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工作论文 | 从群马模式中突围，构筑国际产能合作的新雁群模式

本文为IMI工作论文No.1630，由IMI特约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室主任曲凤杰撰写，原题为“从群马模式中突围，构筑新雁群模式——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

在“一带一路”等对外投资战略的政策背景下，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十分重要。作者在文中指出，东亚区域分工经历了由以日本作为雁首的雁形模式到群马模式的变迁的特点，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是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通过对历史和经验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就是要利用中国经济规模和巨大潜在需求的独有优势通过对外投资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国家间的产能转移和产业递次升级，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构筑新雁群模式。

以下是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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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雁形模式：东亚经济依次起飞、产业转移和分工格局

“雁行模式”(Wide-GeeseF1ying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时提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但首先把“雁行模式”引入东亚区域内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是小岛清，之后赤松要根据小岛清的研究将“雁行模式”分为原型和两个引申型，原型表现的是在后进国发展过程中，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最终到出口三个环节继起的形态；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国内消费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到资本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或从低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的过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到出口的过程在国与国之间传导的过程。引申型之二的具体含义是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成熟或具有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待到这些产业在新兴工业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将这些产业转移至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又向新兴工业国投资，建立相对高级的产业。“雁型模式”不仅描述了通过国际投资所实现的东亚国家间产业分工，也被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起飞的现象。

二次大战后，东亚经济成为全球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地区，首先日本于1970年代经济快速腾飞，并于19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紧接着亚洲四小龙（南韩、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四小虎（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也分别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19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紧随其后，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像雁群般依次起飞的雁行发展模式。

在雁行发展模式相伴随的是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在东亚地区，第一次的区域内产业转移是出现在1960年代中期，此时日本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因此，在积极发展本国钢铁、化学、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日本也开始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进而带动了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之后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比较优势又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于是日本又将耗资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FDI和技术转让再次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次推动四小龙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并初步形成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垂直型区域分工结构。

1980年代末期，由于日元的急剧升值，日本开始将国内发展重点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同时加快了对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步伐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输出，从而促进了四小龙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化，以及东盟各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虽然，这一时期，中国也承接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相对东盟主要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与日本贸易联系相对还较弱，1991年，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远低于印尼和菲律宾等主要东盟国家（表1）。

表1：1991年日本对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贸易结合度对比

贸易结合度:（A国对B国出口/A国出口）/（B国进口/世界进口额）

数据来源：UNCTAD

概括起来，雁行发展模式有以下特点：

一是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产业转移。东亚的国际分工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向低层次国家的直接投资形成的，并带来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而形成了该地区雁行提升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是产业转移呈现梯级转移特征。一般由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向具备一定比较优势的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再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转移。由日本产业调整与升级，递次带动较低层次的四小龙、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国；

三是转移的产业顺序也是由低到高。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然后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最后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有条件的国家转移；

四是向更低梯度国家的产业转移，往往能够带动水平相近国家的合作深化。换句话说，与更低梯度国家的垂直分工可以促进产业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水平型分工的发展。日本专注于高技术高附加产业发展而把产业向外转移，不仅深化了日本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而且大大推进日本与四小龙之间日益向水平型分工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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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雁形模式到群马模式

在雁行模式中发挥领头作用的日本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经济成长，在1990年自由化、市场化之后却开始出现经济停滞。四小龙代替日本成为东亚外国直接投资新的投资主体和雁行提升模式的领头雁。同日本一样，四小龙也经了汇率的急剧升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涨。这使它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完全失去比较优势，不得不转移至更低层次的东盟各国，从而带动了东南亚经济的迅速扩张。中国经济也进入蓬勃向上时期，其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迅速提升。2001年5月日本内阁会议通了经济产业省的《通商白皮书》，首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发展时代业已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东亚地区的竞争时代。

2013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2014年中国在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为12.7%，是日本的和韩国的3.4倍和4倍多。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经济也不再由一只领头雁牵引，而是进入了群马奔腾的新竞争时代：日本依然是这一地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但其牵引东亚经济的作用已大为减退；东盟与日本、中国和韩国都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三个大国经济联系均很紧密，且建立了垂直分工关系，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在金融等服务业方面具有的绝对优势，高端制造业竞争力也较强；中国则正以产业技术上的跨越式赶超和经济上的巨国效应，日益发挥更大的牵引作用。尽管如此，中国竞争力仍然落后于日本，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中国与日本差距较大。而且，在东亚区域内，日本的引领作用仍然强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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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群马模式中突围：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构筑新雁群模式

东亚区域分工格局仍处在调整中，东亚地区各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依赖程度很高，产业内贸易和内部分工格局的形成也主要服务于区域外市场并受区外牵引。而且，目前来看，东亚区域内部缺少一个能够在技术、资本、需求、创新等方面发挥全面引领作用的领头羊。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一个重要的立意是：另辟蹊径，从群马模式中突围，建立中国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构筑新雁群模式。

新雁群模式大概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新雁群模式以中国为雁首，以覆盖中亚、南亚、东南亚、北非、中东欧区域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为雁身，以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为雁尾的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和分工模式，属于南南合作范畴；

二是作为雁首的中国虽然与欧美和东亚发达国家相比不具备技术领先优势，但与处于雁身和雁尾的包括“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产业梯度差，而且产能和技术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中国还拥有不可比拟的潜在市场优势，可以为产能合作国工业化提供从低端到高端的巨大的返销出口市场；

