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公共艺术如何让纽约更有活力？
- 与艺术不期而遇 -
20世纪中期，随着卡车运输量大幅增长，美国铁路运输量迅速下降，无数铁轨走向没落。在工业旧址何去何从的争议声中，纽约中央铁路西侧的一段废弃高架铁轨实现了成功转型，如今享誉世界的高线公园由此诞生。
早在2009年，高线作为公园向公众开放时已初具一些艺术项目。2011年，如今高线公园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切契莉娅·阿列马尼加入高线公园艺术团队，艺术项目的蓝图由此开始描绘。时至今日，高线公园已开创了300多个艺术项目，本土与国际艺术家纷纷为这一独特的地理坐标创作因地制宜的作品。
早在21世纪初高线公园开启修复时，艺术项目并不在其重构设想之中。创始人约书亚·戴维（Joshua David）和罗伯特·哈蒙德（Robert Hammond）有着诸多考虑，如担心筹款数目及私人捐款的稳定性。所幸，董事会成员唐纳德·R·马伦（Donald R. Mullen）坚定地表示，只有建立艺术项目，他才会继续支持。时至今日，艺术与高线公园已融为一体，人们早已无法想象没有艺术的高线公园。
自创立艺术项目以来，高线公园便打破了“公共艺术”的传统静态概念，这里展示的艺术品囊括了不同门类——雕塑、装置、表演和影像。在这里，艺术家可以天马行空地头脑风暴，甚至全盘否定之前所有想法。但一旦作品完成，之后的一切就失去了控制，人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阅读、理解这些艺术。
“公共艺术的美妙之处正在于此：一旦它出现了，创作者与管理者就必须放手，因为它已然属于公共。”在与《时尚芭莎》记者的对话中，阿列马尼回忆起创立之初的公众反馈：“当时，我们展示了美国艺术家弗吉尼亚·奥文顿（Virginia Overton）的作品《无题》（Untitled）——一辆停在高架铁路旁的卡车。艺术团队考虑了很多可能发生的事情，唯一没想到的是人们会向卡车中扔硬币许愿，就像对待许愿喷泉一样。
弗吉尼亚·奥文顿《无题》，皮卡车、砖块，2012-2013年，Courtesy of the High Line
奥文顿很喜欢人们的反应，对她而言，这为其作品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但是想象一下，即便一个艺术家说‘我讨厌那样’也无济于事，毕竟高线公园不同于美术馆，这里没有安保人员约束观看者的言行举止。”
- 隐喻的精神桥梁 -
当被问及如何为高线公园的角色定位时，阿列马尼笃定地表示：“高线公园的使命是建立联系。”它是一座架设于空中、连接着曼哈顿城市空间的桥梁，同时也是一座“隐喻”的精神桥梁。
高线公园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其独特之处：艺术作品展示于连贯的线性空间，同时与路边植被、周边建筑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最显而易见的一点——作为开放性空间的高线公园没有庇护，所以委托创作的所有艺术作品不仅需要面对风雨的自然影响，还需要面对游人的各类反应。在一个如此原始的空间中，物理碰触与破坏不可避免。对一些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精神创伤；而对高线公园来说，则是一个巨大挑战。
大部分作品在艺术项目团队的监督下制作完成，拥有十年经验的团队认真对待艺术品的安全问题，在创作阶段予以艺术家建议，并确保创作者能够理解。另一方面，高线公园尽一切可能保护艺术品。“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共艺术只用耐损的青铜材料。实际上，艺术家使用了多样化材料，比如陶瓷和玻璃，而艺术团队则确保这些脆弱的材料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成为艺术品。”
曼哈顿的街道总是川流不息，在线性路径中，城市人群倾向于随波前行而非驻足。然而高线公园的艺术品却创造了让行人驻足的理由，正是他们停顿的那一刻——沉思或参与，成为了高线公园的高光时刻。
高线已成为纽约这座城市的三大景点之一，当全球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时，他们与艺术不期而遇。艺术就像聚集点，即使只有三四个人，也能让行人在忙碌的城市节奏中停下来进行沉思。驻足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入”艺术，不必是专家或学者，这正是高线公园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近几年，高线公园每年都会迎来约800万名参观者。阿列马尼表示，这是构建艺术项目时需要谨记在心的事情——因为这些参观者往往有着天壤之别——成长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大相径庭的美学经验。
传统的画廊或美术馆，往往面对的是受过训练或有一定审美素养的专业人群，高线公园中的艺术则必须能够和每个人交流。与此同时，这里的艺术项目也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画廊和美术馆的平台——去尝试一个从未涉猎过的领域，真正开放思想去试验、探索，哪怕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公共艺术或今后都不再尝试。
