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如何全面认识货币国际化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为《财经》杂志撰写的有关货币国际化的文章。

刘珺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但中性的货币若进入国家利益的化学反应中，其作用力却有明确的方向，即国际化货币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货币国际化路径主要有三，其一是不可兑换货币的可兑换演进，其二是建立区域性的单一货币，其三是创立超主权货币。不管采取哪种路径，国家利益都具体而微地体现其中，货币的根本属性就是国家主权。因此，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货币也无法超然于主权之上，其代表和维护的仍是发行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其进程应由经济金融单向驱动向多向循环互动的模式转化。

以下为文章全文：

货币国际化的最初形式，无非是跨国贸易的开展而产生的货币跨国使用。继而从贸易国家间交换的点对点到国际贸易全面化的面与网，再到生产要素全域流动的全球化体系，货币国际化的内涵与外延随之加速度跃升。货币国际化本是人类活动在物理区域上不断拓展的自然产物，但由于贸易国际化与国家经济竞争之间的天然不协调，货币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已经异化为一国贸易实力和国家实力的代名词，仿佛不冠以国际化的名头，货币的地位就低人一等，甚至国家的经济地位也居于下游。如何更全面地认识货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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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的国家利益实现

货币的根本属性，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表述，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而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关键，基本属性在于信用（特别是信用货币体系建立之后）。那么，货币属性的根本是什么？其实是主权和国家利益，尽管有诸多学术上似是而非的证伪和现实中欲盖弥彰的掩饰。强有力的佐证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锚货币之争。

1944年对金本位取而代之的美元本位制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核心议题，核心的核心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锚货币，其争夺之激烈远非“白热化”所能描摹。一方是代表英国利益的经济学大家凯恩斯，提议使用超主权货币BANCOR；另一方是代表美国利益的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副财长怀特，坚持以美元为锚。最后的结果是新兴超级大国美国完胜过气的“日不落帝国”，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货币体系重塑的过程中予以体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货币之争不是人与人之争，也非货币与货币之争（作为记账单位超主权货币的国际性和中立性强于国别货币是不言自明的），而是国家与国家之争，胜出方肯定是彼时国际秩序的擘划国，而非提出最合理建议的国家。国际化货币的流转无国界，但货币本身却有鲜明的主权性，美元是全球货币体系的锚货币，而美国国家主权又是美元之锚。

货币的国家利益实现。国家之间会有战争，那么有主权性的货币之间是否存在战争呢？虽然从阴谋论角度出发的货币战争颇为牵强，但出于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货币攻击并不鲜见。理论上讲，货币是中性的，但中性的货币若进入国家利益的化学反应中，其作用力却有明确的方向。

1956年埃及新政府出于主权考虑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为夺取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当联军在军事上高奏凯歌时，美国出手了，并且以抛售英镑导致英镑贬值15%的另类攻击重创英法的战争后勤补给，毕竟战争打的是钱，结果是苏伊士运河的主导权归入美国囊中。此事件中若干种国际货币的纯交易性互动呈现出强烈的国家利益表达，货币职能有了政治、外交甚至军事的成分，而非国际化货币是无法有效承载这一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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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国际化的利益具象

货币国际化路径主要有三，其一是不可兑换货币的可兑换演进，从而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二是建立区域性的单一货币（Single Currency，如欧元)，从而形成一定范围的货币联盟；其三是创立超主权货币（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使其成为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机制结算和投资的货币单位。

不管采取哪种路径，国家利益都具体而微地体现其中。路径一的“最高纲领”几乎都是对标美元的全球铸币权，而全球铸币权是国家利益在货币上的最高表现形式。路径三由于国别利益的相对淡化与模糊从来就没能以主角出现在国际货币格局中，从反证的角度说明国家利益对货币国际化的导向与定位。路径二的最好例子是欧元，欧债危机前的欧元更多的是单一货币的繁荣，虽是虚假繁荣，但欧债危机后的故事无疑是一出又一出的悲剧，正是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和国别目标的优先次序迥异，使得偌大的欧元区发生内爆，核心国（core）欧元与外围国（periphery）欧元渐趋分化。

