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一本书让你情有独钟，犹如陷入了爱情？

你是否曾在小时候默默“偷窥”着那些父母从未鼓励、也从未明言禁止的书？你是否曾因得到一本心爱之书而兴奋狂喜？你是否也曾有过奇特的阅读经验？……是哪一本书让你情有独钟、反复细读，犹如陷入了爱情？是哪些句子让你反复咀嚼，颤动过你的心房？……

对书的记忆，有不同时代的烙印，有私人生活的痕迹，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有穿越遥远星辰、时空的相遇。今天，我们分享一篇文章——由著名美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巫鸿来讲述他对书的记忆，节选自《巫鸿：对书的记忆与记忆中的读书》，首发于《读书》2012年09期。

巫鸿（Wu Hung）,著名美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其著作包括对中国古代、现代艺术以及美术史理论和方法的多项研究，古代美术史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1995）、《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1996）、《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2010）、《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2012）等。

小时候家里的书很多，清清楚楚地分成两类：父亲的经济、社会学及诸子百家、二十四史，母亲的莎士比亚全集、小说、诗歌和两大柜《古本戏曲丛刊》。大约从小学和初中起我就开始阅读这些书籍——更恰当的说法是系统地偷窥。虽然大人不曾禁止，但也从未明言鼓励。在那个年代里，母亲在被划成极右分子后就被停止了教职，父亲也因参加撰写“六教授”（即陈振汉、徐毓楠、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经济学意见书而处境岌岌可危。所幸的是家中的书柜还没有被触动——它们的最终解体要等到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破四旧”运动开始的时候，父母决定与其被撕被烧，不如把一些书籍送给喜欢读书的学子。因此，我的表哥巫孟还就邀请了他在北大的一些同学好友来家里选书，大包小包地背回宿舍。保存下来的图书随父母最后去了“五七干校”。几年后原箱由一辆煤车运回北京，开箱后每本都是漆黑一团，裹满煤粉，经过仔细清理尚可阅读。我现在仍然保存着一些，作为那个时代的纪念。 

因此对我说来，“文革”前的那个“偷窥”读书时期竟然会唤起某种浪漫的回忆。常常是父母不在的时候，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暗暗兴奋，从书架上抽出这本或那本，一页一页读将过去，在完全没有知识准备的情况下期待着它们可能透露的隐秘。由于这种心理，也由于处在情窦初开、富于幻想的年龄，母亲的文学书（其中常带有引人遐想的插图）总是更为神秘而具有诱惑力。

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这些人我是知道的，但是乔叟、薄伽丘、司各特、雪莱、莱蒙托夫、司汤达、梅里美、布雷克、德莱塞、斯坦贝克、关汉卿、王实甫、冯梦龙、汤显祖、张岱——这些名字的意义就都必须自己一一发掘。那确实是一种奇特的阅读经验：既无次序又无引导，但并不妨碍书中的文字和图画使我痴迷心醉。我至今不知道从这种阅读中到底获得了什么东西。如果真的得到了什么的话，那可能只是无数既无关联又无实质、如冰雪般的碎片，融化消失在躯体中摸不着看不见的深处。如果这些碎片对我的知识和思想起了什么作用，那大概只是在随后的时间里通过某种机缘被别的什么东西粘结和承载，赋以预想不到的形状。这个形状也许可以被称作某种知识，但它绝不是课堂和教科书中的那种知识的传承与磨合。 

那时候的另外一个读书场地是书店。不知是因为过于早熟或晚熟，在进入了以革命传统自豪的一零一中学以后，便发生了一种对学校的强烈抵制，从初二起开始想方设法地逃学出走。由于当时都是住校生，逃出校门以后就无家可归，只能在街上流浪。那时已是三年困难时期，严冬中的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吸引着我，一个是书店（主要是离学校不远的海淀新华书店），另一个是戏院（如果口袋里有几毛钱就可以买一个后排票连看几场京戏）。海淀书店里的文艺书籍大都放在柜台后面，无法随意接触，但是科技、医药和地理等书籍基本上没有人护卫。我因此可以坐在某个角落里冰冷的水泥地上连看几小时人体解剖学或动物、星相之类图籍。虽然我对理工和科学并无特殊兴趣，但这里似乎比教室更像是属于自己的空间。直到现在，当我回国逛书店的时候，看到坐在地上或楼梯上专心看书的年轻人时总会心里一热。似乎时光倒流，但知道他们所读的肯定不是一样的东西。 

这种零星的知识获取肯定不是我个人的独特经验，因为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来，“文革”前后的读书大多是机缘的结果，少有可能按照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的学科系统循序渐进。即使在大学里——我有幸在“文革”前夕进入了高等学府，因此比“老三届”多了些接触书籍的机会——读书也是一种极端断裂和被严格控制的行为。不但图书馆在1964年以后停止外借封、资、修的“毒草”，即便是与专业有关的学术书刊（我上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也被简化为长不及一页纸的枯燥名单。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更将有限的课程化整为零。我们学院在“文革”之前已经转化为枪林弹雨的政治战场，先是停课搞“社教”，教授之间残酷斗争，随后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被送至京郊的怀柔和河北邢台从事农村“四清”运动。从邢台归来列队重进校园，因心脏病留驻北京的同学张郎郎偷偷告诉我说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将到来，那就是一个月之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家中图书散失的时刻。 

提起这段个人和全民的共同经历，使我惊讶的还不是读书的困难，而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因此而间断读书，并且对书的情感由于其得之不易而成正比上升。童蒙时期偷窥的读书因而被体制化和正规化了：我并不记得因书籍稀少而屡屡抱怨，记得的只是得到一本心爱书籍时的兴奋以至狂喜。随之的结果是一种自发的“细读”：对一本情有独钟的书会重复地读，逐字逐句地读，像读诗一样地读一本长篇小说或回忆录，反复咀嚼那些让自己心房颤动的句子。

