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黄达回忆录：我的高中生活（下）| 忆旧纪年（十一）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该系列第十一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图书馆
记不清是进校多长时间了，我发现了学校的图书馆，这个小而精的知识宝库。它在当时学校的西墙根。一进去，面对的是借阅台，借阅台后是书库。右手是一间阅览室，不大，可容十几个人阅读。
由于我那时的家距离学校较远，都是自己带一张饼或一个玉米面窝头，或到学校附近的豆浆铺（天津人叫豆腐房）要一大碗热豆浆，或到小饭铺把干粮加加热，来解决中午饭的问题。上午下课到下午上课中间有两小时，解决午饭约需半个小时。没发现图书馆的时候，只能回教室与同学聊天；发现了图书馆，可以有一个多小时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阅读，应该说是极大的享受。
图书馆馆员，只记得有一位，姓张，身体魁梧，修饰整洁，端庄稳重，动作简练，给人以非常爽利的感觉，近中年，是学校的校友，对于藏书非常熟悉。当你把借书条交给他时，如果已经借出了，或者当时有些犯禁的书不宜借出，他会立即告诉你，让你重新填写，往往还会建议相近的书目。在借书、还书的格式化交往中，总使你感受到一种大学长关怀小学弟的温暖，并不知不觉地对他、对他的这份工作肃然起敬。
书库有多大不了解，但从借阅台和阅览室来判断，图书馆总体的规模不会太大。不过对于充分满足我那时的借阅要求来说，这个图书馆是毫无问题的。先先后后估算，在这里累计总会有两百多个中午，主要是借阅有关文学，或者稍微扩大一些，有关文化的读物。到底读了些什么，记得在刚进解放区的时候，还曾经在自传里讲述过，现在已经是模模糊糊，没有确切的印象了。现在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有两套书：一套是《世界文库》，一套是《中国文学大系》，每套都是十几册，16开本，每册都是厚厚的。书名是否准确，主编是否都是郑振铎先生，没有把握了。
可能是从《世界文库》，以及从其他书籍，较为全视角地阅读了西方的文学作品，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潮我有了较为概括的了解。像反中世纪神权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像法国大革命及其反反复复，像世界小国对宗主国的抗争，像列强争霸下列强本国老百姓的苦难等等，好多是从过去东鳞西爪只知道星星点点提升到有些概略的了解。
至于中国的情况，可能是从《中国文学大系》，扩宽了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视野。比如在这里看到了“三言两拍”（那时是刚刚从日本影印过来的），看到了有关“俗文学”的研究，看到了一些有关文学史的著述，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我从王荫农老师、裴学海老师那里领悟到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再者，就是在这个图书馆能够较为系统借阅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在日本占领下的书肆中，那时已无这样的书籍出售。是否是明令的禁书，那时也不怎么清楚，但都知道传播这样的书有禁忌。所以个人之间的借阅，只能偶然借到一两本。图书馆还能继续借阅，大概是利用当时占领者控制的空子。于是幸运地对这类著述多少有了一些全视角的接触。比如过去主要读过鲁迅、郭沫若、矛盾、郁达夫等一些主要人物的主要代表作，在这里既浏览了他们的著述概貌，更了解了当时其他重要人士，如胡适、林语堂等诸多人士的著述。印象比较深的是徐志摩，过去总有个疑问，难道那么大的名气，靠的就是桃色新闻？可是浏览了他的写作，特别是演绎法国大革命的短篇小说，懂得了只是听风听雨，是不能对于一个人有全面了解的。
校铃
我上学的时候，上下课的铃声是发自一株高高的歪脖树上悬挂的一个铃铛。树旁有间小屋，有张窄窄的木板床，有张小小的桌子，桌上有个马蹄表，冬天在靠近屋门的地方可以放个小小煤炉。这是一位专管打铃的老工友的天地。我进校的1940年，老工友的年龄已经很大了，身体已经有些佝偻。后来，还常常听到几届后的毕业同学对这位老工友的崇敬怀念。
老工友的铃声非常准确，老师和同学都万分信赖。在操场上闹哄哄的同学，只要看到老工友从他的小屋走向悬挂铃铛的歪脖树，就会纷然跑进教室。马蹄表，那时的同学都知道，它的走时是不怎么准确的，必须天天核对。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广播开始普及。广播电台有报时节目。假如有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老工友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屋里对时。但当时要收听广播，先要在屋顶高高地架一条几米或十几米的天线，然后连进室内的电子管收音机，最初小的收音机，也比现在的微波炉大，学校的收音机，至多也就是一两台。所以，老工友提着他的马蹄表到学校放收音机的地方去对时，也成了大家关注的事情。记得当有的同学从教室的窗子看到老工友从小屋出来去对时，就会大声地向大家通报。
