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黄达回忆录：我的高中生活（中）| 忆旧纪年（十）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该系列第十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我的高中生活（中）：同学
上这所中学的，除个别同学外，家境大都是收入偏低的，以中下层职员家庭为主。也有个别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则属家长要求他们好好读书而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在这所中学，看不到“公子哥儿”气派的纨绔子弟。“公子哥儿”，那时指当地名门望族中还有经济实力的子弟、大工商户的子弟、当权和下野的权贵（如那时有不少下野的军阀在天津租借地作寓公）的子弟等等，不知与当今“富二代”的说法有何异同。
同学们住处有近有远，居住较远的都是来去匆匆，下课就要赶快回家。住的较近的，有的在学校逗留一会儿，打打球，聊聊天，一些喜欢丝竹乐的同学有些合练的活动。同学的交往主要在课前课后。都聊些什么，只记得有时聊聊电影，哼哼一些电影里的流行歌曲；有时也聊聊流行的小说，包括美国的小说。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小说《飘》（最初的译名是《乘风而去》）的中译本在天津已有流传。班上有少数喜欢文艺的同学交换过只言片语。我是从报纸刊物上还有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本书，但无路借到。听到只言片语的议论我也很感兴趣。
在政治方面，讨厌日本，这在同学之间是不避讳的。也会谈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对于“抗战胜利”，大多觉得有些渺茫，不过也并未全然灰心。也有时谈到“八路军”，更多的是觉得神秘，深不可测。终归是在日本占领之下，都只是东鳞西爪，不会深谈。谁也不会打听对方的政治背景。
在这期间，我曾读过几本“进步”书籍。如苏联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的中译本，这是当时不能公开流通的书，是通过什么渠道借来的，记不清楚了，好像有一两本是从同学那里借到的。借给我书的人，并不一定是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人。高中毕业之前，我对这所学校的地下党不了解；抗战胜利后，逐步感觉学校有地下党组织，但直到1946年我进入解放区之前，从没有与感到的党正面发生联系。解放后才知道党的组织一直存在而且做了许多工作。
有几位在高中三年的同学，记一记，也可以反映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
郭镜勖，高中三年六个学期，在我们那个班一直考第一。人很聪明，各门课学得都不费力。英语特别好，已经能会话，这与他的父亲在洋行做事，会英语，应该是有关系的。在政治上，他好像随遇而安，缺乏理想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他有时明白地表示，自己是“大块肉主义”——大家面对一碗只有一两块肉的下饭菜时，会脸不红地把肉夹进自己的碗里。在班里，他与同学都能嘻嘻哈哈聊天，但与之要好的只有郑树人一位。后来我加进去，成了三人的小圈子。高中毕业后，郭镜勖考进北大医学院，我因病没有考大学。最初的一两年，假期依然多有来往。天津解放后我从同学处听说他已经从医，后来听说他在天津的小儿科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大概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主动与我联系，说已经加入民主党派，并寄来一张在北戴河休养的照片。那时，他已经是很有名的医生了。这一些，都不出乎我对他的意料。“文化大革命”后听说他在运动中自杀了。他不是心眼儿很窄的人，是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使他走了这条路？相识的人都不甚了解。无论如何，没有能保护住一位中年的高明医生，是我们社会的损失。
郑树人，当时年龄较大，性格有些内向，喜欢画画，也喜欢摄影，他的取景、剪裁，比我们同学要高出一大截。高中毕业后，他没有升学，家里给他在日伪的银行里找到一份差事。毕业后，我们依然多有来往。他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也没有郭镜勖那种时时想出人头地的冲动。毕业后的半年多，可能喜欢摄影的原因，他跟给我们照毕业照的一家小照相馆——“大众照相馆”的老板康俊山搞熟了。康俊山说是老板，其实集技师、伙计、杂工于一身：照相馆是他，他就是照相馆。1944年暑假后我失业的一段时间里，就是郑树人把我介绍给康俊山，让我在这家小照相馆帮忙的。1946年春我离开天津到解放区后，另外一位同学刘铁淳，中共地下党员，发展了康俊山；后来康俊山为我们党作了很多工作。比如，天津解放前夕盗出城防图，其中就有他的一份功劳。解放后，他一直在天津公安系统工作。而在我们同学中第一个与康俊山建立密切联系的郑树人，却由于不怎么支持共产党而在解放后消沉了一段。以后好像一直在工会系统的基层单位工作，利用摄影的专长为基层、为群众服务。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发挥自己专长的空间，在“文化大革命”后我与他恢复交往了多年，我感到他是满足的、幸福的。
顾通，我与他是一对一的好朋友。谈得来，主要是由于读书以及对社会日常生活的观察往往有共同的思路。除语文外，他学习成绩中等。他的父亲喜读书，有一些中国古典书籍，如一部扫叶山房的《聊斋志异》，我就是从他那里借来阅读的。这部扫叶山房的《聊斋志异》，注释特别详尽，从中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聊斋志异》，我所见到的版本，注释的详尽程度，较之扫叶山房的版本，都相差甚远。高中毕业后，顾通考进北大法学院，后进入一家银行供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工会系统工作。上世纪90年代病逝。他的妻子是共产党员，他的妹妹是地下共产党员，他本人却一直是位地地道道的无党派人士；他人正直，与世无争，更无轰轰烈烈的业绩。对于共产党，对于我们的政府，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他绝不是反动势力，也不是歌功颂德派。应该说，他是关心国家大事却一直处于旁观地位的人士。有许多看法，失之于片面、偏颇，也有许多，确是我们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间，我们断断续续有过多次通信。他用通信方式表达心声的，应该只有我这一个与他从中学就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的对象——他确信我不会把他误解为反动派。而我肯于用通信方式就国家大事讨论思想问题的也只有他一人——我确信他对我的剖析，不论同意不同意，都只会埋藏在他的心里。
