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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艺术家电影?

于明祎 时尚芭莎艺术 2022-03-18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帝国大厦》(Empire),电影,1964年



自19世纪末电影被发明以来,艺术家们一直在尝试使用动态图像表达。2006年,道格拉斯·戈登《齐达内》一片使美术馆和电影院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于不断尝试中,艺术家电影逐渐走入电影节舞台。美术馆、电影院,再到电影节,艺术家电影需要策展吗?怎样推动该产业的发展?




为艺术家电影策展?


如今,电影的语境已经改变。从“黑盒子”入侵“白立方”(Black Box invaded the White Cube),也就是电影的艺术形式步入美术馆,先锋制作人将电影的壁垒打破、加以实验性的融合,在极快的速度下,电影的艺术性升华了。


路易斯·布努埃尔(Louis Bunuel)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一条安达鲁狗》(An Andalusian Dog),电影,1929年


艺术家电影(Artists' Film)又被称作“其他的电影”(Othered Cinema),在叙事语言上与广义上的电影有明显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实验性强,且更服务于自我观点。如法国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与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 达利创作的《一条安达鲁狗》,便由数组无逻辑的镜头组成,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故事性,并以超现实的情节强调了艺术性,可谓怪诞不经。


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家Anton Giulio Bragaglia《Thaïs》,电影,1917年


但如按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以媒介作为艺术样式的区分方法进行分类,同样使用胶卷拍摄,艺术家电影和广义上的电影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同根生的艺术家电影也对播放场地有一定要求——不像录像艺术一般“接地气”,它仍是存在于漆黑影院的“高岭之花”。


甚至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电影放映室也难“达标”——这个房间是亮红色的,一面有反射玻璃墙,屏幕较小。试想,如果白南准创作的几近“纯白”的作品《电影禅》在此呈现,效果恐怕难尽人意。因此,如何为艺术家的电影策展便显得尤为重要。


白南准(Nam June paik)《电影禅》(Zen for Film),电影,1964年

白南准(Nam June paik)《电影禅》(Zen for film)一帧,电影,1964年


策展实践是艺术家电影发展的核心。彼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在1935年已设置了专业电影策展人。电影院的场地局限、艺术家作品晦涩难懂以及观众缺少流动性,怎样吸引观者走入并愿意为影片停留?这为策展人带来了一定难度。


达达主义艺术家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鬼魂在早餐前》(Ghosts before breakfast),电影,1928年



“蒙太奇”or“长镜头”?


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电影策展人Maxa Zoller针对电影策展曾强调“再现语境的空间条件”(the spatial conditions of the context of representation)之重要性。也就是说,利用策展的手段将艺术家的创作进行外化、物化并呈现在空间中,成为了艺术家电影展览的关键因素。


展览《不是同性恋是变态的,而是他所处的环境:基诺,艺术,现在的环境》(It’s Not the Homosexual Who is Perverse, But the Situation in Which He Lives: Kino, Kunst, Context Now),策展人:伊恩·怀特(Ian White),2009年


这种手法可类比为电影中的“蒙太奇”。2009年,策展人伊恩·怀特在柏林策划的展览《不是同性恋是变态的,而是他所处的环境:基诺,艺术,现在的环境》,将理查德·塞拉的电影在一同性恋俱乐部进行放映。在此,电影策展人针对观影人群来放映电影,为艺术家电影提供了新的阅读方式。


塞拉善用金属,其电影《Hand Catching Lead》是以自己“对抗”钢铁的双手为特色,令狭小黑暗的放映室中充满了男子气概。虽然这不是塞拉的意图,但确与此情此景的观影人群有了联结,产生了新的解读方式。这一策展行为就如电影剪辑手法“蒙太奇”一般,将本无关联的两者放置在恰当语境中,遂产生了逻辑性的组接,观者也更易被吸引。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Hand Catching Lead》,电影,1964年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Transmitter》,铁,4×17.7×18.2m,2020年


再者,不少展览会以“长镜头”的形式以“一镜”给出在阶段时间内艺术家电影的历史性回顾。如上世纪90年代后,英国艺术家对电影和录像进行了广泛使用。其中,“英国青年艺术家”(YBAs)领军人物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于1996年制作的黑色喜剧《Hanging Around》在伦敦海沃德画廊展览《Spellbound: Art and Film》中展出,透纳奖得主道格拉斯·戈登的作品也呈现其中。


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24 Hour Psycho Back and Forth and To and Fro》,电影,2008年

海沃德画廊(Hayward Gallery)展览《Spellbound: Art and Film》海报,策展人:Ian Christie and Philip Dodd,1996年


2003年,以大型回顾为由,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的展览《A Century of Artists' Film in Britain》将时空范围拉至最宽,以近一年的时间展出了来自130位艺术家的170件影像作品。这次展示在多样性和原创性上皆有突破,如同“长镜头”般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艺术家电影进行了回顾。“一镜到底”,百年思潮,千人千面的影像结晶共享同一舞台,可谓饕餮盛宴。


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小野洋子(Yoko Ono)《Apotheosis》,电影,1970年,于展览《A Century of Artists' Film in Britain》上放映,2003年

