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证报的故事│管涛：上证报见证我的职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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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上海证券报创刊三十周年。而我是1992年8月份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至今已有将近三十年工龄。我与上证报有较多交集，上证报基本见证了我的职业成长。

我同上证报结缘是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期间。1993年8月份，我结束为时一年的基层实习回到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分到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工作。1994年初，恰逢国家实施重大外汇体制改革，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并非指单一盯住美元，而是指相对并轨前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现在境内人民币外汇买卖使用统一的市场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与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全国外汇市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

这奠定了现行外汇管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涉及到许多重大制度变革（如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银行结售汇制度、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等）。牵涉面广、敏感性强，因此，改革和宣传任务都非常繁重。我于1993年底从综合处调入政策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1994年初，全国外汇管理工作会议部署外汇体制改革工作期间，我被指派专门负责对外媒体联络工作。这开启了我与境内外媒体二十多年的渊源。

上证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市场媒体确实不同一般。当时，外汇局有重大消息对外发布的时候，主流媒体大都采用我们提供的新闻稿直接对外发布。而上证报记者拿到新闻稿后，还要加工润色后才见报。我问跑口记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解释说，因为上证报是市场化媒体，新闻报道要强调个性化、差异化，更加突出新闻性、可读性。

后面，我和上证报记者成为了朋友。他们时常向我约稿，让我写一些豆腐块文章。这培养了我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因为我初期的许多豆腐块，实际上就是一问一答的口径。这是我同一般的部门新闻联系人的差别。他们大都只是负责部门与媒体之间的联络、协调，而我很多时候还给媒体直接提供口径。特别是当时信息公开、政策透明度意识远不如今天，很少人愿意这么做。

外汇局的小环境一直比较好。历任外汇局领导对舆论宣传工作都比较重视，经常强调要注意发挥预期引导“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也给我媒体联络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很多时候，我写完豆腐块，经正常程序审核后非正式对外提供。这既联络了感情，也提升了自己。甚至1998年我被公派出国留学，暂时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如火如荼，上证报记者还向我约稿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对中国改革开放有重要借鉴意义，建议我密切关注危机演变，撰写相关评论文章。

起初，在上证报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几百字的豆腐块。到了后期，上证报经常给我发表两三千字的大块文章，成了我重要的学术阵地。2015年离开体制后，上证报继续经常向我约稿。只是那时候人比较懒，没有开专栏，所以文章都是时断时续。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以本名对外发表。有些时候，碰到敏感问题，则以笔名对外发表。因此，我在上证报上发表的文章应该多于能够查找到的文章。

除了发表评论文章外，上证报的记者还喜欢经常就一些外汇政策问题对我进行采访，即便是2008年底我从综合司（1998年机构改革，外汇局政策法规司与办公室合并成综合司）调到国际收支司主持工作，不再负责对外新闻媒体的联络以后。2015年之前，记者经常向我咨询一些口径之外的东西，以便更好把握对外报道的角度。

2015年之后，我离开了体制，上证报对我采访就更加频繁了。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我现在对口上证报的记者不是一两个，而是好几个。所以，以前的跑口记者我还能记住名字，现在却记不住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所以，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

非常珍惜与上证报近三十年的缘分。祝愿上证报越办越好！为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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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任编辑：张晓光

监制：浦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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