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读 | 2017年度产业报告，专家带你看“门道”——数据背后的三大变化与两大关注
《2017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近日发布（链接：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最新发布！新书品种首次下降，重印书品种首次超新书）。报告较往年相比，有一些变化。例如：
数字出版为什么未列入总营收？
为什么未发布图书出版总品种数？
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为什么未纳入报告？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特别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进行专访，就报告中呈现的数据作权威解读，并预判行业趋势。
受访人：魏玉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采访人：温珮滢（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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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一：数字出版未列入总营收
变化原因：文化产业分类调整，统计口径尚未细化。
问：与往年相比，2017年产业报告的统计口径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字出版未列入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营业收入之内，而是单独列出。那么此次对于数字出版营收数据的统计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与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标准相较都有哪些不同？
魏玉山：报告发布的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总体经济规模等数据，是根据中央关于政府统计的文件要求而形成的政府统计数据。而我国对于数字出版则一直没有正式的统计制度。所谓制度，就是一个统一的标准，数字出版作为新兴的产业形态或者一种新型的出版方式，在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形成的统计制度中并没有固化下来。
2017年以前，国家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中数字出版相关数据不是依据国家严格的统计制度形成的数据，而是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充分利用行业资源，通过对重点出版企业进行调查和汇总形成的数据，因此发布的数字出版相关数据叫作调查汇总数据，而不是统计数据。
今年4月，国家统计局印发《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将数字出版与图书出版、期刊出版、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以及其他出版物并列，归到“文化核心领域”下第二个大的类别“内容创作生产”中“出版服务”类别之下，但目前数字出版的统计口径还未细化。
新标准之下的数据源要发生新变化，而今年发布的统计报告没办法完全按照国家新的制度来进行统计，只能以过去的调查汇总数据来体现。因此，分析报告中将数字出版和整个新闻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业的数据分开。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数字出版政府统计分类注释与统计指标研究，下一步将在此基础上尽快建立数字出版统计制度，开展数字出版政府统计。
问：2017年数字出版营收增长23.6%，这一增量来自哪些领域？
魏玉山：2017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7071.93亿元，其中互联网广告、移动出版、在线教育和网络游戏收入位于前四位，占比达54%。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广告和传统图书的数字化收入仍保持增长，但增速不如其他板块，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的比例在下降。传统出版单位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需增强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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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二：未发布图书出版总品种数
新版书和重印书分列发布
变化原因：与国际接轨，再版、重印数据都归于重印数。
问：去年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降，重印图书品种首次超过新版图书，针对这一趋势，业内分析利弊参半。从专业视角来看，新版图书和重印图书的比例在什么范围内波动是行业健康发展的状态，应该如何维持这种平衡？
魏玉山：今年《分析报告》中，图书版本的统计数据与往年相比有两个变化：一是没有发布图书出版总品种数，二是将新版书和重印书品种分列发布，再版、重印书数据都归于重印数。
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与国际上图书出版品种统计口径相对应——目前国际上对于新闻出版产业分析统计数据的公布情况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只公布新版图书种类的国家，另一类是以俄罗斯、法国等为代表，公布新版书和再版书种类的国家。过去，我国重版、重印书合并统计，且其中多为重印，因此，今年的统计数据中只用重印数来体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国际间的可比性。
从统计数据来看，今年的重印书比新书多出2000种。重印书的比例增高一方面说明去年出版的相当一部分图书质量较高，受到市场和读者的欢迎；另一方面，重印书可以使出版企业投入与营收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关系：一年之内出版过多新版书意味着出版单位要投入更多的选题论证、编辑力量等，而重印书所需的成本则相对较少，一定数量的重印书可以保证出版企业的良性运转。
而对于国家来说，需要平衡好重印书和新版书的比例，这一比例过高一方面说明过去的图书质量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创新能力不足，“光靠老书打天下”，无法保证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业界须处理好新版书与重印书之间的平衡关系，保证市场活力。目前我国重印图书和新版图书的比例已基本达到平衡。
问：如何正确看待库存书？
魏玉山：马克思说，商品如果没有储备，那么就没有流通。实际上，目前库存的概念指出版单位、新华书店的库存书和运输在途的图书总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发行、备货、陈列而准备的图书，而非大多数人认为的“库存是彻底卖不出去的、完全滞销的品种”。由于不同出版社财务处理情况不同，因此很难清晰界定二者的比例关系，因此库存数据不能被简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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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三：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未纳入报告
变化原因：纳入融合发展大框架，不与上市公司、出版集团同列。
问：与以往相比，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的相关数据没有被纳入此次产业分析报告中，原因是什么？
魏玉山：分析报告中公布了六章，实际上在完整版中还有主要针对“出版融合发展”的第七章。其中包括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园区）和融合实验室三部分内容。今年把产业基地（园区）放在融合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叙述，而没有将它与上市公司、出版集团等一同列入媒体版中。相关数据仍有统计，但不作为发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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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纸书市场回暖 童书原创力增强
问：图书出版大类下，哪些细分市场值得关注？
魏玉山：宏观层面上，纸质图书的总品种、总印数都在增长，一些特定的图书板块受到更多出版单位和市场的关注，仍在相对稳定增长。另外，2017年图书总印数从上一年的90亿册增长到92亿册，图书印数的增加是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这说明我国纸书市场有所回暖。
微观层面上，从已经公布数据来看，年印数超过百万册的主题图书和少儿图书的品种数量增速明显，且这两类出版物的发展趋势仍在上升。在少儿出版物领域，原创儿童出版作品在年印数超百万册图书中比例增加，说明我国儿童对于原创文学的认可度有所提升，阅读习惯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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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二：知识服务市场繁荣
专业性更受期待
问：如何看待目前市场上的知识服务发展态势与传统出版知识服务探索方向？
魏玉山：早在2009年，我国国家标准就批准颁布了编号为GB/T 23703的知识管理国家标准。该标准将知识服务中的“知识”定义为四种类型：原理知识、事实知识、技能知识、人际知识。目前市场上存在的知识服务主要侧重于后两种类型，但仍与国际上定义的知识服务类型存在一定差别。
近两年来，传统出版单位已经开始在知识服务领域中做出相关探索，且从目前发展情况看，可以归类于知识管理国家标准中定义的知识服务中的前两类（即原理知识、事实知识）框架之下。目前，我国已经有55家专业出版社做了100多种知识服务产品，但由于技术水平、用户群体、宣传力度等方面的限制，销售情况远不如市场上不断涌现的大众知识服务机构。但是，与辅助阅读类知识服务项目不同，传统出版单位的探索路径仍然应该是依托于自身专业团队建立起来的系统性、科学性的知识服务模式。
编辑：陈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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