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国际比较研究｜汪溢 崔硼：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困境、路向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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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溢 崔硼.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困境、路向与启示[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29(12):049-058.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3.12.006
教育数字化国际比较研究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困境、
路向与启示
汪 溢 崔 硼摘 要： 数字化转型是教育变革的必经之路。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先行者，英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相关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巩固“科技超级大国地位”、疫情推进是引领英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动因；而其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高校领导力不足、基础设施投入不均衡、数字贫困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框架等核心要素，解读英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尤其是新发布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等，旨在为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参考。基于此，提出构建以组织变革驱动教育要素融合的转型范式，打造以组织统筹为导向、新基建为底座、数字文化为驱动、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的转型机制。建议采取提高战略规划效能，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人才培养新模式；建设双向驱动型数字文化；统筹提升师生数字素养等实践路向。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高等教育；数字文化；战略规划；数字服务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54（2023）12-0049-10
作者简介： 汪溢，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4）；崔硼，通讯作者，吉林大学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博士（吉林长春 130012）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2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吉林省‘双一流’大学全球开放战略实施路径研究”（编号：22YZ0301）；2022年度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智能+’背景下在线开放课程同伴互评策略设计与应用研究”（编号：JJKH20221145SK）；2023年度吉林大学校本应用专题研究项目“吉林大学‘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实施监控评价系统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2023XB02）一、引言
二、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及困境
2020年7月，麦肯锡公司的一项市场调查表明，数字产品在疫情几个月内取得以往7年的营业额，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数字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7]数字化教学产品呈爆发式发展，打破了教育行业边界，颠覆了传统教育行业的运作模式。面对慕课（MOOC）等低成本运营的在线课程，人们开始质疑传统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价值。[8]因此，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重新界定英国高等教育、打造现代化教育品牌，成为英国政府和高校不断探究的关键战略问题。英国高等教育数字转型速度快、弹性足，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教育需为巩固“科技超级大国地位”赋能，以及疫情推进数字化转型纵深发展。
（一）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动因
1.数字经济发展催生数字人才短缺危机
数字化转型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数字化加速了工业4.0的宽度和深度，而后者又带来数字人才短缺危机。在数字化转型中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提升培养质量是英国迎接工业5.0的现实要求。
2018年，据英国教育部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有1,130万人（21%）缺乏全面的数字技能，430万人（8%）不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540万在职成年人（10%）不具备基本的数字职业技能，登记在册的残疾人“离线”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群的四倍。[9]数字技能的缺失对就业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并且情况愈演愈烈。2021年，英国科技行业协会（TechUK）与微软、谷歌等多家大型科技公司携手，共同编写了《数字就业快速发展》（Fast Forward for Digital Jobs）的报告，指出就业市场存在数千个数字职位缺口，而到2025年将新增近300万个数字技能相关岗位，建议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缩小日益扩大的数字技能差距。[10]2022年，该协会再次呼吁英国政府，要关注当前的数字危机。[11]为此，英国政府以服务数字经济为导向，着手加快解决数字技能人才短缺问题。
2.教育需为巩固“科技超级大国地位”赋能
2022年6月，英国发布了最新的《英国数字战略》（UK Digital Strategy），旨在维持英国在数字和科技领域的战略优势，继续巩固“科技超级大国地位”。该战略强调要将数字技能及人才培养作为一个关键领域，提出要扩展数字教育传播渠道、培养高级数字技能、培养公民终身数字技能。基于此，英国政府加大高等教育领域投资力度，鼓励设立新的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转换课程，培养新的数字技能，通过数字权利计划、技能训练营、就业免费课程、奖学金等方式，增加数字技能获得机会，提高民众对数字职业途径的认识。[12]