这种对书的兴趣从不来自它们在文学史上公认的地位和价值——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而在于它们与自己内心的直觉默契。若干年后在哈佛大学知道了罗兰·巴特的《文本的愉悦》——那是关于“细读法”的西方经典论述，着实吃了一惊。但是与他的后结构主义分析不同，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细读犹如第一次陷入爱情，所感到的“愉悦”是无可名状的向往与迷惑。

罗兰·巴特

在哈佛我也发现了我和美国同学在知识构成上的一个巨大分别：虽然许多书（以及音乐和名画）我都知道甚至知道得更为细致，但美国同学对这些书（以及音乐和名画）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对他们来说这是通过学习得到的历史，对我来说这却是曾经经过的一段生命。

也许应该举些例子了——但这实际上是个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要想真正说清书籍的这种特殊时代价值就必须重构那个时代的压抑而私密的氛围，也需要回顾“书友”之间超过图书的关系以及个人生活中的波折和情感动荡。这都是超出这篇短文的事情，而且我曾有机会接触过并相当喜爱的书也实在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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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如果以阅读的“重复率”（即反复阅读的次数）为准，

大学以前当属《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

1964年到“文革”初曾醉心于《约翰·克里斯朵夫》、《罪与罚》、《忏悔录》（卢梭）、《大卫·科波菲尔》、《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以及雷马克的《凯旋门》。

《约翰·克里斯朵夫》属于大学初期的“个性解放”时期——它是一个许多内心敏感的读书青年都经历过的微型启蒙运动。似乎是初中时逃学读书的经验延伸，我对大学中的思想控制痛心疾首但又找不到现实中的出路。书籍中的虚构人物于是成了比真实人群更加有血有肉的存在。与克里斯多夫一起成为我的密友和知音的还有一些理想化了的历史精英，如贝多芬和米开朗琪罗之类，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把我震动到热血沸腾、不能自已的程度。

对文艺复兴的兴趣把我引向宗教和《圣经》。更遥远的希腊随之进入眼界：一边阅读着三大悲剧家的剧作译文，想象着地中海旁灿烂阳光下环形剧场中的演出，一边在一本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图画本里临摹着帕特农神殿中的残毁雕像。 

《麦田守望者》、《在路上》和《愤怒的回顾》都是六十年代初期内部出版的“黄皮书”。据说这几本书在“文革”期间继续在“老三届”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人中流行，但我们这群人大概是它们在“文革”前的第一批非官方读者，由私人渠道获得之后便成为它们的狂热推崇者甚至模仿者。

这同一群朋友也醉心于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艺术以及“甲壳虫”歌曲——这也都是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宝物。

那时已是“社教”时期和“文革”前夕，对这些书、画、音乐的钟爱（以及我们聚在一起的创作尝试）可说已经具有了某种“另类”或“地下”的性质。但我自己在当时绝无这种明确的历史意识。只是在若干年之后，当一些文化学者开始发掘“文革”前地下诗歌和美术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活动才被写入文字并加以“前卫”的桂冠。实际的情况是：我们那时还太年轻，不像老一辈那样已经沉浮了大半生，知道历史的重量，因此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或沉默无语或自投绝路。我们对现实的反应是更深地钻到书籍、美术和音乐的幻想世界中去。当“破四旧”运动兴起，一个朋友董沙贝——画家董希文之子，也是我们中间最忠实的《在路上》和《麦田守望者》的读者——把书的抄本和家传的敦煌写经藏在穿着的鞋子里边：这是和他身体最接近的私密空间。 

与《在路上》、《麦田守望者》这类内部书不同，《凯旋门》可说是我的一个特殊发现（至少是我以为如此）。在此之前我曾经读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对这本著名的反战作品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西线无战事》电影海报

但是偶然发现的一本《凯旋门》的早期译本，厚厚的几百面发黄的书页，却以其主人公的孤独和冷漠深深地触动了我。整部书给我留下的记忆似乎都是夜景：一个战时流亡巴黎的移民在凯旋门的阴影下徘徊，对着一杯苹果白兰地（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带给我无限的想象空间）沉默无语。

这本书从美院传播出去，在北京的文艺青年圈子中居然获得某种名声。这时已经是“文革”时期了，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作为“逍遥派”的我陷入了夭折的个性解放之后的另一种孤独和无助。克里斯多夫已成过去，我开始醉心于诸子百家、古文小品和《儒林外史》。庄子的《逍遥游》、《秋水》成为我最喜欢的文章，屈原的《离骚》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也成了背诵的对象。《儒林外史》结束于一首我喜欢的词：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风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不一定是最好的词，但却符合了我那时的心境。 

本文在原文的基础所有删节、修改。

巫鸿的在文景

[美]巫鸿 著  李清泉 郑岩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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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史家最富争议的学术专著，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重新构建——一座座零散而无言的坟茔和祠堂，如何诉说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普通家族的懿德？而这些具有明显公共意义的礼仪美术传统，又如何在汉代以后转化为艺术家打造个人历史的艺术行为？

本书尝试打破美术史研究中的门类之别，以“纪念碑”这一西方古代艺术的核心概念为线索，将装饰艺术、图像艺术和建筑艺术纳入更大范围内艺术的发展变化，重构中国古代美术的宏观叙述。

[美]巫鸿 著  文丹 译  黄小峰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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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巫鸿 著  肖铁 译  巫鸿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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