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叛逆者》导演聊聊“处女座”剧组是怎么抠戏的｜腾讯新闻贵圈
文 | 郝虹
编辑 | 向荣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叛逆者》收官，开放式结局上了微博热搜。
导演周游向《贵圈》透露，这个结局是他们反复调整了很多稿才确定下来的，在拍摄当天还增加了一些内容。类似的文本调整，贯穿了他制作这部戏的3年时光。除了四五十万字的拍摄定稿剧本，光是工作文稿，就有10多万字。
谍战剧《叛逆者》播出后，收视不断走高，豆瓣评分8.3。观众除了探讨剧情，也热衷于“开扒”剧中各类隐藏细节。比如，篮球场看起来不同：1936年的球场，3秒区是钥匙型的；女主角通过黑板报查看接头暗号，黑板报的内容正是当时的时事；英文老师上课时讲授欧·亨利的《口哨大王迪克的圣诞袜》，暗伏后面林楠笙冒险报信，救了朱怡贞的剧情……网友总结，“解读谍战剧彩蛋，也要用谍战的逻辑思维。”
而导演则表示，除了已经被扒出来的，还有大量的细节没有被发现。
《叛逆者》改编自作家畀愚的同名中篇小说，原著仅有四五万字，要将它扩充成43集电视剧并非易事——剧本创作持续了8年之久。这个故事的历史跨度很大，为了达到细节上的真实，在调整梳理拍摄剧本的过程中，周游带着几个编剧做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将细节一一写进剧本中，一丝不苟地呈现在画面里。
对细节的重视，一部分来自题材需要，另一部分则要归功于他的师承——周游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跟随山东影视集团（以下简称“山影”）的张新建导演工作学习实践，参与过电视剧《闯关东》和《知青》的拍摄，并在这两部电视剧中贡献了表演。
从履历上看，周游的作品并不多。2016年，他与孔笙、孙墨龙联合执导网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此后就是《叛逆者》了。不拍戏的日子里，他“走遍大江南北，吃遍各种碳水”，很少在网络上发声，也不是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分子。当《叛逆者》流量与口碑双丰收时，大家开始称赞起这位“新人”。
▲ 6月21日，《叛逆者》导演周游出席叛逆者发布会与观众一起聊拍摄趣事
豆瓣上，有网友写道：“在追《叛逆者》的过程中，我充分感受到了导演的克制、细致和大胆，他给观众留下了非常大的观剧空间，会引导观众去主动思考，而不是被动接受说教。”“他给观众留出足够的观剧空间，我有一种被尊重和被信任的感觉。”这些反馈让周游和制作团队感到高兴，“觉得我们的坚持是非常有效的”。
以下根据周游的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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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新丽传媒董事长曹华益先生给我看了畀愚写的《叛逆者》。虽然小说只有四五万字，但它特别打动我，让我有创作的冲动：里面有很多历史事件，时间和空间的架构比较大，值得挖掘的部分很多，可以做成比较厚实的故事。
当然，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我过去没做过类似题材的片子，希望把剧本做得“实”一点。一方面是因为我曾跟着山影的张建新导演工作、学习多年，参与过《闯关东》和《知青》这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拍摄，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力度和魅力。另一方面，从《叛逆者》原著的气质来看，虽然故事本身有很多传奇色彩，但它非常适合用写实的方法展现，这样最能发挥原小说的张力和魅力。