3.疫情推进数字化转型纵深发展
事实上，在2020年3月之前，英国全面采取线上教学的高校比较少。新冠疫情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高校的学习和教学方式。借助数字技术，英国高校开启全新的数字化教学和测评模式。布莱顿大学直播讲解人体解剖课，伦敦大学为来自160个国家的4万名学生组织了500场远程线上测试。2020年11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发布的《重构教与学：高等教育新黎明即将到来？》（Learning and Teaching Reimagined:A New Dawn for Higher Education?）提出，疫情期间高校线上教学是数字化转型的实验阶段，为未来大规模、高质量混合学习提供了基础和经验。报告显示，因具有便捷、省时、成本低等优点，英国大学生更倾向于使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13]
（二）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
数字化转型为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大学在组织和教学上更具灵活性，教育国际化合作机会大大增加。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速度快、成效高，但目前尚存在领导力不足、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均衡、数字贫困、教师数字素养薄弱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英国高校领导层数字领导力不足
强大的领导力、清晰的组织愿景是数字化成功转型的基本特征。现代大学领导者需具备高度数字意识，能够在数字化转型核心战略领域作出明智决策。然而，2020年10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发布的《以数字为核心：面向大学领导者的2030年战略框架》（Digital at the core:A 2030 Strategy Framework for University Leaders）认为，“高校董事会应具有数字化战略思维的能力”，但“从新冠疫情期间的经验来看，高校领导者亟需提高数字化意识”。[2]
2.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均衡
2022年6月，英国教育部发布《英国教育技术未来机遇》（Future Opportunities for Education Technology in England），提出英国数字教育的最大障碍是教育技术硬件成本和学校预算限制。由于资金短缺成为大学教育技术能力下滑的重要因素，很多大学将投资重点转向云数据，在信息通信技术软硬件的投入减少5%~6%。因此，在未来10年内，教育技术硬件成本及学校预算限制，仍将是教育技术发展的最大障碍。[14]
3.部分学生陷入数字贫困
2020年，英国学生事务办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OfS）提出数字化学习的六个基本要素：数字设备、顺畅的网络、技术支持和维修服务、相关软件产品、训练有素的教师、适合的学习空间，并指出“当缺少以上一个或多个要素时，即构成“数字贫困”[15]。虽然英国高校多次划拨资金进行解决，但数字贫困仍然是学生面对的现实障碍。2021年，英国学生事务办公室制定《2022—2025年战略咨询》（Consultation on Our Strategy for 2022-2025）。该报告提出，学生疫情期间受教育机会不均衡，导致成绩产生巨大差距，并将“促进机会均等”列为2022—2025年的工作重点。[16]
4.教师数字素养亟待提升
数字化教学已成为高等教育教师群体重要的教学手段。数字化转型要求教师掌握新兴技术和数字工具，将课程设计和第三方提供的数字教育内容有机结合，按需嵌入教学实践中。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上的全新转变，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数字熟练度，这对英国高校教师提出巨大挑战。《英国教育技术未来机遇》显示，50%以上的教师认为对数字教育产品不够了解，31%的教师表示对利用数字技能开展教学缺乏信心。[14]教师数字素养和信心不足会对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造成最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英国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需求、教育赋能要求、疫情共同推动的结果。然而，教育机构运行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政府统筹规划，制定全局性、战略性框架，指导高等教育组织制定科学的发展路向，才能顺利解决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诸多挑战。
三、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路向
（一）战略规划驱动路向
英国政府将培养数字化人才列为一项国家战略目标。鉴于所处环境不断变化、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英国政府更加关注数字技术在支撑高等教育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的战略作用。2003年至2013年间，教育部等多家政府和公共机构发布的13项数字战略表明，数字技术被视为推进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重要战略工具。[17]2017年，英国政府出台《2017年数字经济法案》（Digital Economy Act 2017）。该法案强化了数字人才培养的合法性和战略性，规定政府应全额资助成年人参加数字技能培训。[18]
2018年，英国教育部就数字技能三个核心议题向社会各界征询建议。结果显示，制定全新数字基本技能国家标准、完善数字技能资格标准、将政府资助考取数字技能资格证书变为公民法定权利，分别获得82%、60%和86%的支持率。据此，英国教育部制定了基本数字技能资格要求和指导原则，并为19岁及以上公民参加数字技术培训提供全额资助。[19]
在政府国家战略驱动路向的引导下，英国高校非常重视数字技术在机构未来塑造、人才培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数字化转型是大学实现使命的重要方式，被视为一种战略资产，逐渐成为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先事项。
（二）知识、文化、基础设施三位一体框架路向
新冠疫情期间，英国很多高校未能迅速嵌入数字化教学，暴露出高等教育在数字化教学上还存在短板，在应对突发状况时缺乏灵活、弹性的应对措施。2023年3月，为降低由经济危机、教育资源紧张，以及疫情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制定了全新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Framework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框架》）。《框架》涵盖高等教育组织中不同部门和利益相关者，鼓励跨部门协作，促进系统内部对数字化转型内涵的共同理解，[20]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教育要素，主要包括知识维度（知识产出、知识开发、知识管理、知识交流）、数字文化维度和数字基础设施维度，[20]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知识、文化、基础设施三位一体框架路向
