非奋起抗争。
格奥尔格·施里姆普夫《奥斯卡·马利亚伯爵肖像》，布面油画，65×47cm，1918年
格奥尔格·施里姆普夫《女人与驴》，布面油画，61.5×75.5cm，1918年
格奥尔格·施里姆普夫《南部湾的女孩》，布面油画，51×59cm，1923年
德国艺术评论家弗朗茨·罗（Franz Roh）用“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来形容当时的古典主义，旨在强调正常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魔力”——当人们真正审视日常的物体时，他们会发现日常之物是如何的奇异而梦幻。
亚历山大·卡诺得《奥莱瓦诺》，布面油画，91×71cm，1927年
亚历山大·卡诺得《仙人掌静物》，布面油画，100×70cm，1923年
亚历山大·卡诺得《红腰带》，布面油画，100×70cm，1929年
扩大的涵盖范围
起初，新客观主义主要形容一战后德国绘画的一种倾向，但它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并成为魏玛德国公共生活的态度以及为适应这种态度而创造的艺术、文学、音乐和建筑的特征。与其说它是某种哲学上的客观目标，不如说它意味着对秩序失衡的反思和追求与世界的实际接触。
汉斯·芬谢尔（Hans Finsler）《带网的指挥台》，明胶银印，58.4×35.6cm，1929年
这种态度后来被德国人理解为“本质上的美国态度”，即对客观真实的崇拜、对功能性的偏爱和对有用性的追求。1933年，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倒台和纳粹领导者的上台，这场艺术运动基本宣告结束。
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女孩在游乐场大篷车》，明胶银印，25.4×20.3cm，1926年
奥古斯特·桑德《马戏团表演者》，明胶银印，25.4×20.3cm，1921年
从某些方面来看，新客观派以其多样的风格和不固定的立场记录了那个动荡的时代，不仅有迪克斯、格罗兹辛辣直白的讽刺画，也有奥古斯特·桑德、汉斯·芬谢尔冷静客观的记录，以及格奥尔格·施林普夫、亚历山大·卡诺得隐居避世的传统主义。如此多样的异质性元素也是该运动至今难以被全面把握的原因之一。
精彩回顾：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