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国际比较研究｜郭孟杰 闫志利：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热点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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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孟杰 闫志利.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热点与趋势[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29(12):067-078.DOI:10.3969/j.issn.1673-8454.2023.12.008

教育数字化国际比较研究

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热点与趋势

郭孟杰   闫志利

摘　要： 教育数字化是应对数字经济、教育全民化和终身化的战略应答，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将教育数字化研究作为关注重点。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17—2023年科学网核心数据合集和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与CSSCI收录期刊刊载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探索当前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的热点和趋势。结果表明，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的研究领域持续拓展，研究热点发生持续变化，但研究机构与作者仍较单一，相关研究呈现由单项研究、宏观设计、理论探索转向整体推进、微观操作、具体实践的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展望未来，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立足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实际需求，通过国内外合作，凝聚研究力量，加强教育数字化持续研究，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

关键词： 教育数字化；数字化转型；可视化分析；技术赋能；教育治理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54（2023）12-0067-12

作者简介： 郭孟杰，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河北秦皇岛 066000）；闫志利，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河北秦皇岛 066000）基金项目： 2023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职业教育数字化结构范式与行动逻辑研究”（编号：JCZX2023029）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数字化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全民化、终身化的重要途径。研究者确认，教育数字化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过程说”强调将数字技术嵌入教育各要素、各环节，增强教育功能。“结果说”强调运用数字技术推进教育形成新方式、新形态、新生态，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作用。

　　基于此，世界各国相继制定教育数字化战略。2016年3月，德国联邦和经济能源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发布《数字化战略2025》（Digitale Strategie 2025），提出“在人生各个阶段实现数字化教育”^[1]。2018年12月，美国发布《制定成功路线：美国STEM教育战略》（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将网络安全教育和培养数字素养列为STEM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2020年9月，欧盟公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年），决定“建立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教育和培训系统，实现数字教育更有效、可持续和公平发展”^[3]。202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强调“重新构想未来学校，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教育红利”^[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建立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逐步改善教育生态，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就业创业数字服务。同时，也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入应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推动教育数字转型”^[5]，拟通过推进教育数字化，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同年8月，教育部批复同意上海市作为全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以此“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开发更多教育应用场景，不断深化教育理念、教育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模式改革”^[6]。同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智慧教育”，推动“互联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7]。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8]，为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及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

　　然而，数字技术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与功能上的复杂性。对世界各国而言，教育数字化均是一项系统性开放工程。与之相适应，教育数字化研究不可能“闭门造车”，必须树立国际视野，充分吸纳世界各国的先进理念与研究成果。我国教育规模庞大，地区差异明显，必须广泛借鉴域外经验，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数字化之路。

　　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选取2017—2023年科学网（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数据合集（SCIE & SSCI），以及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文献，分析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现状，确定研究热点，展望研究趋势，旨在为相关研究者确定研究领域、目标与方向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文献选取　　本研究主要采取计算机检索与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所需要的文献。　　外文检索：登录科学网的SCIE和SSCI文献库，以“digital education”“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为检索词，时间限定为2017年1月—2023年10月，语言限定为英语进行检索，选取文献类型为综述论文、在线发表，研究方向为教育与教育研究。通过人工排查的方式，剔除与“教育数字化”研究不相关或关联性不强的会议论文、科技报告等，最终得到有效文献1,216篇。选择“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文件格式设定为“纯文本”导出文献，将文件命名为download_E。　　中文检索：登录中国知网，以“教育”“数字化”为检索词，时间限定为2017年1月—2023年10月，期刊类别选择为“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进行检索。通过人工排查的方式，剔除与“教育数字化”研究不相关或关联性不强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725篇。采用“纯文本”格式导出文献，命名为download_C。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软件（6.2.R4版本）进行“主分析”，采用Excel等数据统计工具进行“辅分析”。已有研究证明，CiteSpace作为专门用于解答科学知识结构、分析科学研究动态及研究机构、研究者分布情况等问题的软件，可用于关键词聚类、突现知识图谱分析、作者和研究机构分布等研究^[9]。　　首先，将搜集的1,941篇文献（国外文献1,216篇、国内文献725篇）分别导入CiteSpace软件，将时间设定为1年，主题来源设定为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和扩展关键词。其次，分别以关键词、作者及其所在机构为节点类型，抓取各年度前50位高频数据为研究“切片”，运行CiteSpace生成共现知识图谱、突现及时区图谱、作者及研究机构分布图谱等。最后，综合分析相关研究主题。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总体情况

