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珍、罗斌两姐妹在武汉江滩跳舞，妈妈帮拿着外套。
2020年12月29日，武汉下了入冬后第一场雪，气温骤降到-8℃。身穿黑色羽绒服的罗斌，独自站在小区门口等待访问，在白茫茫的大雪中非常显眼。路边灌木叶早已褪尽，积雪压得枯枝摇摇欲坠。这幅场景罗斌似曾相识——2020年2月，武汉也下了一场这样的雪。在那段时间，罗斌和双胞胎姐姐罗珍，以及父亲、母亲、二姐、二姐夫，一家六口都感染了新冠肺炎。如今一年过去，家里也恢复了正常——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但罗斌知道，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难找回了。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见到生人来访，罗斌的妈妈神情陡然紧张，在客厅里不安地来回踱步，一直追着女儿问。十分钟后，妈妈又问了同一个问题：“他们是来做什么的？”罗珍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她压低声音对我说，“妈妈得过脑梗，有点老年痴呆，这次生病（感染新冠）后，病情加重了”。罗珍在厨房里做饭，妈妈把客厅的灯、电视、电暖气一一关掉。罗珍把它们打开，一转身妈妈又关掉了。这是罗珍父母的家，一个温馨整洁的两居室，但视野范围内看不到任何父亲生前的物件。父亲去世后，罗珍姐妹把他的东西，包括照片全收了起来，以免妈妈触物伤情。妈妈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有一次，她把电热壶放在煤气灶上烧，导致厨房失火，姐妹不敢再让她一个人住，便轮流来这里照顾。
姐妹俩尽可能把爸爸的遗物藏起来。
2020年1月22日，得知武汉要封城，姐妹俩计划带爸妈到二姐家住，一家人在一起，方便照应。后来，一屋子六人，全部感染新冠。
罗斌是第一个发烧的。随后二姐和二姐夫高烧到40度，二姐夫妻俩立即被送进医院并确诊新冠。罗斌和罗珍立即把爸妈带了回来，接着罗珍和爸爸也发烧了。
2月7日，罗斌带爸爸去做核酸检测，一直等到中午都没有排上号，“爸爸有癌症，身体不好，医院附近也没东西吃，我们就回家了”。到家后，爸爸没有发烧了，他建议第二天再去检测。见父亲状态“好转”，罗斌随后也离开了。“妈妈半夜打电话来，说父亲喊不起来了”。罗斌的姐夫立即带警察和社区医生赶去，但父亲已经去世了。“那时死的人太多了，遗体来不及运走。姐夫把母亲换到另一个房间睡。直到第二天下午，殡仪馆的车才来把父亲送走”。 随后，罗斌把妈妈也送到医院，“一查才发现是重症，医生说如果没有及时送院，情况会和父亲一样”。 “我对不起我爸爸，他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他身边”。妈妈的精神每况愈下，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医院，不知道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什么，也忘记了爱人已经永远离开了她。我们在聊起这些故事时，罗妈妈在一旁听着，面无表情。 晚饭过后，罗斌姐妹翻出了家里仅存的一张全家福给我看，一旁的罗妈妈忽然说了一句，“那是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拍的”。
那晚，罗珍在家和丈夫一起吃完晚饭，感觉身体不舒服，一量体温，38度。丈夫脸色一沉，立马起身，拿了件外套就出门了。“我当时一下懵了，以为他是开玩笑，后来过了很久他都没回来，打电话问，才明白他是真的走了”。 丈夫一向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感情稳固，罗珍对丈夫的“出走”难以置信，“一开始我很生气，我觉得我生病了，老公应该送我去医院，照顾我。我在住院时，身边很多丈夫照顾妻子、妻子照顾丈夫而一起感染的例子。唯独我们家这个，一不对劲就跑了”。 “有次在转院途中，同车有一对夫妻。男人说，‘我好冷啊，你能不能抱抱我？’他的妻子抱了抱他，然后他就去世了”，这一幕让罗珍终身难忘。
2020年2月，罗斌接受治疗的武昌方舱医院，医护人员在安排一天的工作。
