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度迁馆坚拒日寇铁蹄：抗战呐喊从未停，昂然挺立展骨气
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日军侵华的步步推进，大公报人六度迁馆，辗转于津、沪、汉、桂、渝、港等地，发誓决不在日寇铁蹄下办报一天。许多报纸因受日军压制，而不得不停刊，继续在日寇统治下出版的报纸，则不得不仰人鼻息。而《大公报》既坚持出报，又绝不屈从于日寇铁蹄，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从香港到桂林，无论如何辗转颠簸，为抗战的呐喊从未停止，始终昂然挺立，绝不低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大公报》社评《日本投降了》曾回顾了《大公报》八年来的艰辛。“以本报同人来说，七七变起，平津失陷，我们的津版先断；八一三变起，大战三月，淞沪沦陷，我们的沪版又停；翌年，武汉撤退，我们的汉版迁渝；太平洋战起，我们的港版沦陷；去年敌军长驱入桂，我们的桂版也绝。八年来颠沛流离，只剩渝版，坚卫抗战大局，以迄最后胜利的到来！八年来所想望的胜利到来了，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危在旦夕，《大公报》刚强不屈，在七月三十日刊登社评《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誓言：“义不受非法统治之干涉。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人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八月五日，《大公报》天津版停刊。
一不投降 二不受辱
一九三六年四月，鉴于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大公报》创办上海版，把经营重心南迁。报纸在津、沪两地同时发行，行销全国。
1936年4月，《大公报》创办上海版，报纸在津、沪两地同时发行，行销全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沦为“孤岛”，《大公报》拒绝送检，断然停刊，同时发表掷地有声的两篇评论《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之际，《大公报》汉口版创刊。
《大公报》在汉口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抗战献金活动，大公剧团组织上演了三幕国防剧《中国万岁》，四天演了七场，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前方。观看演出的有田汉、洪深、阳翰笙、邵力子、沈钧儒、邹韬奋等人。
环境艰苦 销量最大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重庆《大公报》发刊，与这座城市一道度过了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一段岁月，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重庆《大公报》员工在战火废墟中坚持出报。
其间，《大公报》经历了重庆大轰炸，报馆虽三次被炸，仍坚持出报。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大公报》与重庆其他各报出联合版，八月十三日，《大公报》在李子坝建设新村新址复刊。
遭日军轰炸的重庆《大公报》报馆。
在恶劣的环境中，《大公报》的销量仍稳步上升，是当时重庆所有报纸销量的总和。
非到最后 决不撤退
《大公报》桂林版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创刊。当天发表社评《敬告读者》，回顾了《大公报》的经历，“九一八”之炮声一响，东三省相继沦胥，而本报在东北之数万读者，由是亦与同人隔绝。尔后热河、察哈尔、江北、绥远事变迭起，暴敌贪欲无厌，华北情势益恶，而本报在天津之处境乃愈苦。……越年而有“七七”之事，平津陷落，本报义不苟全，将津版自动停刊，宁牺牲其三十年之基业而无悔无怨。自是津版改在汉口发行，仍与沪版相呼应。嗣后国军退出上海，沪版随即迁港。敌人进据武汉，汉版结束。而香港又成前哨……环顾国内，惟桂省绾毂东南西南，交通利便，政治安定……今若分设桂林，正可就近服务，缘是种种，因决发刊本报，而港版则仍照常维持，非至最后，决不撤退。
刊载《开罗宣言》的1943年12月3日《大公报》（桂林版）
出版仅几个月，桂林《大公报》销量达到三万五千多份，“跃居桂林各报及桂粤赣黔等省之第一位”。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因桂林全城疏散而停刊。
一九三八年《大公报》香港版诞生
抗战全国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由于当时英国与日本并未交战，香港一时成了战争的避风港，也成为了海外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一九三八年，时任《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辗转来到香港，在皇后大道租赁了一栋房屋，筹划《大公报》在香港出版。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一周年之际，《大公报》香港版首次与粤港人士见面。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报纸上，《大公报》就突出报道了香港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活动。
在发刊词中，胡政之写道：在这一年的民族神圣自卫战之中，我们在津在沪的事业都玉碎以殉国……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更参加到港粤同行的队伍里来……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
《大公报》香港版独家披露：汪精卫通敌卖国。
不到两个月，《大公报》在香港日销量增加到五万份。不但国内发行范围扩大，也发行到海外。总经理胡政之欣慰地写道：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使领馆、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本报港馆的直接订户。这种情形，为国内任何地点办报所未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香港沦陷前夕，《大公报》与读者悲壮告别，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许。总经理胡政之说，“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支秃笔，天南地北，流离播迁的巡回办报，和日阀厮拼。”
1941年12月12日，驻守九龙的英军撤防，九龙沦陷。《大公报》同日宣布休刊
大公风云人物“铿锵玫瑰”彭子冈
一九三八年，二十四岁的彭子冈进入汉口《大公报》担任外勤记者。当年七月，日军对武汉三镇进行大轰炸，彭子冈在街头的断壁残垣和尸体血肉之间穿梭，在《烟火中的汉阳》一文中，她发出铿锵壮语：“武汉三镇又添了八百多新鬼，他们死得不能瞑目，让他们活在我们心里吧，让我们全中国的同胞向他们宣誓，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来与敌人死拼，用不断的抵抗来做死难同胞的祭品！”。
1938年，24岁的彭子冈进入汉口《大公报》担任外勤记者。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武汉失守。《大公报》不得不撤往重庆。在汉口的最后一期版面上，编辑部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这一年多，实在无成绩，但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的使用。今后到了重庆，而心神却在大别山边，在鄱阳湖上。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粤东，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
荣获密苏里奖——大轰炸下的最高荣誉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年度“最佳新闻服务奖”授予坚持抗战的《大公报》。颁奖词写道：“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这是《大公报》代表战时的中国新闻界，获得的一份极其珍贵的荣誉。
1941年，《大公报》荣获国际新闻界最高奖项──密苏里奖
得知获奖的时候，重庆《大公报》正在防空洞中出版。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获奖当天，重庆《大公报》发表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颁奖词。“该报能在防空洞继续出版……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突出地位……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话你知：中国首架滑翔机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出席了滑翔机的飞行活动。1939年11月，重庆邀请韦超表演。
一九三七年，《大公报》委托在德国留学的飞机工程师韦超代购一架滑翔机，这是中国第一架滑翔机。一九三九年由韦超在成都试飞成功，命名为“大公报号”，韦超也成为中国第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为中国航空事业和滑翔机运动的发展、飞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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