　　将节点类型设置为国家（或地区），运行载有文献数据的CiteSpace软件，得到如图1所示的发文国家或地区共现知识图谱。图中每一个节点（圆圈）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文量，圆圈越大，表明该国家（或地区）发表的相关文献数量越多，教育数字化研究“越热”。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发表文献的国家（或地区）在同一篇文献中存在的共现（即合作）关系，连线粗细代表国家共现频次的高低，连线颜色与图谱年份一一对应。

　　由图1可见，发表教育数字化论文频率最高的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和德国。五个国家之间以及与其它国家（地区）之间同篇文献中存在复杂的共现关系，证实世界各国（地区）均将教育数字化作为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方向，国家（地区）之间相关领域研究存在较为广泛的合作关系。

图1   国内外教育数字化文献共现知识图谱

　　从时间分布看，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数量均呈现逐年增加趋势（见图2），表明该领域渐成研究热点。其中，2017—2021年，国外文献数量增速明显，显著高于我国；2021年后，我国相关研究文献数量骤增；2023年，国内发文量超过200篇。无论是否排除科学网收文的滞后性，均能说明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祝智庭认为，国家政策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战略引领作用，政策方针往往成为研究者开展研究的第一资源^[10]。2021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15项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政策，可用于解释我国相关研究文献数量骤增的原因。

图2   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发表的数量

　　从期刊分布看，科学网的SCIE和SSCI文献库显示，国外发表教育数字化研究相关论文在25篇及以上的期刊有16种，其中《教育与信息技术》发表相关论文最多，达179篇，如表1所示。中国知网显示，我国有14种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在10篇及以上，其中《中国电化教育》发表多达76篇，如表2所示。除表1、表2列举的30种期刊外，其余国内外期刊多为零星发表。

表1   国外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期刊分布情况

注：依据科学网的SCIE和SSCI文献库搜索分析的结果

表2   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期刊分布情况

注：依据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搜索分析的结果

　　（二）作者和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设置节点类型为“作者”与“机构”，分别得到国内外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如图3、图4所示。其中，节点（圆圈）大小反映了作者或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节点连线代表不同作者或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合作次数越多。　　

　　由图3可见，国外期刊发表文献较多的机构主要为伦敦大学、哈佛大学、莫纳什大学、迪肯大学。部分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了国际合作关系，也有部分研究机构处于独立研究状态，如荷兰开放大学、以色列开放大学等。就作者分布情况而言，约瑟普·卡尔（Josip Car）、罗兰都铎·卡尔（Lorainne Tudor Car）、邦敏·觉（Bhone Myint Kyaw）发表论文数量较多。

图3   国外期刊教育数字化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由图4可见，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开放教育学院、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等形成了研究共同体，且与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具有合作关系。作者中，祝智庭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相继厘清了教育数字化内涵、理论渊源、实践原则、发展路径、数字化要素及框架等关键问题。吴永和、胡姣、杨宗凯等作者也具有较高的发文量。与国外相比，我国大量作者及研究机构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

图4   国内期刊教育数字化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三）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反映文献的核心主题，两个或两个以上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出现即为“关键词共现”。分析文献关键词共现情况，有助于研究者掌握某一问题的研究领域、研究重点、研究方向、知识结构等内容。运行载有文献数据的CiteSpace软件，分别得到国内外教育数字化高频关键词排序（见表3）和国外、国内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5、图6）。