大地艺术家理查德·朗(Richard Long)Walking a Straight 10 Mile Line Forward and Back Shooting Every Half Mile》,电影,1969年,于展览《A Century of Artists' Film in Britain》上放映,2003年

观念艺术家基思·阿奈特(Keith Arnatt)《Self Burial》,电影,1969年,于展览《A Century of Artists' Film in Britain》上放映,2003年


当然,在不断地实践与反思中,更丰富的策展行为为艺术家电影带来了新局面。走出电影院、走向电影节,也可窥探一二。“蒙太奇”和“长镜头”难以囊括种种,此处不一而足。


走向电影节


荷兰新研究院(Het Nieuwe Instituut)《Spirit Strategy on Raising Free Black Childern》,电影放映装置艺术,2020年,于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没有上映的电影是死的(A film that is not screened is dead.)。这一犀利观点恐怕带给电影人不少压力。放眼中西,经过电影节洗礼的影片不谈取到“真经”,但也算在电影“圣殿”走过一遭,对于大多从业者已是极高褒奖。所以仅在电影院、美术馆放映室上映算不算“纸上谈兵”,艺术家电影能否在电影节有一席之地?


Kamasi Washington《As Told to G/D Thyself》,短片,2019年


事实上,电影节就是一场大型策展,其策划人具有与双年展相同的功能和地位,可被比作策展人。他们也正以自己的品位定义着电影文化的未来方向,有电影界“过滤器”之功效。


2012年,圣丹斯电影节(The Sundance Film Festival)筛选了4042部提交的影片,最终仅选出112部正式影片,可想而知竞争之激烈。而“宝剑锋从磨砺出”——大概率下,竞争愈大,好电影当愈多。


Klankvorm《SVNSCRNS》,视频与声音装置,鹿特丹国际电影节,2020年


除此之外,电影策展也是行业内一直关注的话题。它的历史可划分为三段:从热衷文化政治的实践;到对创新、时事性的偏爱;再变为文化争议的公共领域。某种程度上,电影节也是电影策展层面的实验场所,其短暂性和高度的观众流动性为艺术家电影提供了展览机会。


可喜的是,不少艺术家电影已经在电影节进行亮相。比如,透纳奖获奖艺术家兼导演史蒂夫·麦奎的作品《为奴十二年》已经拿下奥斯卡最佳。虽然不少评论家并不认为这是艺术家电影,但确实扭转了艺术家电影的形象,且已有一些相关电影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虽受众仍小,但早有开局之势。


史蒂夫·麦奎(Steve McQueen)《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电影,2013年

史蒂夫·麦奎(Steve McQueen)《Five Easy Pieces》,电影,1995年,于展览《A Century of Artists' Film in Britain》上放映,2003年


2008年,国际艺术家电影协会在伦敦白教堂画廊(Whitechapel Gallery)成立,并与全球范围内的21个机构合作。此后,这些机构每年都会选拨出一部作品,最终在白教堂进行放映。作为合作机构之一的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Istanbul Modern)就通过举办国际艺术家电影节来甄选作品。


Polina Kanis《The Friendship Tree》,电影,国际艺术家电影协会(Artists’ Film International)入围作品


此外,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艺术方向就结合了多学科,将电影领域扩展到装置、展览和现场表演。借此场地放映,艺术与电影本就相交到极致,艺术家电影自然而然可大放异彩。动态影像双年展(Biennale de l’Image en Movement)、巴塞尔艺术展的电影项目等也为艺术家电影产业创造了平台,以激励其发展。接下来,艺术家对电影的热衷是否会是大势所趋,还是艺术家电影于电影节仅是“一厢情愿”?且拭目以待。


今井纪夫(Imai Norio)《Severed Film》,电影放映装置艺术,1972年,于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策展人:Julian Ross,2017年



电影展当下


尽管如此,艺术家电影依然难成票房热门,其电影展同样踌躇不前。在录像艺术的普及下,大量视频艺术走入美术馆,其观念先行,观者短时间内就可领悟精髓;于疫情肆虐下,无论是电影院还是美术馆皆受到了极大冲击。漆黑影院里的艺术家电影似乎与艺术爱好者愈行愈远。加之它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更使得艺术家电影变得“只可远观,不想细看”。传统的电影展览还有未来吗?电影随处可见,有必要在电影院放映电影吗?

 

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B-Movie》,视频,1995年

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Feature Film》,视频,1999年


再者,或许在艺术家电影创作领域中也存在问题。电影这种最“年轻”的艺术,被艺术家变为了一种媒介。而艺术家似乎也不太会从“电影”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品。这是艺术对电影的“攻城掠地”,还是电影将艺术纳入了囊中?


Hans Richter and Jean Cocteau《8 X 8: A Chess Sonata in 8 Movements》,电影,1955年


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便捷,艺术家现在更容易制作故事片——以电影的形式佐以“艺术家光环”,想必能够博得一筹。乐观来看,艺术家是能够将自由精神带入电影的存在。而作为这个时代的策展人,或许更应将视野放宽,尝试在美术馆、博物馆和电影节外寻找新的可能性。你对此怎样看待?欢迎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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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  于明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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