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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上证报的故事│岳克胜:结缘三十载,往事堪回首

岳克胜 上海证券报 202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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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出现最早、最权威的专业媒体,今年迎来了她的30周年大庆。作为证券市场的一名老兵,我首先要向《上海证券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现在想起《上海证券报》那些老同事,他们在创刊初期所付出的艰辛,作为亲历者,我内心十分感慨!我与上证报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证报创刊初期,我也可以算是上证报社最早的员工之一。现在年轻一些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上海证券报》最初脱胎于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1991年6月10日试刊、7月1日正式出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版面上“上海证券”四个字用大号字体,“交易所专刊”五个字用较小的字体,因此也有人称其为《上海证券》,如下图1)。这是一份内部刊物,是为了满足新生的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在当时拿不到公开发行刊号的形势下的“权宜之计”。因此,当时的《上海证券》编辑部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个部门,职工编制都是上交所的,由一批老报人和新报人组成,人数并不多。期间,上交所还成立了调研部,两个部门人员互用,有点像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办公场地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大家当时为了能及时真实地把上交所市场的有关信息传递给投资者,都是夜以继日地组稿、编辑、印刷、发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


我是在就读研究生的实习期间,于1991年下半年开始在上交所实习。实习的工作内容,除参加上交所员工加班制作打印投资者买卖股票的“股票代码卡”外,还参与协助《上海证券》编辑部做一些发行、销售的工作。这是我与上海证券报结缘的开始。1992年我硕士毕业后正式入职上交所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在调研部做研究员,主要工作是针对上海投资者对市场的反应和建议意见做调研工作,并形成报告,送所领导阅。同时,也撰写一些针对上海证券市场的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报告报送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参阅。除此之外,主要就是参与《上海证券》的一些工作,包括协助编辑部对一些稿件的审核,对股民来信提出问题的讨论,以及发行销售的参与,等等。当时上交所所址在北外滩的浦江饭店,上交所的第一交易大厅就在酒店一楼中央大厅,一楼靠近东长治路黄浦路的拐角,有一个对外的窗口,《上海证券》就在那里对外销售。但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上海证券》仍然被热情的读者所追捧,甚至“疯抢”。除了本地的投资者、报贩争相购买,外地的报贩也闻风而来。先是浙江、江苏一带的报贩用汽车来上海拉报纸,后来较远省市的报贩也来上海,抢购《上海证券》后用航班转发到全国各地,一份“内部刊物”,销量达到了十多万份。


1992年年中,上交所与新华社达成合作协议,《上海证券》终于明正言顺地变成了《上海证券报》,大家熟悉的上海证券报正式诞生,于1993年1月2日正式公开发行。但此时《上海证券报》仍然是由上交所与新华社上海分社合办,在上交所内部,大家仍然是同事。


后来,随着《上海证券报》发行量的不断扩大,原来的办公场地不够用了,交易所整体的办公场地也不敷使用,就把一些部门,包括《上海证券报》编辑部、我所在的调研部等部门搬到了当时北京东路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后面,也就是租用了属于中国银行的一个仓库,在那里办公。一年多之后,又再次搬迁到了上交所旁边的位于东长治路黄埔路的一处军队的物业办公。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当时的上证报报社编辑、记者和职工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感情,想起来仍难以忘怀。


不久,我本人调任上交所交易部工作,但仍然跟《上海证券报》报社有着紧密的联系。记得当时每天收市后,都要由交易所出一个简要的市场评述,送给《上海证券报》编辑部排版刊发,这个工作就是由交易部来完成的。每天15:00闭市后,交易部的几位同事要讨论商量定稿,我是其中之一,这个过程大概只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定稿后由所领导审核同意,马上交给《上海证券报》报社刊发。这样的工作,要求每日盯市,综合当天市场数据,时间紧又不能出纰漏,压力大,这样坚持了半年多。


在交易部工作中,我还受上交所领导指派,担任了培训“红马甲”的讲师工作。我主要负责讲授场内交易的内容,大概讲授了十几期。在此期间,我发现相当部分参加培训的学员和相当多投资者都搞不清上交所股票市场开盘过程的集合竞价是怎样产生开盘价的,我就把讲课内容整理写成一篇《股票集合竞价的原理》,在《上海证券报》上刊发,后来编辑部的同志反馈说效果很好,希望我以后能多发此类文章。在当时,这也算是对读者和股民的一次科普吧。


1994年,我担任了上交所交易部的副经理,后又主持交易部工作。当时,上交所为推动国债发行工作,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正筹备国债期货上市。为了宣传这个新的交易品种,普及相关的金融知识,《上海证券报》编辑部希望我写篇金融期货方面的文章,一周后,我完成的《金融期货及其交易市场》这篇长文,分上、中、下三篇,在《上海证券报》上连载,受到了读者的良好反馈,后来这篇长文还被国内学术期刊刊登。这算是我跟上证报的又一重缘分。


1995年,根据中宣部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上海证券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脱钩,正式由新华社上海分社接办。这期间,随着上交所市场的快速发展,上交所也陆续在浦江饭店上交所旁边的一栋大楼开设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交易大厅,交易部的场内监管工作更加繁多,但我一直保持着与上证报新老同事的联系交流。


客观地说,从上交所创办《上海证券》,到与新华社合办《上海证券报》,再到由新华社单独办报,这一段时间里,上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当时分管报社的副总经理刘波,以及新华社上海分社派往上海证券报的总编陆国元,他们都对上海证券报的诞生、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年的一些老编辑、老记者,老职工,也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留下了奋斗的足迹。


后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了开发在华南地区的公司上市资源,鼓励更多企业选择到上交所挂牌上市,并加强对当地的已在上交所上市的上市公司的服务,专门设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联络处,我被派到深圳联络处工作,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处负责人。在此期间,上证报的同事和记者有到深圳出差的,一定会来联络处聊聊,一起讨论一下市场,一起探讨如何发展壮大上海证券市场。到1996年,我又被委派到武汉主持上交所武汉交易中心工作。在武汉工作期间,我又代表上交所武汉交易中心与上证报在武汉共同举办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上市公司研讨会,许多上市公司代表和拟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参会,上交所和上证报多位分管市场开发和上市公司服务的负责人参会并发言,研讨会获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可以说,在上交所工作的这些年里,我与上海证券报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走出上海,在全国各地也都结下了良缘。


1997年,我离开上交所,加盟了国信证券,先后分管过公司经纪、研究、风控、投资,并先后兼任公司董秘和国信期货董事长等,到后来担任总裁负责全面的工作,期间国信证券一直和《上海证券报》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不管是政策法规,还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抑或是市场信息,《上海证券报》也一直是国信证券信赖和关注的权威媒体。我每天到办公室,先翻阅一下《上海证券报》,也成为在国信20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


30年,弹指一挥间。但回首这3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成长、发展,又是那么清晰可见。即使中国证券市场仍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它越来越成长壮大,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上海证券报》也不断地成长、成熟。非常荣幸地,我和它的缘分,也已经整整30个年头了。


经历了30年的辛勤耕耘,我衷心祝愿《上海证券报》在接下来的征途上,百尺竿头,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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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任编辑:赵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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