高线公园的一端是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另一端则是一个新机构，这中间有数家画廊、公共项目和公共建筑。当然，还有很多企业和餐厅。贯穿其中，高线公园早已超越公园之角色，其连接亦超越物理层面，上升至连接者和促进者，将不同的社区聚集于此。
高线公园旁的纽约地标建筑“Vessel”
高线公园周边的社区人群非常多样化，有些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公共住房里；有些则完全相反，住在哈德逊广场华丽的新建筑里。高线公园对这些看似极端差异的人群都敞开大门的同时，实则更关注需要它的人——住在附近的低收入人群。因此在免费开放、与哈德逊广场的高级学校进行交流的同时，高线公园更加专注于其培训项目、 团队项目和社区参与项目。
- 步伐的与时俱进 -
“基座”（Plinth）是高线公园的最新项目，其出现源于高架铁路的原始结构，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始火车轨道，它连接了高架桥和30年代的邮局建筑“基座”空间形态特殊，不同于高线公园的大部分细窄路径，这是一个开阔的平台，也给予了艺术家更大的发挥空间。
在翻修时，艺术团队决定在此创建一座中央广场，并在其上展示一件如纪念碑般的公共艺术作品。在广场中央确定基座后，艺术团队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专家推荐他们所在地区的艺术家来为这个空间创作艺术品。
收集了大约80条建议后，团队从中遴选出12位艺术家，这些艺术家被邀请做出艺术品模型，人们再对这些模型进行投票、评论和反馈，从而决定是否展示。目前选择的艺术品是来自艺术家西蒙尼·李（Simone Leigh）的《砖房》（Brick House），这件作品会展出到2021年5月，此后还将定期更换。
高线公园完全非营利，也没有任何商业活动，其运营预算均由筹集而来。面对日益增长的参观人数，财政压力也日益上升。目前，其年度预算是1700万美元，而预算资金近三分之一来自庆祝等活动；租用场地也成为一笔可观的收入来源；一些小项目——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餐厅、一些小食品供应商和会员制度，则带来些许收入；除此之外便来自于慷慨的董事会以及慈善家的私人捐赠和基金会的赠款。
在如今这一特殊时期，全球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艺术机构该何去何从成为业界的热议话题。这时，高线公园选择回头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后，政府为公共基础设施和艺术家的创造进行福利援助成为有效措施。
“艺术机构的命运不应该只由办公室和学校决定，公共艺术的概念应当扩展得更为宏大，我们希望政府可以为之出力。”阿列马尼认为高线公园的发展就像人的成长轨迹——“当我们长大成年，欲望随之增长，压力随之增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然“长大”的高线公园需要找到更好、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除财政外，自身面貌的与时俱进是高线公园更为核心的话题。在采访中，阿列马尼笑称：“我们在纽约被宠坏了。”纽约随处可见新颖的公共艺术，以至于人们纷纷习惯于此，然而在绝大部分欧美城市，触目可及的公共艺术皆是玻璃纪念碑、青铜制的历史人物骑马雕像，这些艺术品对大多数年轻一代来说毫无意义。
这也触发了她对高线公园前景的思索——“人们喜欢新事物，但十年后，高线公园就不再是新的了，它将被淘汰。纽约的筹款竞争十分激烈，所以我最大的担忧在于当下模式的长期可持续性。”公共空间的艺术允许人们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在博物馆是不会发生的。“公共艺术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能引发对话。有人会游说，有人会讨厌。但没关系，我们需要学会如何表达并倾听不同意见。”
高线公园，摄影：Timothy Schenck，Courtesy of the High Line
坐在高线公园的长椅上，看着行人如何与艺术进行互动、艺术如何以不同的语言被讨论，方知艺术不必架于神坛，亦不应有任何假设。现在的高线公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空间之一，它见证了曼哈顿西区的艺术轨迹，也带动了这片曾经进退两难的城市土地。站在高线公园向西眺望，落日余晖映射在波光粼粼的哈德逊河上。每一天，无论阴晴，高线公园中的艺术都在等待着一场不期而遇。
独家专访Q&A
切契莉娅·阿列马尼
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高线公园艺术总监
BAZAAR：高线公园的线性空间与时装秀的需求不谋而合，是否有过秀场合作？
切契莉娅·阿列马尼：高线公园的空间本身就是长长的T台秀，它与时装秀的形式非常契合。我们与时装界有过三四次这样的合作，最近一次是与Tommy Hilfiger。
BAZAAR：高线公园与时尚界的联系是怎样的？
切契莉娅·阿列马尼：我们被时尚包围着。越来越多的时尚品牌搬进了西区，成为邻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之间往往会形成友好的伙伴关系。
▲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4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