《框架》聚焦上述三个维度，明确提出英国高等教育转型最新工作重点和发展路向。
首先，知识产出、获取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框架以知识为核心，辐射知识产出、开发、管理、交流等具体操作路径，主要包括组织社群跨学科研究、制定新的国际化学习项目、支持学习者个性化学习偏好、利用数字信息支持组织决策、打造业务智能服务路径、建立持久校友关系。[20]
其次，数字文化对高等教育机构运行具有直接影响。《框架》聚焦组织机构文化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涵盖创新、协作、信息共享、数字内容创建、工作和教学方法等。《框架》强调数字文化需符合组织使命和价值观，提升利益相关者归属感、存在感和参与感；以人为本，鼓励师生自我评估和反思；培养数字风险意识，制定和监督应对网络虐待、欺凌策略；领导层要发挥数字领导者的榜样力量。[20]
最后，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框架》聚焦基础设施投资、数字扶贫等关键领域，强调在数字投资和采购方式上，要从高比例资本性支出向收入性支出倾斜（如云服务等）；确保数字化规划与其他战略（如教学、评估、研究、国际化、企业合作等）相协调；提高数字领导力和高效治理（如云优先、移动优先、数字优先等），实现战略性数字愿景；加强数字扶贫，确保满足师生中弱势群体的不同需求。[20]
总之，《框架》核心要素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共同表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在于解决技术问题，更需要在数字技术、人力资本和组织运行间找到平衡，突出数字技术优势与以人为本相结合，强调人类批判性思考等认知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三）以数字技术与服务为核心的实践路向
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要求高等教育顺应社会需要开展数字化转型变革。英国各高校针对就业竞争、个性化需求，制定了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愿景和计划。其中，提升数字技术与数字服务是高校数字化转型变革的核心。
2022年，牛津大学发布《信息技术创新：改善数字服务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大学倡议》（iTransform:A University Initiative to Improve Digital Services and IT Infrastructure），规划未来在数字服务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资力度。[21]
爱丁堡大学设计了“数字第一”方案，成立专门的数字治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并提出将在所有服务、流程和系统中应用数字技术，采用全新的数字工作方式，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22]
亚伯大学在《2021—2025年数字战略》（Digital Strategy 2021-2025）中提出，要打造“行业领先的数字组织”，将提升数字技能、网络安全、数字教学设施和教学环境作为重要的改革执行领域。[23]
利兹大学在《共同价值和全球变化:利兹大学2020—2030年战略》（Universal Values,Global Change:University of Leeds Strategy 2020-2030）中提出，将在教学实践中使用最新的数字科技，支持师生发挥潜力，应对数字技术、数据和数字方法带来的挑战，减少数字贫困和其他不平等现象；提供有效的数字服务平台，支持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物联网、机器人、模拟和编程等领域的专门研究。[24]
四、英国经验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
转型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既是高校目前身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我国高校目前面临重新定义组织机构角色，重塑利益相关者关系，加快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解决人才培养、文化建设、教学服务等一系列数字化滞后问题。还需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区域数字化转型战略，促进高等教育良性内生发展。高校可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总体布局，结合自身地域、校情特点，合理借鉴英国数字化转型的有益经验，构建一种以组织变革驱动要素融合的转型新范式，打造以组织统筹为导向、新基建为底座、数字文化为驱动、以人为本为服务导向的新机制。
（一）提高战略规划效能，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技术已成为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的新手段。根据态势分析法（SWOT）涉及的内部优势、弱势、外部机会、威胁等要素，高校应不断提高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战略规划效能，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坚实的数字底座。
首先，优化数据驱动型资源供给服务。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破数据壁垒，放大叠加效应，建立数据系统间有机衔接，全面建设教学、财务、人力资源数字化运行支持体系，实现组织高效化运作。
其次，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硬件条件，建设新型智慧校园。高校应将智慧建筑理念嵌入校园整体设计当中，在教学、生活用地规划、开发、管理和维护上，充分考虑数字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配备专业人员，提供一系列同步和异步远程服务，实现物理、虚拟教学空间的高效融合。利用智能环境中的数据分析，精准识别校园交通和物理空间的使用情况。
最后，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流程。确保数字基础设施在规划上的包容性、安全性、可持续性，实现长期规划、科学投资、定期审查，避免投资华而不实的教育数字平台和产品，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投资的价值。
（二）打造双向驱动型数字文化生态
《框架》表明，文化变革是数字化转型的内源动力。数字文化直接决定着高校处理数字化相关问题的方法，决定着实施数字化变革的深度。良好的组织心态和生态文化，能够反映组织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助推器。相对而言，英国对数字文化的界定更宽泛，真正从理念层面实现数字文化对整体组织的浸润。我国高校应突破以图书馆数字化为核心的单一数字文化建设，打造以人为本的数字文化生态，实现管理层与其他利益相关者间的双向驱动，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自驱式、内涵式发展。提升管理层数字领导能力，实现自上而下驱动。