表3   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前10位高频关键词

　　注：依据科学网SCIE和SSCI文献库和中国知网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文献库搜索分析的结果

图5   国外教育数字化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6   国内教育数字化文献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由表3可见，国外教育数字化研究前3位高频关键词分别为教育、高等教育、技术。由图5可见，教育主要从信念、动机、参与、素养等方面进行研究；高等教育主要研究策略、课程、数字化学习、技术增强型学习、严肃游戏等内容；技术主要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计算思维、接受度等方面开展研究。 

　　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前3位分别为数字化、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由图6可见，数字化主要从人才培养、赋能、教育生态、终身学习等方面开展研究；职业教育主要从产教融合、教育公平、乡村教育、专业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高等教育则聚焦在线教育、教育变革、转型等方面。从关键词节点形状可知，数字化、职业教育是国内教育数字化研究的中心。

　　（四）不同时间关键词突现情况

　　运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的关键词时间变化图谱（见图7、图8）。线图最右侧为关键词聚类，每个关键词对应一条横轴，将2017—2023年截为7个时间节点。之后，将时间节点因素融入关键词聚类分析，用于反映不同面对聚类关键词的变化情况。为便于表达，本研究将7个时间节点合并为4个区间进行分析。

图7   国外教育数字化领域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图8   国内教育数字化领域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1.2017—2018年关键词突现情况分析

　　由图7可见，2017年，国外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以在线教育、数字教育、数字技术等关键词为中心，重点研究运用数字技术改善教学设计、设备、学习体验等问题，提出基于数字游戏的学习理念。2018年，拓展到具体游戏和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等领域。马夫里迪斯（Mavridis）等通过对照实验，分析了“游戏辅助教学”“传统数学教学”两种模式对学习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确认在传统教学方法中嵌入数字游戏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11]。索戈（Sorgo）等调查认为，数字“原住民”不一定具有更高的信息素养，也不一定具备处理多种任务的能力，有必要增加信息素养理论和实践课程；建议开展数字化教学资源、数字化评价、数字化教学模式等研究^[12]。马杰尔（Major）等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认为视频资源能够有效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13]。邦德（Bond）调查了德国奥尔登堡大学课堂数字工具使用情况，认为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指导学习的功能尚不完善，需要提高师生信息通信技术技能^[14]。

　　由图8可见，2017年，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集中于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教育等领域，涉及教学手段、学习环境、教育评价、教育资源等4个方面。与国外比较，我国相关研究未涉及“数字游戏”领域，偏重于教材等教学资源的数字化。部分学者研究了教育数字化对提升民族文化认同的工具价值，表达了对“数字技术可能导致教育亚审美化”的担忧。谢敏等研究认为，智能社会信息的不确定性是导致职校生亚审美心理出现问题的关键^[15]。董馥伊以传统花毡工艺历史轨迹、文化艺术价值、图形图像特征等为研究切入点，确认运用数字技术可以改进少数民族传统花毡艺术课程^[16]。部分学者引入发达国家教材出版数字化、职业教育数字化经验，研究了数字教材、职业教育场景创制等问题。关海君认为，教材研究、课程改革是教育优化的两大分支，知识性与趣味性是数字教材的根本^[17]。邓建萍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德国职业和职业教育的影响，认为数字技术带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个人工作转化频率的加快，我国亟需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和职业标准框架^[18]。

　　2.2019—2020年关键词突现分析

　　由图7可见，自2019年起，国外研究者开始关注幼儿教育和职前教师教育等领域，研究重心从教育数字化的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具体实践。部分学者试图将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教师教育，帮助教师达到更高的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有学者结合数字游戏化教学方式，提出数字徽章认证。纽比（Newby）等调查了传统技能认证方式与数字徽章方式对职前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后者更容易激发学习者的学习信心^[19]。米勒（Miller）认为，发挥数字徽章的学业激励和目标设定作用，必须明确数字徽章的使用条件和使用环境^[20]。此后，游戏教学研究逐步转向以学生为中心，众多学者开始有关严肃游戏对提高学生信息素养效果的研究。桑切斯（Sanchez）等通过实验对比传统教学评价和游戏在线测评对改善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证实游戏要素融入教学内容对学生完成短期学习任务具有积极作用，而学生的认知能力是影响游戏化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21]。