希腊银行的一欧元与德国银行的一欧元已然不是同一货币，因为希腊经济水平和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与德国不可等量齐观，一旦希腊经济陷入危机泥潭，存在希腊银行的欧元有可能由于危机救助的“创新”方式bail-in（内部纾困或自救机制）而损失殆尽，而德国银行的存款人即便不是甘之如饴，至少相对而言高枕无忧，同是欧元，其内涵已是天壤之别。

于是在欧债危机的救助过程中，欧元区国家间的龃龉和摩擦不断。按理说若从维护欧元的地位出发，大家应同气连枝，不计得失，但现实是任何救助行为都受到国别政治和社会形势左右，真正的话语权还是在各国政府手中抑或是选民的选票。救助变成国家利益的演练场，一致性的解决方案次次设计出来，次次爽约而去，甚至在不断消耗欧元的凝固剂，不排除进一步催化欧元解体。可见抽象的国家利益具象在国际货币和货币国际化的静态位置和动态进程中，货币与国家政治与社会因素的交互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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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货币与货币中心的政治交互

既然货币根本属性是国家主权，那么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货币也无法超然于主权之上，其代表和维护的仍是发行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货币中心与所在国的交互亦是如此。

1999年欧元问世后，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英国以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筹码，竟越俎代庖成了欧元清算结算的枢纽，并长期占据欧元货币中心的无上地位。但今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甫出，除经济社会冲击之外，此次政治公投的货币冲击尤甚，英镑大幅贬值，甚至带动欧元贬值。欧盟首先质疑脱欧之后英国的欧元中心地位，而英国最先捍卫的也正是伦敦城的货币桂冠。英镑和欧元都是重要的国际货币，欧元是一体化欧洲的中心货币，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自然也是货币中心，而脱欧是政治经济社会重大议题的公众选择结果，其后的诸多种种又是政治搭台、政客唱戏，但戏文字里行间却是经济贸易金融等，中心货币及货币中心之竞争才是重头戏。

其实，中心货币和货币中心都是基于主权国家的（欧盟也是主权国家的集合），都与个体国家利益或集体国家联盟利益休戚相关。货币与政治交互，政治影响货币地位及货币中心选择已是不争的事实。

再透视欧元，特别是“德国欧元”。欧元得以问世以德国放弃马克做出妥协为先决条件，若德国坚持主导并单独把持“龙头”地位则欧元只会停留在学术概念和政治博弈上。欧元是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经济危机后所进行的革命性试验，是力量再平衡的政治安排的货币表现，是把德国纳入货币联盟以制约其政治极化的制度设计。而德国则以让渡马克中心货币地位予欧元实现“德国欧元”的真实贬值，极大地提升了贸易竞争力。欧元区的德法“双核”在危机后只有德国岿然不动，政治角力的经济结果是由单一货币的内在价值分化进行演绎，而货币与政治的交互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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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币国际化的自信与他信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可逆转，只要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契合大国身份，那么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仅是时间问题。2015年10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上线运行，为人民币跨境提供清算结算服务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到位；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把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权重10.92%，位列美元、欧元之后；201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年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五年间（截至2015年底）增长逾十倍达到3.6；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3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余额达3.3万亿元。凡此种种，都是人民币国际化自信的基础。

货币国际化的根本落脚点是跨国使用，无论是基于贸易、投资抑或储备，都是交换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等货币功能的空间扩展结果，随着人民币使用在物理区域和功能纵深方向的不断进展，其国际化程度自然而然会不断加深。但人民币国际化仅有自信的一面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他信，要让非本国使用者有信心大范围、高频率地主动使用人民币。那么这种他信来源于哪里呢？直接来源是中国经济，特别是经济中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融资，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健康成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融资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就是稳固的；根本来源是综合国力，不仅是经济，而且包括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等，只要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会随之提升，与之对应的货币话语权自然愈发显著，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指数也会持续走强。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的非线性的进程，不仅关乎货币和经济的单向度要素，而且与政治社会多向度互动，最终归于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取向和实际操作应顺应这一规律，由经济金融单向驱动向多向循环互动的模式转化。

编辑   郭昶皓  郑畅

来源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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