从发烧到住院，从重症病房转到方舱，从出院到进入隔离点，再到康复回家，有快半年时间，罗珍再没有和丈夫见过面。“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我很绝望，一个人在病房里泣不成声，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过觉”，糟糕的情绪，加重了罗珍的病情，她的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每天靠吸氧维持生命。3月9日，罗珍康复出院，从隔离点回家路上，她给丈夫打了个电话。丈夫说：“现在还没有解封啊，你正好跟妈妈住在一起照顾她嘛”。罗珍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她住12栋，父母住19栋，只隔了几栋楼，几片绿化带。之后，罗珍一直和妈妈在一起，再没有回过自己家。5月的一天，罗珍打电话让丈夫下楼，在小区的院子里，双方都戴着口罩，远远地打了个招呼，那是自罗珍生病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2020年12月，罗珍的丈夫回家吃饭，一家人已经忘掉了之前的“不愉快”。
家人开始使用公筷，疫情改变了很多武汉人的生活习惯。
妈妈吃着吃着就走开了，独自坐到了沙发上。
对丈夫的行为和态度，罗珍一开始完全不能接受，“越想我就越生气”，但后来她也慢慢理解了他，“现在回过头来想，他走或许是正确的。他要是感染了，家里就彻底没有人照顾了”。 “不是有句话叫患难见真情么？”我忍不住问。罗珍说：“他只是怕死而已，你没办法去责怪一个怕死的人……”
2020年8月，罗珍和往常一样到小区里打麻将，老板娘一见到她就说，“你最好不要来了，他们（其他顾客）都怕你”。“可是你得过病啊，这个病潜伏期很长，好了之后很久还会传染的”，老板娘说。
过去，罗珍每晚都会到小区广场和朋友一起跳广场舞，现在她只能和妹妹俩人在居民楼的大厅里跳。
罗珍去跳广场舞，以前的伙伴们一看她来了，立马都散了：“算了算了，我们不跳了……”小区里很多人都知道罗珍得过新冠，连她到小区交物业费，对方都让她站在门外不要进来，“现在小区里没几个人愿意跟我讲话，我的婆家也明确说了，叫我不要回去”。 “现在外人看来，我的生活好像已经恢复正常了”，罗珍说，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平静日子的背面，裂痕已经形成，要真正修复它们，她还要花很长时间。
下午3点，罗斌暂停了访谈，她骑着小电驴，匆匆地消失在风雪之中。 最近，罗斌找了份临时工，想给上大学的女儿挣点学费。丈夫于2018年因病去世，此后她便和女儿相依为命。 罗斌是家里第一个发烧的，甚至早于最先确诊送院的二姐和姐夫。她和罗珍一起做核酸检测，罗珍呈阳性，很快就被送进了医院。罗斌却因第一次检测为阴性，只能独自在家隔离。“父亲去世以后，我把妈妈也送进了医院，然后我在隔离点里经过第三次核酸检测后确诊”。 第一个发烧，却最后一个确诊，命运给罗斌开了一个大玩笑，也成为她绕之不开的一个心结，“感觉是我害了全家人”。确诊前在家隔离的日子，罗斌处于极度恐慌之中，“高烧不退，上吐下泻，呼吸困难，所有症状都和新冠肺炎一样。但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人来救你”。自从发烧以后，罗斌让堂姐把女儿接走，“她才刚过完18岁生日，如果她出了事，我们家就彻底散了”。但她依然担心，女儿也会因她染上新冠。 在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重压下，罗斌提笔给女儿写了一封遗书，“孩子，对不起，妈妈不能陪你走完后面的日子……”写完后，她把遗书放进了女儿的抽屉里。2月16日，确诊后的罗斌，住进了洪山体育馆改造的武昌方舱医院，她得救了。在方舱医院做心理问卷时，原本开朗的她被测出患有轻度抑郁。
罗斌在方舱医院认识的一位病友，丈夫在疫情中去世，自己也被老公感染得病，“她的父母已不在了，婆家人和娘家人都不愿见她，亲戚朋友也断了往来“，罗斌说，那位病友出院后得了抑郁症，“看人的眼神都是散的”。
所幸的是，罗斌在方舱医院过得并不孤独，除了医护人员悉心照顾外，还有一帮素未谋面的志愿者，经常给她打电话、视频聊天谈心，这让她慢慢从低迷的情绪里走了出来。“那时候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里走，突然有人向你伸出了手，让你看到了光”。 但离开方舱后，罗斌看到的那束光，慢慢又淡了下去。曾工作过的地方，疫情后再也没让她去上班。她和姐姐出院后的遭遇，如出一辙。2020年7月，罗斌、罗珍和大姐、三姐一起带妈妈自驾到恩施利川度假，住了一个月才回来，“现在想来，那个月真是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因为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2021年元旦，罗珍和罗斌再次带妈妈到江滩玩。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着武汉长江大桥和桥下流淌的江水。姐妹俩选了一片无人的小空地，用手机播放音乐，跳起舞来。
在这片安静的角落，她们的舞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轻松。 第3882期
摄影&撰文 | 加加
编辑 | 小为 匡匡
出品 | 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