　　由图8可见，2019—2020年，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开始转向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以及教育技术、信息素养等方面。陈海军将教育数字化分为数字转化和大数据管理两个阶段，建议加快建立数据统筹管理机制、数据考评机制，建立应用反馈制度，强化数字化平台建设与服务^[22]。

　　与国外重视幼儿教育与教师教育不同，我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数字化问题。兰国帅等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技术专业机构EDUCAUSE发布的报告，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内涵等方面确定了可供借鉴的经验^[23]。赵志群认为，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应在先进学习理论指导下，创设完整的工作过程与学习情境，为学习者提供多种交互学习支持工具^[24]。张晓寒等剖析了信息技术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数字化特征，认为职业院校师生需要具备应对数字化的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等方面的素养^[25]。

　　3.2021—2022年关键词突现分析

　　由图7可见，2021—2022年，国外教育数字化研究继续以在线教育为热点，并开始向数字技术应用、教育数字化评价、数字化场景设计等教育主体和客体拓展，数字能力、问题导向学习、创造性思维等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要素由割裂走向整合。一方面，教育数字化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奥泰加（Ortega）研究了元认知策略在混合学习中对学生学习习惯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影响，确认基于数字技术的混合学习环境使用元认知策略能够指导学生组织学习任务，促进学习动机、理解评估和计划，提高学习效果^[26]。另一方面，教育数字化实践研究向纵深发展。瑞安（Ryan）等调查了播客、网络研讨会、社交媒体平台3种数字化学习形式对神经心理学教育的影响，提出在教育教学和临床培训中引入播客、网络研讨会，可以支持学习者调节、控制学习行为，提高学习效果；而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对教育质量提升的效用并不明显，需谨慎使用^[27]。

　　由图8可见，2021—2022年，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骤增，数字技术、数字技能、教育治理等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研究领域拓展到产教融合、课程思政、乡村振兴等方面。人们对教育数字化的理解愈加深刻。祝智庭等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技术专业机构EDUCAUSE对教育数字化的定义，认为教育数字化是划时代的系统性教育创变过程，并创设教育数字化要素框架^[28]。众多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技术能否促进教育功能、组织结构、价值文化变革以及变革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除教材数字化外，研究者对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基于大数据的微认证项目、智能导师等的探讨，有效丰富了教育环境、教育评价、教学等方面数字化的研究内容；教育数字化与思政教育、家庭教育、公共教育的联系更加紧密，公民数字素养研究开始起步。韩锡斌等认为，公民数字素养包括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信息与数据素养、数字安全和数字伦理素养、数字时代信息化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在网络社会成长过程中“虚实分离的我”实现统一自我认同的意识和能力等5个方面^[29]。

　　4.2023年关键词突现分析

　　由图7可见，2023年起，国外教育数字化研究更加系统化、深刻化。一是研究领域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扩展，关注整个教育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沙勒（Shayl）等调查了美国幼儿家长对远程教育和技术辅助家庭教育的经验及认知，提出幼儿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要加强家校互动，提高教师与家长的数字技能，以及推进数字教学资源的普及化^[30]。二是更加关注教育主客体数字素养研究，并开始审视电子教育、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吉伦（Guillén） 研究确定，数字化教学或数字化科研在具体实践中不仅受到数字伦理、数字流、数字资源的质量等客观因素影响，还与教育者的数字能力、数字素养和专业化水平有关^[31]。三是涌现出对教育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性研究。吉尔（Gecer）等通过个案研究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尽管网络课程能提供灵活、无障碍的学习环境，但由于其互动性差、技术不稳定，可能会降低学生的群体动力感和学习主动性，增加学生的网络过度依赖行为^[32]。