好像看到过类似“铃铛爷爷”这样标题的短篇文学作品，通过难以磨灭的回忆，抒发上小学、上中学时对忠于职守的打铃老人家的歌颂。我的记忆也许不确切，但无论如何，“铃铛阁中学”打铃老工友的忠于职守和受到学校上上下下的尊敬，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在那时的岁月，在成千上万个中小学里，必定有许许多多这样感人的人和事。春风化雨，润地无声，他们在儿童、在少年的心灵里所种下的真善美的种子，是任何伟大人物、任何伟大功绩、任何动人的言辞都替代不了的。
一次事件
即将高三毕业的前夕，传来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太平洋上空被击落的消息。
日本占领之下，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不知何时是出头之日。1943年初，在德苏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结束，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但由于消息封锁，好像知道的人不多。我是在日本占领军在华北发行的一份中文杂志上看到的。但当时不太了解这次战役的意义，没怎么在意。同学之间也没有什么议论。时隔不久的山本五十六座机的被击落，却引起同学们的关注：日本的海军统帅死亡，说明战争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转化，无疑是极重要的征兆。
对于山本五十六之死，日本极其重视，在天津，要求学校都要举行追悼仪式。在铃铛阁中学，通知大家，日本的教官要亲自到场，要全体同学准时列队参加。在操场举行仪式的时候，我们高三一班都留在教室里，一个也没有出席。到底是怎么达成一致行动的，已全然想不起来了。本来，如果我们安安静静地待在教室里，不会有人举报。可是下面操场上举行仪式时，我们有些同学却在教室里打闹，以致日本教官察觉了，要求校方追究并作出解释。一时学校很紧张，校长惶惶然跑到我们的教室里，说你们怎么这样不懂事，不参加就不参加了吧，惹得日本教官要追究，学校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很难说。我们也有些不安，不知事态如何发展。不清楚校方与日本教官如何疏通的，似乎教官同意，问题在校内解决；并且还编了一套说辞，统一口径，记得有班长没有通知到位等等“原因”。后来班长被记大过两次，全班同学每人记大过一次。
班长叫曹锦章，高中三年，他一直是“当然”的班长。学校认定他是最合适的班长；和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只要选班长，一致举手选他。在这次追悼仪式举行时，他一直告诫同学保持安静；事件发生了，并没有特别指责打闹的同学；处理这个事件中，他跑上跑下，并自己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对于他被记大过两次，同学都感到有些歉意。毕业后，很少了解他的情况。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政治上他是力求不介入的，但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他总在追求周围的安定、和谐。在近几十年，对这样人士的评价，多以否定的倾向为主；其实从整个社会运行的角度度量，这样的评价恐怕并不全面。
概括
对于高中的三年，也许还有一些值得追忆的。总的想来，是否可以这样概括：
如果说从六叔祖教我识字、背《孟子》，到父亲教我学初小一二三年级的语文、数学，教我拼音、使用工具书，到天津私立第一小学比较优良的五年正规小学教育，到1937～1940年纵然没有全然“荒于嬉”却也没有充分积累知识的三年初中岁月，以及这十多年间的读“闲书”，确也为我的文化底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真正决定性的基础，特别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应该说是在这所“和尚学校”的三年高中打下的。
而且，好像对于“学习”的态度，只有从这里才找到了一个“自觉”的起点。“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从小就能脱口而出的。但在生活中，能在心烦意乱时从学习中找到宁静，能在情绪低沉时从学习中找到解脱，能够常常把“学”与享受连载一起，好像就是在这个阶段生成的。全然没有成算地考入这所中学，可是对我的成长却有着关键性意义。直到今天，一回想起这段历程，总是由衷地为自己庆幸，没有它，自己的一生所走的路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15～18岁本身，正是认识人生的关键期。上不上这所学校，都会对人生的理解有所加深。但我自己总是觉得，即使把这个一般的、共同的因素扣除，在理解的深度，在理解的取向，这三年的过程赐予我的还是极为深沉的。
仔细分析，它不会影响自己进入解放区——自己进入解放区是由于“社会关系”提供了条件；也许不会影响进入教育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定的学历是很容易被教育界所吸收的。但无论如何，没有这三年高中，自己的人生，肯定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黄达回忆录：我的高中生活（上）| 忆旧纪年（九）
黄达回忆录：我的初中生活 | 忆旧纪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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