从内部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组织变化呈现一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发展趋势，而前者是由高层管理人员制定政策和战略，并采取措施使之在整个组织中传播。[25]因此，高校管理层的数字领导能力对数字化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我国高校可以借鉴英国通过投资数字化人才的经验，提升数字领导力的方式。
首先，组织定期培训，直接提升管理层自身数字能力，弥补在数字化决策方面存在的思维和意识差距。其次，优化团队专业结构，设立专门的数字化岗位，直接参与学校决策过程。我国高校可以设立数字副校长、首席信息官、内部咨询员等专门的数字化岗位。数字化岗位负责人应根据数字技术发展变化作出及时调整，创设新的组织愿景、打造新管理模式、研判数字化风险投资、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在教学、服务、研究等核心数字化战略领域作出明智决策。最后，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实现自下而上驱动。以人为本是实现组织发展愿景的核心动力。学校应鼓励师生积极参与数字治理、组织战略决策，共同构建机构数字文化，营造一种创新、共享、协作、安全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三）构建数字人才培养新模式
《框架》提出以知识为核心的四个活动领域，最终落脚点仍然是解决数字人才培养问题。随着教育数字化进入“超越工具性”的新阶段，高校应统筹推进育人模式，重视数字化转型中知识从开发、应用到交流的全过程。
首先，优化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加快数字技术相关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聚焦国家数字化战略紧缺人才，带动企业共商动态培养方案，制定涵盖低端技术人员和高端技术专家的培养目标。在专业课程设置上，要兼顾基础性和专业性，避免“大而全、多而空”。
其次，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育人的“学徒”机制。政府、教育部门、企业应协力打造数字人才链，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数字人才教育结构。通过建立“学徒制”，允许中小企业按比例，以提供数字技能培训抵免税收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专业培训、职业体验或短期模块化训练营，搭建职业需要与技能提升之间的桥梁，真正帮助学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终身数字能力，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长期内源性动力。加强与国内外企业、大学的密切合作，提升知识应用、交流的实际价值，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数字人才。
最后，完善数字人才培养教学和评价体系。教学上充分利用慕课、翻转课堂、云课堂、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教学手段，实现资源共享，提升学生与数字经济密切关联的职业素养。同时，制定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测评手段，利用信息跟踪挖掘、建立数字档案等方式，确保学习者及时获得数字技能的形成性反馈。
（四）统筹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师生数字素养“软”建设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环节。只有师生熟练掌握数字教学的操作流程、善于选择适配的数字技术和工具，才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教育潜力。
首先，统筹规划数字赋能教师队伍建设。强教先强师，政府、学校统筹推进数字素养提升计划，将数字培训（如数字学习、数字研究、数据分析）纳入教师专业发展框架，利用国家级教师研修平台，培养数字化教学技能和信心。培训应针对实践操作和集体反思，重构高质量混合式教学新模式，避免教师在虚拟世界简单复刻传统教学模式。
其次，帮扶数字贫困学习者提升数字素养、弥补数字鸿沟。划拨专款定向培训经济弱势、学习不善者群体，满足学生未来就业需求的数字技能偏好。建立同伴互助、激励补偿机制，鼓励学生实现自由、全面及个性化数字技能发展。
最后，推出行业主导的数字技能认证服务。政府、高校可以与重要的数字化相关行业建立合作，通过培训、测试、发放认证等手段，为学生提供靶向式职业数字技能培训和认证服务。
五、结语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发展的核心战略，涉及数字领导力水平、文化理念、数字素养等多维度协调转变。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束状态。英国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先进代表，在数字文化建设、新基建规划、数字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数字化转型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路线图。我国高校教育数字化转型不能简单复刻他国道路，而应在遵循国家教育政策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独特愿景和价值观锚定发展方向，多措并举，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高等院校须合理规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打造内驱型数字文化，调动所有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实现由上至下统筹、由下至上推动的双向转型；提升师生数字素养，走好“最后一公里”，利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变革。
总之，以国家统筹战略为指导、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建立以新基建为底座、数字文化为驱动、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的新机制，有助于我国解决数字化转型问题，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实现数字中国的步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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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WANG1 Peng CUI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2.Development Planning Divis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编辑：李晓萍 校对：王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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