　　由图8可见，2023年以来，国内教育数字化以专业建设为研究重点，并将研究视角拓展到人机协同、数字治理、技术赋能等领域，教育数字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进一步深入。宋亚峰等借助数字技术工具，首次构建以专业大类、专业类、具体专业为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专业谱系图和以产业类、行业门类、行业大类、行业中类、行业小类、职业群为关键节点的产业谱系图^[33]。郝祥军等研究认为，人机协同学习是智能教育发展的重要补充，具有知识导学、互动对话、增强智能三大实践形态，其本质是人类认知与人工认知的协同混合、人机交互和人机互惠^[34]。沈乃丰等分析发现，数字技术为高校提升治理能力与效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高等学校亟待从顶层设计、智慧校园、管理服务、科学决策、数权监管等方面推进数字化变革，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35]。

四、研究结论与趋势

　　（一）研究结论　　1.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进入先进行列，但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　　借助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发现，与国外比较，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家政策支持力度、数字技术进步以及教育体系变革需求的增加，呈“后来居上”之势，研究内容逐步丰富，研究广度与深度逐步拓展。特别是2021年以来，在党和国家一系列教育数字化政策的引领下，研究成果呈骤增态势。然而，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总量仍然较少，与世界教育规模第一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同时，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明显低于美、英、澳、德等国。国外刊载教育数字化研究论文的期刊较多，刊文量较大；我国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刊文量相对较少。其他期刊多为零星发表，社会影响力较弱。　　2.教育数字化研究机构与作者单一，亟待通过合作扩大研究队伍　　比较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机构和作者的分布情况可知，多数文献均集中于少量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及研究者，且研究机构及研究者之间合作的研究文献较少。国外期刊刊载的研究文献显示，不同研究机构或研究者的合作研究明显多于我国。我国期刊刊载的研究文献多集中于少数研究机构和作者，且合作研究成果较少，与国外研究机构与作者的合作更少。即使有部分合作，也未能形成持续状态。同时，我国研究者多为教育技术专业领域人员，大量作者处于独立研究状态，教育学不同专业人员与数字技术研究人员的合作研究明显不够。教育数字化本身是数字技术嵌入教育系统的过程和结果，需要教育专业人员与数字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方能取得理想的研究成果。因此，推进教育数字化进程，必须尽快消除合作边界，形成合作机制，扩大研究队伍。　　3.教育数字化研究领域持续拓展，中外文献比较仍存在一定差异　　国外教育数字化研究领域以高等教育为主，并延伸至幼儿教育、基础教育、教师教育领域，重点研究数字化课程、数字化学习等问题；研究对象聚焦于学生，重点研究认知能力、数字游戏等具体项目。可见，国外研究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人”，即教师运用数字技术改变教学策略、行为、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参与度、认知能力和数字能力。相对而言，我国研究以职业教育为主，高等教育次之。职业教育围绕人才培养、产教融合、乡村振兴、专业建设等展开，倡导“以数字化构建更具沉浸性的职业教育新样态”。高等教育研究聚焦于教育变革、在线教育等领域，在教育出版数字化、思政教育数字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显然，强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数字化研究已成为推进我国教育数字化的当务之急。　　4.教育数字化研究热点持续变化，中外文献比较显示出一定差别　　2017年，国内外研究均以在线教育为热点，国外聚焦于数字教育、数字技术，国内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教育。次年，国外提出“基于游戏学习”的理念，国内研究则转移到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等领域。2019年，国外研究拓展到数字评价、数字技能等领域，以及数字概念化问题，国内研究则集中于信息技术领域。2020年，国外开始探讨功能性游戏、专业学习等问题，国内则聚焦于数字素养、数字校园建设等问题。2021年，国外研究转向青少年数字素养差异、数字行为意向等领域，国内则聚焦于产教融合、虚实共生、学习空间等问题。2022年，国外学者深入开展数字能力、问题导向式学习等研究，国内则多以数字赋能为主题，涉及元宇宙、课程思政、乡村振兴、终身学习等领域。当下，国外研究向初等教育、家庭教育等领域拓展，教育数字化实践趋于成熟，我国则比较关注专业建设、人机协同、数字治理等领域。显然，我国数字化教育研究热点更为丰富，但研究问题的持续性明显不够。　　（二）研究趋势　　1.由单项研究趋向整体推进　　回顾近年来国内外教育数字化研究的历程，明显呈现出由单项研究逐步趋向整体推进趋势。从在线教育到数字技术嵌入教育体系研究，从教材数字化到数字校园、数字环境、数字教学、数字评价，再到教育共同体数字技能、师生数字素养培养研究，研究领域和内容更为广泛，几乎涉及育人的整个过程以及教育的所有要素，基本涵盖教育环境、介体、主体、客体等4个方面，并逐渐聚焦于数字素养、数字技能、数字风险等问题。可见，推进我国教育数字化进程，需要建立政府推动、企业和院校共同参与的纵向合作研究机制，以及不同省市区域、不同类型企业、不同水平和层次学校共同参与的横向合作研究机制，进而凝聚研究力量，拓展研究范围，形成研究合力。通过打通内外各种研究壁垒，形成高度耦合的研究共同体，取得更多的实用成果。　　2.由宏观设计趋向微观操作　　分析国外研究成果可见，已有研究文献均具有由宏观设计逐步向微观操作的转向趋势。发达国家热衷于“基于游戏的教学”的现象表明，其转向微观操作的进程先于我国。我国研究热点聚焦于教材数字化、数字教材开发、教材出版等，有关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动机、态度等的研究明显滞后。尽管我国数字校园建设、虚拟教学等研究文献较多，但与教育“第一性原理”产生了脱离之势。因为数字校园建设得再好，若不能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亦为徒劳之举。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相关研究成果多为宏观论述，研究结论较为主观。就本研究搜集的725篇国内文献而言，未发现有关教育数字化推进框架和标准等内容的报道。