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统编，出版社何以良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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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教育部在4月8日就已经公布《2016年义务教育教学用书目录》，明确了义务教育各学科的国家课程。相比而言，今年的相关政策“姗姗来迟”——关于国家统编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如何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目前尚无定论。此次义务教育教材政策调整涉及人数多、范围广、影响深远，不只是上亿师生、家长在密切关注，出版社、民营教辅商等机构也在期盼相关政策的出台。

2017年4月24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2017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因教育部部分册次教材审定工作尚未结束，上述四个学科教材使用工作将另行通知。”目前，这四科教材的具体调整实施仍未公布。以往为了保证学生教材课前到手，出版社在此时已经开始加印秋季用书，而如今大部分参与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编写出版的出版机构仍在观望，未对三科涉及的一年级及七年级教材用书进行加印。

5月15日，国家统编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门学科教材国家级培训班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开班，各省教育厅（教委）分管负责人和省级教研室主要负责人、省市两级学科教研员与原三科教材出版社相关教材编写人员等参加。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朱之文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朱之文强调，这次国家组织专门力量统一编写义务教育三科教材，不是对原来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单调整，而是着眼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三科教材将于今年秋季学期统一在全国一年级和七年级首先使用，2018年延伸至二年级和八年级，2019年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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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3年内实现统编教材全覆盖

此次教材变动极有可能是继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后的又一标志性事件。根据不同时期教育发展需求，我国多次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了国家统一编撰、出版、发行的国定制教科书制度，几经调整，我国中小学教科书逐渐由编审合一走向编审分离，从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由国定制走向审定制。

2001年，在世纪之交，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针对教材管理进行了说明，指出教材编写实行立项核准制度；中小学教材实行审定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出版发行的竞标，改革中小学教材指定出版方式和单一渠道发行的体制。《纲要》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定期向学校和社会公布经审查通过的中小学教材目录，并逐步建立教材评价制度和在教育行政部门及专家指导下的教材选用制度。改革用行政手段指定使用教材的做法，严禁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推销教材。”

《纲要》的出台使得很多出版机构都能够参与到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出版中。根据《纲要》精神，有实力的出版社纷纷采取行动，参与教材的立项审定，这才有了如今中小学教材的出版百花齐放的局面，目前参与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的出版社有80多家。

就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来说，目前小学语文就有北京版、北师大版、长春版、冀教版、苏教版、人教版、语文版、西师大版等12个版本；中学语文有北京版、北师大版、长春版、苏教版、人教版、语文版等8个版本；中学历史有北京版、北师大版、华师大版、人教版、川教版等9个版本。

从2016年起，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其一年级的有北师大版、粤教版、教科版、人教版、浙教版等16个版本，七年级有北师大版、粤教版、人教版等10个版本。

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组织专家进行《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文科教材的编写，该版本被称为“部编本”。2013年，出版社根据政策也开始修订各自版本的三科教材。据业内人士介绍，“部编本”教材2016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取代原来的人教版教材，其他出版社修订后的版本与“部编本”教材同时使用。

2016年，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总主编、时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这样解释部编教材的编写原因：实施“一纲多本”，虽然调动了地方和出版社的积极性，教材的编写出版呈现活跃的局面，但也出现一些问题，教材的选择使用受到经济等因素左右，不能真正做到选优。另外，教材主要由出版社组织编写，受到一些条件限制，影响到编写出版的质量。为此，中央决定组织编写德育与法治、历史和语文三科教材。他认为，“部编本”教材力图在多种教材并存的情况下，起到示范作用，促进教材编写质量的提升。从2016年秋义务教育多版本教材的使用可以看出，尽管不乏争议，但是2016年之前“部编本”教材还并非是“统编教材”，对原有的教材编写格局并未发生太大影响。

从2016年年底开始，“部编本”上升为“统编本”的舆论逐渐增多。2017年年初，教育部明确将“抓紧完成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后续册次教材编写审查，确保2017年9月开学投入使用。加大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国家统编教材统一使用力度，力争3年内实现统编教材全覆盖。”作为2017年的工作要点。教育部对统编教材的全国推广更加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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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后不容忽视的出版“震荡”

有业者认为，教育部组织编写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文科教材，与近年来的一些教材频频引发社会争议有关，其中语文教材最为频繁。而教育部统一编写教材更能够统一思想，传播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从教材使用上，也可统一组织专家进行教材培训，有利于教师精准掌握教材编写内容，领会编写意图，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统一进行教研活动或教学大赛，有利于教师评价标准的一致，整体提高教师教学、教研水平。但是，也有的专家持保留态度。

对于参与三科国标教材编写及出版的出版单位来说，如若“统编”落实，其带来的影响因素或更多，教材编写成本难以回收、人员队伍面临巨大变动等都成了需要克服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多个相关单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采访时说，从2001年起，出版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培训，积极参与教材编写及出版。如今，教材项目已经成为很多出版社不可或缺的重点出版工程和经济支柱。三科统编或改成更多科教材统编，对个别出版单位将造成不可低估的经济损失。单就2013年之后的教材修订来说，不少出版社在对内容进行修订的同时，还重新编写了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学生练习册等图书，和多家教育技术机构、数字音像公司合作开发配套语文教材的音像、数字资源，建设网络服务平台。随着教材政策的变动，这些巨大的投入、支出都将无法收回，甚至会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使经营陷入被动。

“和教材直接相关的编写、编辑、发行、培训、音像制作、数字资源建设、网络维护等人员面临失业转岗，大家的情绪都处于不安状态中。”有关出版人士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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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后的经营权交由谁？

义务教育教材统编事关重大，“牵一发动全身”，其中，极为关键的有三点，即原有教材的退出机制、新教材的编写出版以及包括教辅、培训等新教材的使用。

有出版社负责人提到，虽然因此遭受损失，承担很大的经营压力，但出版社充分理解、尊重、支持三科课程使用统编教科书的决策，希望得到国家的扶持，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为此，该出版人士认为，教材是否统编并非难点，最为关键的是统编后教材的经营权如何分配。若由原教材编写使用单位按原教材覆盖地域接续做好使用培训、推广工作则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波动，减少资源损耗。“这样做一是有利于队伍的稳定，各社从事教材工作的人员，数量大、学历高，自有教材变动消息以来，难免担心收益下降，思想波动较大，若继续在原教材分布地区由原出版单位经营，大多数人才仍可发挥作用，影响可化解。二是有利于人才作用的发挥。培训的人才队伍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建立起来的，原教材出版单位的编写团队、教研团队、培训团队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只要稍加转变即可投入工作。”

统编之后，教材的变动必然会带来教辅格局的变化。对此，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鲍红认为，三科统编后对于教辅出版总体是好事，“因为每科编一本教辅发全国市场，与每科编多本教辅发全国市场，成本与销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时，它也会导致这三科教辅的竞争更加激烈，市场集中度可能进一步增强”。另外，此前教材由出版机构组织专家编写，出版机构有权对教辅出版进行授权，而如今，教材由教育部统一编写，使用国家财政支出，相关出版社是否还有权收取授权费尚存疑议。

对于大部分出版社来说，在等待的同时能做的就是继续扎实做好其他学科的教材及资源建设，为各地、各校提供优秀教材和优质服务。在做好既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出版领域，积极面向市场，增强自身发展后劲。同时，在必要时，调整和三科教材相关的部门，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适应出版的新发展，更新观念，吸纳、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技能，尽早实现角色转变。据业内人士估计，为了保证秋季用书，相关政策有望在7月前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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