把剧本做“实”，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要从四五万字的小说改编成四五十万字的剧本，需要扩充很多人物、事件，故事跨越的历史阶段比较多，改编体量很大。我们在李晓明老师的剧本基础上，反复琢磨原小说的气质和精髓，又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调整、改写工作，包括整体篇幅和节奏、故事脉络、人物发展的起承转合、每一对人物关系的梳理，大量贯穿细节和戏用道具的加入……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每一个阶段拍摄剧本的定稿之前，我们小团队内部就自我推翻了三四次。
再加上我决定不要角色的内心独白和旁白，就增加了更多的工作量。我们看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些隐秘战线上的革命先辈，特质就是孤独、隐忍。我倾向于使用更天然的表达方式来表现这种悲伤的气质，而不是加入创作者主观的解释。假借演员的内心独白，其实是在表达创作者想说的内容。我们全剧的风格就是尽量避免直白、强势的价值观输出。
按照这种风格，人物基本没有特别慷慨激昂的台词，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正面战场上的战士那样，有太多直抒胸臆的机会——他们更多是要保护好自己不暴露。这是原则，保护好自己等于保护好了其他的同事。他们每次接头都要抓住机会说两到三件事，因为接头越多越容易暴露。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抒发情绪，相互之间都是非常简单的嘱托和慰藉，比如“活着就有希望”。
去掉旁白意味着，很多关于人物的独角戏必须用实实在在的细节去填充。我们添加了很多贯穿戏用道具，比如《草叶集》、左秋明的钢笔、朱怡贞的胸针等。这些道具能帮助演员在独角戏的时刻，在没有旁白和内心独白的情况下展示人物情感，让观众瞬间贴近这个角色，感受到人物的所思所想。这些都是我们仔细考量过的。
我们的定稿剧本里不止有台词，很多细节都已经清晰地写在上面了。比如出现的音乐、插曲，像《长城谣》和柴可夫斯基的《六月》，都做了非常精细的调查和研究。《长城谣》是潘孑农、刘雪庵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创作的。抗战时期，它被一些抗日宣传队演唱，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剧中，抗战胜利时林楠笙流下泪水，《长城谣》响起。
《叛逆者》的剧本一共做了8年。我接手时，李晓明、秦雯和陈婷已经做了一稿了，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又和历史顾问关景峰老师、编剧李汝俏、张斌，剧本统筹王涓力等人，组成团队，对剧本进行了大约两年的梳理。
我们用很长的篇幅讲述林楠笙转变之前的故事——因为讲的是“叛逆者”，如果让他一早就加入我党，那不就成潜伏者了嘛？
从人物和故事本身来说，在他正式宣誓入党前，遭遇了各种心理的、现实的困境，篇幅越长，他入党之后的坚定和持久性就会越突出。香港是林楠笙人生的最低谷，原来的道路崩塌了，身体还有重伤，又到了陌生环境，疏离感和孤独感备增。这时他听到了《论持久战》，感觉自己被重新点燃，后来他到了重庆加入共产党，我看弹幕里观众都在刷“终于入党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前面实实在在的铺垫，到了那一刻，大家才有期待终于被满足的感觉。
▲ 听到广播里的《论持久战》，林楠笙激动不已，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为迷茫中的他指明了方向
前面的篇幅放这么长，也是有象征意义的。林楠笙代表一类人，他们都是怀揣对祖国和民族未来的关切、憎恨侵略者的广大民众。比如戏里的香港药店老板，有日本人时没法卖药给林楠笙，但他后来冒着雨跑过来送药，因为大家是同胞。这些小人物身上，就能体现广大人民的意愿。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强压下苦苦挣扎、找寻，接触了像朱怡贞、老顾、老纪、左秋明这样的地下党员。他们用实际行动、朴素的语言感召着广大民众，就像他们感染着林楠笙一样。林楠笙听到《论持久战》的反应，就是当时海内外每一个爱国华人的反应。而他此前慎重、漫长的找寻过程，代表了他一旦选择了，就会坚定地、勇往直前地走下去。