尽管祝智庭等创设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框架，并预测了研究重点^[36]，但教育究竟如何向数字化转型、转型具体目标（指标）和标准有哪些、转型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依旧没有明确的答案。　　3.由理论探索转向具体实践　　近年来，教育、技术、高等教育和学生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说明其具体实践未离开理论探索。与国外相比，我国介绍教育数字化内涵、意义的研究文献较多，立足全局设想教育数字化推进措施的文献较少。部分研究成果虽涉及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但由于缺乏实证，难以付诸实践。2021年以来，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文献量实现了骤增，但教育体系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仍处于浅表层面，教育数字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待拓展，研究问题的持续性也尚待加强。推进我国教育数字化进程，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凝聚各方面的力量，立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实际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建立“研究—实践—再研究”的循环发展研究机制，力争尽快取得一些实践性成果。同时，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持续增强我国教育数字化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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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Spots and Trends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Mengjie GUO, Zhili YAN（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Qinhuangdao  066004, Hebei）

Abstract: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is a strategic response to digital economy, educational popularization and lifelong transformation. Man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 on the study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Based on Bibliometrics, CiteSpac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core data collection of Sciencenet as well as the core journals of CNKI and the journals of CSSCI from 2017 to 2023, aiming to explore the current hot spots and trends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search field of ED at home and abroad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research focus has changed continuously, but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are still relatively simple. The related research shows a trend from single research, macro-desig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overall promotion, micro-operation, specific practice.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are still some gaps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in our country.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base on actual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rengthe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e research forces, so as to deepen the continuous research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digitization.

Keywords: Education digit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isual analysi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Educational governance

编辑：李晓萍   校对：王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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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信息化》创刊于1995年8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期刊内容力求全面深入地记录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进展、研究与应用成果和行业发展状况，开展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和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服务于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及时追踪ICT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教育的融合，深度挖掘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服务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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