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层？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要转应用型
两天前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双一流”之于本科高校，其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将有“一大批”普通本科院校转为应用型，简单一句话却引起了巨大的讨论声，毕竟国际上通行的“应用型大学”跟方案中要在三年后与高职中职在一个体系中同框竞争的应用型本科只是“看起来很像”而已，谁会转，怎么转，愿不愿意转，如何评价……让人浮想联翩。
一个复杂系统中的任何简单变量的都可能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中国的应用型大学方阵呼之欲出，将会对中国高教、职教格局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截图
2月13日，从去年开始就从教育部领导到职教基层教师口口相传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对于职业院校来说，无论是完善由国务院分管教育的副总理负责召集，由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发展改革、财政、国资、税务等多部门组成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还是1+X证书制度试点，其指向和意义不亚于“双一流”之于本科院校，难怪教育部职成司的王继平司长感慨，未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必将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成就！
令人意外的是，方案的出台首先引起的竟然是资本的狂欢，得益于“建设多元办学格局，推动企业和社会力量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2020年初步建成300个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带动中小企业参与。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的明确表态，就在方案公布的第二天，A股及港股职教概念股大涨，这也容易理解，2018年，幼教领域监管政策收紧引发概念板块和相关企业巨震如今还历历在目，政策之威，可见一斑。
如果内容仅仅停留在职教院校身上也就罢了，引起人们无限遐想的是方案的“具体指标”第一句就明确提出，“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这相当于给部分本科高校转为应用型标注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时间表。
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报
本能会生发的两个疑问：一大批是多少？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指的是哪些？
再往下想就更有趣了，本科高校该怎么转（目前大部分所谓的应用型大学并非文件中所指的应用型）？转型之后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支持和政策？转向应用型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些转成应用型大学的院校在招生方面是否会出现问题？如果与高职院校、中职院校在一个框架内竞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个复杂系统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微小改变都可能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何况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层次中突然出现一个“夹心层”，所带来的变化可想而知。
应用型大学是相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指以就业和应用型为办学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而不是以科研为办学定位的本科高等院校。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四千余所大学中，只有近300所是研究型大学，其他的则是应用型大学和社区大学，这其实也是社会发展和就业结构倒逼的结果。毋庸讳言的是，世界最为知名和最顶级的美国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应用型大学，只是知名度限于本土所以不为很多中国人所知而已。
按照目前更多借鉴美国高教经验的改革思路，中国高校更加明确的分类管理是迟早的事情。
其实本科院校转为应用型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早在2014年，教育部年度工作要点就出现了“研究制订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启动实施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2015年11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向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最早见诸于2014年报端的转型高校数字是600所，而对象直指中国千余所地方本科院校，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解释，主要还是由院校申请，是划拨出一部分本科院校，既可以所有专业整体转型，也可以部分转型，如果985、211愿意转型的也可以参与。
2018年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领导指出，应用型高校建设呈现良好势头，‘十三五’期间将在全国范围内支持100所高校加强实习实验实训平台和基地建设，但再没有其他数字的发布。
虽然理论上说，应用型大学发学位证，培养的方向是工程师级别的应用型人才，高职、中职主要培养的是技术中层以及优秀的蓝领人才，他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竞争关系，但由于在课程、师资设置以及校企合作方面上远远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在就业市场上明显将出现混战的局面，这也就意味着三年后将有数百到一千余所本科院校入局与全国1388所高职（专科）院校，8181所中等职业学校（机构）（尤其是前者）同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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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董刚教授认为，“一大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既符合当前实际，又是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要求，是非常正确的，而它们与1000多所高职同台竞技既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这只能倒逼高职进一步明确自身办学定位，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高自己的办学质量和竞争力。
但更值得忧虑的其实是正准备转型的本科院校，毕竟，这个转型可并非简单的概念转换，而是要求学校在师资人才队伍建设、院系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合作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转轨，这对于很多披着研究系大学外衣的地方本科院校来说不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浩大的工程，更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无论对于已经和将要转为应用型的本科院校来说，最迫切要知道的是自己将进入哪一套评价标准，这恐怕也是顶层设计需要优先解决的事情。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的高职经过多年优胜劣汰，野蛮生长，这些年基本教学条件和办学实力都有了极大改善，早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并出现了一些诸如深职院等强校，今年1月，深职院甚至邀请了诺奖得主共建实验室，其实力并不弱于普通本科院校，按照新的游戏规则竞争，很多地方本科院校未必讨的了好去。
更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只是在文件上落实了分类办学，但在评价体系、拨款体系还是向研究型大学倾斜，那么转为应用型对于这些大学的帮助何在？另外，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这种错误却流毒甚广的观念也将带来一些阻碍。
中国目前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中，职业院校毕业生占到七成，因此，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必然趋势，侧重于科研的研究型大学和侧重于教学、就业的应用型大学这样更加清晰的分类也符合实际，更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关部门能够因势利导，才能做大做强中国的应用型大学方阵。
（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副总编辑、学术桥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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