所以演入党那场戏的时候，我和一龙说，这个入党誓词一定要突出“我”，代表着林楠笙那一刻百分之一万的真诚，那种坚决和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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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部剧尽可能“实”，我们找了很多历史资料。我们去图书馆、去网上搜，找当年拍的图册，想要直观地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影像，包括像朱怡贞这样的富裕家庭，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是山东人，对当年上海、香港、重庆的生活场景和感觉没那么了解。但我们的历史顾问关景峰老师，他就像从民国走出来的人一样。
他对钱币很有研究，那几个历史时期发行的钱币特别乱，他根据原小说梳理完以后告诉我，13年的时间跨度，根据历史事实，如果全部展现的话，应该有14种钱币。
还有枪械。林楠笙刚刚进入上海站时，使用的是M1911手枪，狙击陈默群时是用反坦克步枪……什么地方该用什么型号、口径的枪，基本都写在定稿剧本里，各个部门再根据这些去执行。
拍摄时，我们的道具老师借来很多古董。林楠笙和朱怡贞去小咖啡馆，吧台上放了一台可口可乐机，那也是一台古董。
剧中角色办公室里挂的字，都是经过琢磨的：顾慎言办公室挂了一幅“淡泊宁静”，这是何应钦的字，对应了他曾是何应钦侍卫长的身份；王世安后来当了站长，办公室墙上挂着“丹心侠骨”，落款是中正，这是人物和历史的体现，带点黑色幽默——王世安真的认为自己“丹心侠骨”，但他干了很多特狠的事，这是很有意思的。
再比如林楠笙送给朱怡贞的那个蝴蝶形状的胸针。这个胸针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牵绊，在香港两人在船上和岸上互望，朱怡贞就把这个胸针别在胸前。它为什么是蝴蝶状的？其实我们很早就埋下伏笔了：朱怡贞在朱家公馆的房间里就有蝴蝶形状的装饰，林楠笙住在她家时，很细心地注意到了她的喜爱，才会选择蝴蝶状的胸针送给她。朱怡贞收到这个胸针的时候，她家在上海的公馆已经易主，父亲也不在身边了。这个胸针不仅是爱情的象征，还有对往昔岁月和家的怀念，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回去找找看，朱怡贞房间里那两个蝴蝶装饰也是古董，是我们美术老师卖面子找朋友借来的。
还有服装造型。我们戏里，除了保证制式服装的准确性，还有很多服装只出现了几场戏。比如篮球场上，朱怡贞穿的申江大学的运动衣；1948年林楠笙和蓝心洁打猎时候的猎装等等。这些服装既符合那个时代，又体现角色和故事的气质，非常难得。再比如老顾和老纪接头的时候穿的长大衣真的很酷，我好几次都被帅到了。
各个部门的辛勤工作都加强了全剧的整体质感，在观看过程中，可能无法被一眼看到，但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你会觉得非常不适。就像很多时候，我们体会到某样东西很好，你可能说不出它哪里好，但如果把它去掉，你就会觉得没那么好。
有观众说这部剧中的爱情戏着墨不多。用老百姓最熟悉的话来解释就是，你不能没正事。
梳理《叛逆者》的爱情戏时，我们一直在探寻一个问题。朱怡贞跟林楠笙一定是有爱情的，但这种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聚少离多，但情感浓度和炙热程度又是那么始终如一，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他们这种感情？
这种感情要既符合人物和故事，又要符合历史年代。你侬我侬在今天可能是合适的，但在当年，在他们这样饱含革命理想的人物身上可能既不合适，也不实际。
我们在找寻的过程中觉得，这种情感里有爱情的成分，但更复杂。林楠笙和朱怡贞先是通过《草叶集》打开了一扇门，开始交流彼此对祖国未来的理想，有了共同认知，然后才形成了情感。
▲ 林楠笙与朱怡贞通过《草叶集》里的诗句交流彼此的理想
他们的情感是建立在革命浪漫主义之下的。在抗日战争中，不管他们身处哪个阵营、哪个党派，他们都是联合抗日的中华儿女，他们的情感当中还包含战友情、同胞情，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互相支撑和温暖。虽然表现方式比较简单，落实在实际行动上，可能就是为对方煮一碗面，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食物，那么温暖，有无比浓厚的情感在里面。
