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县长、行长、董事长坐下来聊融资，他们会聊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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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报记者集体采写

融资难、融资贵，这一困扰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多年的难题，在今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今年6月以来，相关部委密集行动，从货币、财政、信贷等维度，“几家抬”共破难题；银行亦被动员起来，增量、降价、提速。

几个月下来，成效如何？9、10月份，上证报记者陆续采访了北京、广东、江苏、浙江、河南、湖南等地的银行行长、县长、民营企业家。调研结果显示，先期政策效应正在逐步释放，部分小微企业已经感受到资金“滴灌”，但是部分大中型民营企业仍喊“渴”。

在中国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里，以银行行长、地区市县长、企业董事长为典型代表的三方，对资金端口有着“和而不同”的微妙关系：他们怀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行动背后的目的天然有所差异；他们又是资金端口的互惠者——没有好的经济、好的企业，就不会有好的金融、好的银行；他们更是资金端口最敏感的相关方——既咂摸过融资枯涸时的举步维艰，也品尝过融资丰沛时的神清气爽。此次调研，上证报记者深入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单元，详尽采访这三方的所思所想，反映事实、换位思考、贡献智慧，共同寻找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的突破点。

“9月中旬，我们当地建行主管信贷的支行长主动给我电话，让我去行里坐坐，谈谈放贷的事情。”江苏盐城某县一位建筑公司负责人告诉上证报记者。

放在去年乃至今年上半年，这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然而这次他却婉言谢绝。因为不久前当地农商行和常熟银行刚给他的公司批贷1500万元，一解项目资金的“燃眉之急”。其中，农商行1000万元的批贷流程不到10日。

在“几家抬”的政策指挥棒下，发生在苏北小城的这一幕，正是“融资难、融资贵”困境逐步缓解的缩影。政策传导已经开始见效。

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破解这一困境的征途依旧关山重重。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仍喊“缺钱”。看来，要让董事长们完全“解渴”，并非一日之功。

金融圈的行动

部委的行动在6月份就密集起来。宏观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定向降准、增加再贷款额度、财税政策激励、加强贷款投放监测考核等，被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总结为“几家抬”的形象称谓。

在政策的指挥棒下，银行也已行动，扩大信贷投放、优化投放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今年9月，工行董事长易会满带队，奔赴绍兴与小微企业主“面对面”。

在银行的统计口径中，面向小微和民营企业的贷款开始呈现量增、价降、速提的趋势。今年前9个月，工行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余额以及客户数持续增加，目前该行民营企业融资余额接近2万亿元。建行深圳分行相关负责人给出了一组数据：截至8月末，该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是2014年末的11倍，今年该类贷款增量在对公贷款增量中占比达到50%。

此前，银保监会明确要求大中型银行发挥“头雁效应”，压降对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据易会满介绍，截至6月末工行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26%，8月份进一步下降至4.64%。

中小银行也不甘人后。浙商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市场营销中心总经理刘平说，8月份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利率已较上半年进一步下降。

地方监管部门也在督促银行下调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北京市银监局副局长蒋平介绍，辖内法人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目标降幅为13BP，最高目标降幅达63BP。

“县农商行的贷款比基准利率上浮了30%，其实四大行的利率更实惠。但是从流程上看，农商行的速度更快，资料和手续也简单，所以我选择去农商行贷款。”在价格和效率方面，江苏盐城这家建筑公司的老板选择了效率。银行批贷提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银行也在做出改变。建行深圳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普惠金融业务注重效率和风险的流程管理，该行在小企业经营中心嵌入流程监测系统和大数据合规系统，通过自动化管理让办贷效率大幅提升，从受理到完成审批时间缩短至2天，是以前的十分之一。

此前，涉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时，民营企业多与小微企业同时被提及。但是大中型民营企业面临的难题以及银行提供的服务，与小微企业并不完全一样。9月18日，人民银行召开座谈会，专门了解大中型民营企业融资情况。易纲指出，人民银行按照市场化原则，向有前景、有市场、有技术但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稳定民企融资，增强市场信心；同时制定切实有效措施，支持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和企业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解决好本地区部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努力