李家琦，没有读完高中，就到邮政系统当职员了。邮政系统，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是人们羡慕的好去处。他和郑树人关系较好，从而我与他也有了较多的接触。可能在邮局，他接触了地下党并参加了地下活动。对此，不只我，就是郑树人也不了解。只是觉得他交往较广，常常带来些社会动态的小消息，其中有时也说些有关抗战的小消息。天津解放后，他很活跃，心气颇高。不知为什么，不久之后，一直受到审查、打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为其作出公正的结论。他为人豁达，我在他已经摆脱了政治上被歧视之后见到他的时候，好像多年的压力也没有改变其谈笑风生的性格。但可惜的是，他已经“被”荒度了精力旺盛的好时光。他会唱单弦牌子曲，很有水平；会治印，也颇有水平。
解崇熙，他的父亲是律师，是极少数家境好的一位同学。他年岁较小，但十分聪明，上学时，就好像天南地北、政治经济，无所不知，只是功课却属中等。他有时讲讲国民党的重庆“大后方”，也有时讲讲共产党的八路军，不过，同学中从没有人怀疑他有什么政治背景。记不起是什么原因，一个全然有经济支撑的他，竟没有考大学，也没有找工作。当时我因病没有考大学，他无事可做，所以，中学毕业后的一段，我们俩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逛大街。后来，他得了肺结核——这在那时是不治之症。病中，他非常想让他的女朋友照看他，可是他的父母反对。我与康俊山俩人还穿着整齐，郑重其事地拜见他的父母，替他说情。后来他的父母同意了，我、康俊山，还有其他同学，都认为我们办了一件大事。可是解放后，我回到天津，听康俊山说，解崇熙的病越来越重，心情越来越坏，看他的女朋友越来越不顺眼。还是康俊山，帮他的女朋友搞到一张回故乡的火车票，尽到了做好事佬的最后一点责任。解崇熙不久也病逝了。那是解放战争激烈交锋的岁月，我们曾认为自己办了一件罗曼蒂克的好事，却在严酷的生活实际面前，落了个全然没有文学作品中大喜或者大悲的故事结局。
刘铁淳，他不止一位哥哥都在这所中学读书，从而他的活动更多地是与高年级同学在一起。“铃铛阁中学”有一所“子弟小学”，是利用学校的教室，在晚上为附近上不起学的贫困家庭子弟上课，教师就是高中的同学。我到这所学校的时候，子弟小学已经办了多年，学制相当完整，教学质量社会评价甚好，好像学历也受到社会的承认。参加子弟小学活动的同学，从高年级向低年级，纵向形成一个圈子，刘铁淳至迟从高中一年级就是这个圈子里的活动分子。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负责人。我与他三年高中一直同学，但交往平淡。毕业后也少有来往。抗战胜利后，以在子弟小学活动的毕业生为主，发起组织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的校友会，名义上是准备欢迎“国军”。由于我在学校曾短暂当过训育员，刘铁淳找到我，要我参加筹备校友会的活动。这时，我接触了高年级的同学，如邵天仁、米加同等人。我在校友会的活动，也就是几周时间，其中的几位骨干，我观察，都是正人君子。但政治倾向颇有区别：有人明确认定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是争权夺利，有的则含而不露，不表明政治倾向。刘铁淳属于后者。不过，在筹备校友会的过程中，共产党的影子我还是有所察觉的；从而感觉到，子弟小学必定是我们党的活动基地。由于我很快离开天津，所以与刘铁淳的交往戛然而止。天津解放后，才了解刘铁淳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天津担任中层领导职务。
骆镇东，高中同学三年。在同学中间，撇开政治这个谁都懂得必须小心翼翼不要直接触摸的题目外，纵然是社会、人生这类问题也只有少数同学关切，骆镇东则是极少数喜欢谈论这类问题的同学之一。有些诗，如“恋人之目黑而美，十一月，狮子座的流星雨”，记得就是他朗诵给我听的。在三年高中期间，有交往，也有些谈得来的题目，但并不亲密。毕业后他也没有升学，没有就业。这期间，我们两人经常通信，谈谈青春的苦恼，谈谈空度光阴的空虚和万无聊赖。有共同语言，彼此互称“笔谈老友”。不久，他结了婚，以后就少有联系了。总的印象，他偏于“左”，并不确知他的政治背景。1946年日本投降后，先是美军要在天津登陆。这时骆镇东塞给我一份秘密宣传品《为美军在津登陆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这使我确定他与我们党有联系。解放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有人说，他很早就去世了。
贺宗孝，他可能只上了高中一年级，就从同学间蒸发了，但给同学的印象极为深刻。他的家离学校很远，早晨夹着书包匆匆而来，下课夹着书包匆匆而去；在课间，他很少离开座位，至多在座位上站起来，伸伸懒腰。同学间的打闹从不参加。英语在班上数一数二，文言文作文也数一数二，知识面较广也是同学们公认的。比如有一次同学在课间议论美国的小说《飘》，其实都是根据报刊的介绍胡乱发挥，不知怎么引起他的兴趣，插了一两句话，同学一听，他才是读了这本书的。1946年或194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他已经是华北联合大学外语学院的英文教师。名字改为霍明。我高兴地抱着他跳了起来。他依然是老样子，只是低声地笑了笑说，你也来了。同在华北联大，却极少有接触的机会。北平解放后，听说他去了外交系统。以后一直没有联系，也极少有人传递他的信息。这是一位才华绝代的才子，只是不知道是否发挥了他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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