因为组织需要，朱怡贞必须撤离香港。他们在湾仔三号码头告别，一句话都没有，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边，两人相望，无言即是千言万语。这也印证了两人互相之间的嘱托“活着就是希望”。那一刻，即使置身人群中，也只有他俩能懂对方。这种情感，再隔多少年也无法被别人替代，就是那么刻骨铭心。
这是他们情感的历史背景，很真、很浓厚，带有极强的复杂性。我们发现观众的接受程度挺高的。一开始，观众希望他们更多地在一起，现在，他们在一起的篇幅虽然少，没有谈情说爱的语言，但情感浓度大家都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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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挑选演员的过程很顺利，现在的演员基本都是我心中的第一人选。演员们也挺喜欢各自的角色，加上时间合适，都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将角色展现得更好。这种正向的感觉特别好。
朱一龙扮演的林楠笙特别不好诠释。林楠笙跨越的历史时期比较长，剧情大开大合，中间悲情的东西又很多。朱一龙天然有种深沉的气质，又蕴含了巨大的张力和爆发力，这在我看来特别难得。
在面对同志的牺牲、自己理想的坍塌时，他有饱含深情的表达，同时又那么内敛，层次清晰而细腻。
▲ 朱一龙在剧中多次挑战需要极大爆发力的戏份
有一场戏，林楠笙在香港，低落无助，桌上摆了一溜止疼药片，他在桌子上深情地弹《六月》，弹着弹着泪流满面，一条就过了。
还有一场戏，林楠笙亲眼目睹“邮差”顾慎言牺牲，强忍着悲痛转身离开。本来，他是来抓“邮差”的，结果6年之后，他和邮差成了战友、同志，终于第一次与“邮差”面对面，说出“你好，邮差同志。”没过一会儿，邮差同志就在他面前牺牲了，既保护了整条情报线，又掩护了他。
他在无人的街巷中行走，一边走一边哭，但他不能痛哭，否则会把别人招过来，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样老顾就白牺牲了。他要饱含深情，又要压抑自己。拍摄前，我们只是大概走了一遍路线，没有试戏。这么大情感浓度的戏，试一遍，可能体力就消耗尽了。
拍完一遍以后，我们都趴在监视器前看。一龙跟摄影师分别在我两边，当时，摄影觉得拍摄上还有些瑕疵，想要更好地运镜。一龙在创作上对自己挺苛刻，就说导演，再来一遍，我再酝酿一下。
我琢磨了一会儿，跟他说，咱们不用再来了。我觉得那一条的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除了林楠笙，我们对剧中其他角色的塑造也很花心思。剧本创作阶段，我们就对两个主要女性角色进行了调整，想让她们既符合当时的人物，又有一种现代的视角。
志文老师和李强老师成功塑造过很多类似的角色。但是年轻的这些演员，演年代戏比较少，很多都没演过特工，那么我们就会在形体、语言节奏上进行一些规范。比如林楠笙的同僚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都是在军统体系下的，所以行走坐卧，不能特别懒散。
但是除了这些整体上的要求，我觉得更多还是靠他们自己对人物的体会和表现力。
开机之前，我们包括服装、美术在内的整个主创团队进行了剧本围读。拍摄脚本中也把很多细节写了进去，方便各部门明确这部剧的质感。整体难度其实很大，但大家都尽心尽力。这部戏一共有600多个场景，这是非常吓人的。我们没有主场景，戏量最多的一个景也就拍了5天，最多时一天杀青过6个景。现在观众的肯定，对我们既是鼓励，也是包容。因为时间比较紧，不然我们还可以雕得更细一些，可以更锦上添花。当然，现在整个剧的底子和架构已经很好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内，尽心尽力实现比较好的完成度。
大家对我们的片头片尾评价也很高。因为这种形式上的美感，观众能够在欣赏的同时看到字幕里每一位为这部戏付出的工作人员的名字。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不是一人之力就能完成的，是大家点点滴滴共同的努力，这真是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