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中部省份某县一位副县长告诉记者，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方案、化解措施，由县政府出面为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牵线搭桥，与银行形成“同进共退”机制，全力帮扶有发展前景但受担保拖累等暂时面临经营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

具体而言，这种帮扶模式一般应用于本身资质良好、风险承受能力强、愿意履行担保代偿责任的企业，由政府部门提供保障措施，企业作出帮扶资金使用承诺，银行通过贷款平移、费率减免、担保置换和暂缓起诉追偿等举措为企业争取休养时间，起到“活血化瘀”的功效。

在这位副县长看来，这种化解措施能有效解决各银行思想难统一、行动不一致的问题。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促成金融机构达成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贷款处置同进共退协议，力争在处置过程中扮演“一致行动人”角色。由于采取以上措施，该县金融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

大城市的“手笔”更大。深圳市政府于9月印发《关于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宣布设立总规模30亿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基金、设立初始规模为20亿元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政银担保合作新机制等。

同时，深圳鼓励银行对辖内符合授信条件但遇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继续予以资金支持，不轻易抽贷、断贷；市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对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的无还本续贷贷款，按照单笔贷款金额的2%给予奖励，单笔贷款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

浙江一家大型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为当地政府点赞，“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召集银企协调会，帮助公司协调银行续贷问题，千方百计帮助排除系统性风险，非常给力。”

另一位浙江省民企董事长告诉记者，地方政府一般不出面干预企业的正常运作，但是在企业出现比较严重的资金问题后，会尽量出面协调解决。比如，去年该集团担保的一家中型民企被多家银行抽贷，市金融办出面召开协调会，帮助企业解决其与银行和担保企业之间的矛盾，保证企业正常运营。

各地的情况也有差异。“政府方面从来没有问过企业融资需求。”华南某省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称。

董事长的冷暖

这端是银行“送水”，中间是政府协调疏通，那端的感受又如何？

“我是8月下旬开始申请贷款的，材料递交齐备后，当地农商行10天就给我批贷1000万元；常熟银行需要报市行、总行批，20多天批下来500万元。”盐城的一家建筑公司负责人称。地方财政的担保公司主动为他提供担保，担保费1.2%，“其实只要政府的担保公司给我们担保，银行基本都愿意放贷。”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9月中旬当地建行主管信贷的支行长主动打电话邀请他去行里谈谈放贷事宜，“以往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去年、今年上半年都是我们追着银行求贷。”

中小企业已经尝到“甘露”，但是规模以上企业却还是直呼“渴”。上证报记者采访了5位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只有1位深圳高新科技企业的董事长感觉到银行的贷款额度比上半年有所宽松，另外4位均表示没有感受到政策效果。

记者在深圳调研时也发现，当地银行普遍认为，因为政策倾斜，深圳小微企业今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不严重，但产能过剩行业、政策不鼓励的行业的民营企业确实很难融到钱。

广东一家上市民企总经理坦陈，目前公司的流动贷款问题不是很大，但在固定贷款方面出现点问题。公司在2017年通过增发进行募投，增发认购已经完成，募集完资金并进入建设阶段，该募投项目还需要一定的银行配套资金。去年，公司获得某行广东省分行的授信，并在今年初拿到500万元的初期贷款资金，但之后银行突然断了资金的提供。

“银行方面的说法是，公司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去拿这笔贷款。公司方面则认为，公司需要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分阶段提贷。毕竟资金是有成本的，一次性提完，会降低资金效率，加大资金成本。”这位总经理向记者“吐槽”。

债券融资方面，一家电气行业龙头企业的董事长称，今年7月因市场环境不佳，集团被迫取消了到期中票的发行，并用集团流动资金归还了此笔债务。该董事长还提到：“信用评级公司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区别对待，对民营企业要求很严，这不公平。”

他指出，除了正常的银行流动贷款以外，集团融资途径就是开银票以及股票质押业务，目前二级市场低迷，很多机构或银行基本不做股票质押业务了。

“经济运转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像我们集团这种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自然经历过几轮经济周期。随着金融模式越来越多样化，企业在资金环境调整中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位董事长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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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任编辑：张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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