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上证报的故事│潘福祥：我和上证报的“大智慧”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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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上海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我由于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证券投资学”课程的缘故，时不时会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些个人的市场研究和评论文章，所以和当时上证报专题部主任张志雄比较熟络，经常有事没事地凑在一起吃饭聊天，几瓶啤酒下肚便海阔天空地开始上下五千年地神侃。张志雄虽然不是经济金融专业出身，但是人很聪明，也具有非常敏锐的新闻直觉，很善于从不经意的聊天中捕捉饶有趣味的选题，常常是刚刚喝酒吹牛的谈资，转眼就变成了他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的雄文。我经常打趣他“具有小报文人的特质”。后来张志雄在《财经》杂志的专栏文章拥趸者甚众，成了“财经达人”，想来真不是偶然的。

1994年下半年有一天，张志雄拿着一本《读书》杂志和我说，吴敬琏老师写了一篇《何处寻求大智慧》的文章，讲证券市场应该摆脱追涨杀跌的“小聪明”，要从经济发展的格局中寻求“大智慧”，问我有没有兴趣就此做些文章。当时正值上海股市从300多点向1000点大反弹的行情如火如荼的时候。我说大家被一年多的熊市跌怕了，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行情赚些钱，哪有人关心这么严肃的话题？股市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又开始了跌跌不休的寻底之旅，人气重归散淡。1995年年中，我陪上海电视台记者去吴敬琏老师家中，采访老先生对宏观经济的看法。席间谈到股市，又提到了“大智慧”问题。联想到自己从1991年9月开始在清华给学生上证券投资学课程，研究价值投资的基本理论，但是面对投机性的股市暴涨暴跌的现实，时常大有“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无奈感。我突发奇想，当场和吴老师商量能不能以“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为主题在报纸上搞一次征文，得到吴老赞同。我马上打电话给张志雄，问上证报能不能拿出几个专版来刊登讨论文章。他满口答应，说他的专题部干这个事最合适不过。

一周以后，我飞到上海，和张志雄做了个基本策划，初步确定了讨论的整体结构和分阶段的拟议主题，并以一年前《读书》杂志刊登的陈彩虹《给点大智慧》及其吴老师的回应文章《何处寻求大智慧》作为讨论的开篇引文。为了向读者交代清楚发起这个大智慧讨论的初衷，我用对话形式撰写了一篇主持人絮语《证券市场的思想解放运动》，并特意引用了曾国藩写给弟弟的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期冀着通过痛定思痛的反思引起更多市场参与者的共鸣和对证券市场摆脱困境的理性思考。张志雄读完之后一边夸赞，一边大笔一挥，把絮语的标题改成了《百战归来再读书》，让我顿感自愧弗如，暗叹“小报文人”画龙点睛的功夫了得。

虽然上证报用整版篇幅隆重推出的“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讨论对细心的读者会有些触动，也有不少人神神秘秘地打探这个讨论的“背景”，但是整体的读者反应并不热烈，主动参加讨论的来稿寥寥无几，我们向股市各类知名评论家的约稿质量也难以令人满意。按照每周一版的节奏坚持了两三期后，讨论开始面临无疾而终的危险。稿荒最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拿出写博士论文的劲头，连续几期都是靠用三五天刷出一版8000字文章的节奏支撑版面，于是《关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基点的思考》《关于股票市场若干理论功能的反思》《我国证券市场持续震荡特征的成因分析》等纷纷出笼。多年以后，回头再读这些匆匆而就的急就章，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为当年曾经有过的激扬文字而偷偷孤芳自赏。当然文章太多实在不好意思都署自己的名字，除了那篇主持人絮语实名外，其他文章都用不同的笔名，以免读者以为我是自恋狂。

大智慧讨论那段时间我隔两天就会到上证报跑一趟，在张志雄专题部的办公室、在报社楼下的小餐厅一侃就是几个小时，俨然一个上证报编外人员，和专题部的多位记者编辑成了好朋友，友谊持续了几十年。志同道合者的心相契合效应开始发酵，慢慢地，大智慧讨论苦苦坚持的效果显现出来了，一大批经济理论界、金融界和从事证券市场监管与制度设计的久负盛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开始走出学术象牙塔，走出政策论衡的坐而论道，第一次齐刷刷地齐聚上证报的大智慧讨论，围绕着“炒股票”这个当时多少还带有偷鸡摸狗性质的“下里巴人”话题直抒胸臆，探讨中国证券市场如何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作用、如何在规范和发展中摸索出一条广大投资者分享经济成长成果的理性投资之路。一时间大咖云集，纷至沓来的稿件让我们有些手足无措了，大智慧讨论从开始的“稿荒”变成了“版面荒”，由每周一版，逐渐过渡到每周两版三版，最多的一周出了五版，但是仍然无法承载众多满溢真知灼见的文章。再想发占据整版的稿件早已不可能了，都是一律压缩再压缩，编辑们常常面对着字字珠玑的文章觉得难以割舍。现在回想起来，非常佩服当时上证报领导的远见和担当，在纸质媒体时代版面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能够有魄力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拿出30个整版发表了20多万字的百余篇文章，为新生的证券市场进行了一次足以载入史册的理论启蒙，居功至伟。

大智慧讨论进行到后期时，我和张志雄开始探讨如何“收官”。初步计划是开一个会（现场研讨会）、出一本书（汇集所有讨论和研讨会观点的文集）。鉴于大智慧讨论这时已经成为证券界的关注焦点，所以这“两个一”操作起来顺风顺水毫无困难。远东出版社刘冬冠老师捷足先登帮助落实了书号和文集出版事宜，国泰证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慷慨解囊，赞助了在银河宾馆召开的三天研讨会的全部费用。这个过程中令我们惊喜的是刚上任不久的中国证监会周道炯主席专门给研讨会发来了贺信，对“大智慧讨论”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做出的有益探索给予了热情鼓励和积极肯定。有个有意思的花絮，当时周主席的贺信是直接发送到上证报的传真机的，计算机打印的贺信落款是周主席的亲笔签名。编辑部立刻安排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发贺信。晚上当我和张志雄在小饭馆举杯庆祝时，突然接到上证报领导的电话，问我们怎么能够确认这封贺信确实是出自周主席之手？是呀，如果是个恶作剧的乌龙就闹笑话了！我们只好连夜委托上证报北京记者站，让驻京记者紧急联系证监会办公厅，终于确认了贺信的真实性。

1995年8月在上海银河宾馆召开的“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高级学术研讨会是一个群贤毕至的思想盛会，长长的与会者名单称得上是90年代中国证券市场最具代表性的智者名录，吴敬琏、萧灼基、杨培新、曹凤歧、李扬、樊纲、钟朋荣、高西庆、徐雅萍、王国刚、邱晓华、龚浩成、陈彪如、宋承先、张军等几十位蜚声中外的权威人士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最让我难忘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先生在会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他作为上海股市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大家分享了对证券市场承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责任的理解和思考。在会下聊天时，尉总和我说，今天的研讨会可能是他以交易所总经理身份参加的最后一个公开活动了。几天后传来了尉总辞职的消息。

往事并不如烟。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30年不平坦的发展历程，早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地位的资源配置中枢，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也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进步。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上世纪九十年代股市发展初期那场“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讨论粗疏和稚嫩之处比比皆是，但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如今价值投资已经成为证券市场广大投资者知行合一的理性共识的情况下，谁能说“寻求大智慧”不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一次有价值的思想解放运动呢？更何况，亲历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事件，让我和上证报结下的友情令我终身难忘，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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