三是新雁群模式以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为牵引，将低附加值、环境影响大、产能过剩的产业对外转移，释放出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到有效的供给中，从而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迈向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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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与相关国家具备贸易、产业和资本的互补性，构筑新雁群模式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通过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构筑新雁群模式具备可行性：

首先，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对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从下表的对比情况看，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南非等代表性国家的贸易结合度都高于日本和韩国。但日本、韩国与印尼的贸易结合度仍然高于中国。

表2：中国、日本、韩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代表发展中国家贸易结合度比较（2014年）

贸易结合度:（A国对B国出口/A国出口）/（B国进口/世界进口额）

数据来源：UNCTAD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中国拥有这些国家适用的装备、技术和产能，互补性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东亚、东南亚、西亚、中亚、南亚、独联体、中东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制造业严重落后和产能严重不足的问题。多数国家缺少基础工业体系，受制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政治局势等因素，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而我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效举世瞩目，具有上最有竞争力的基建能力。而且作为制造业大国，虽然制造业整体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但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装备制造能力，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达到2.1万亿，占全部产品出口收入的17％。从够用、好用和适用的标准看，我国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的互补性远远高于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外，从需求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步加快融入全球化，亟需利用外部资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年均增速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约4个百分点。

第三，我国持续的高储蓄，积累了对外投资的资本能量，牵头组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支持性金融机构为调动各方资金力量创造了条件。我国是高储蓄率国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需要也有条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上越贫穷和缺少资金的国家，越容易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这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对外资有较强吸引力的原因）。按照条件收敛假说，初始条件越落后国家经济增长会越快，我国通过对外投资尤其是股权类投资可以享受落后国家的发展红利。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00亿美元，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达到15％。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资金瓶颈是制约“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和参与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的瓶颈，解决基础设施资金来源和融资模式成为关键性问题。为此，中国牵头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支持性金融机构，这些支持性金融机构不仅本身致力于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资金融通而且还带动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民间资本为合作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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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构筑新雁群模式面临“四个”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一：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面临盈利模式困境，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雁形模式的形成是以日本技术领先优势和持续的创新能力为基础，通过开展制造业的对外投资，获取了规模经济效益和产业利润，产业利润进一步支撑其进行技术创新，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把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放到突出重要位置，其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在逻辑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物流成本－促进与我国的贸易和投资－带动我国装备产品出口－促进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和分工格局的变化。但是，这个逻辑可能有断点，有时也未必成立。基础设施项目很多又是战略性项目，由于很多国家限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缺乏好的盈利模式，融资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基础设施本身是公共品，并不具备排他性，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可能会促进中国与合作国的贸易和投资，但同样也会促进其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搭便车不可避免）。反而可能因为其他国家产业更有竞争优势而使其他国家受益多。举例来说，由于东盟与日本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汽车进入东盟市场实行远低于中国的关税，东盟基础设施的改善可能更会促进日本的产品出口。再以印度为例，印度基础设施是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果通过与我国的产能合作，大大促进其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可能也为我国构筑以中国为雁首的新雁群模式培养了竞争对手。

不确定性二：我国对外投资能否带动国产装备出口也具有不确定性。我国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装备很多是依靠进口，国产装备设备的水平与日本等国相比有一定差距，国际产能合作对象国发展制造业如果以内需为主可能会受到国内收入水平低的制约，发展制造业恐怕还要依靠开拓国际市场，我国的国产设备不一定能满足要求，这种情况下，在某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不一定会带动国产装备出口，反而可能会带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装备技术的出口。

不确定性三:国际产能合作的全球价值链提升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产业升级往往需要通过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高创新能力实现，而这种能力的培养需要通过市场空间扩大效应获得更多产业利润。但是，经验证明，对外投资也未必能刺激国内企业的创新。举例来说，如果依靠培育东道国吸引资本的能力，扩大当地就业和提高当地收入，就能扩大市场空间，提高投资国的产业层级，那么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为什么不能通过向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而实现自身的产业提升。

不确定性四：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是否能够推动建立有利的区域合作和治理机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不确定性。日本引领的雁形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促进了日本产业的升级，但其并没有改变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命运，其重要原因是虽然雁行模式在当时促进了日元的国际使用，但最终并没有使日元成为一个区域性和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从宏观战略层面，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最高利益是在规则层面上，即能够建立有利的区域合作和治理机制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通过扩大贸易和对外投资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和投融资货币；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和资本输出，转变我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国的地位，利用强大内需优势，成为区域市场最大的买家，以贸易逆差提供人民币区域流动性。但是，贸易流向和结构的变化依托于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而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取决于产业能否实现梯度转移。而且，人民币国际化是个系统工程，除了建立清算支付渠道等外，资本帐户开放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等等都要同步进行，其中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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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构筑新雁群模式面临“三大”挑战

挑战一：新雁群模式受到俄罗斯、印度和印尼等几个重要国家的影响和牵制。俄罗斯、印度和印尼是“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国家，也是经济体量最大的三个国家。目前，这三个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都心存疑虑。虽然，对与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并不持反对态度，但在各自传统的势力范围内，对中国的存在感到不安，势必采取应对措施牵制中国的区域存在。中亚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在大力推进欧亚联盟，力促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俄罗斯既不想做一个中国向欧洲运输货物的过境国家，也不愿意接受中国向其转移有污染的产业，它最关心的是能否有助于俄罗斯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俄罗斯最后一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表明俄罗斯对中国主导的合作存有戒心；印度在南亚处于领导地位，尽管巴基斯坦等国家希望中国加入南盟，但印度担心中国加入南盟会削弱其在南亚的影响力。印度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并不积极，并希望以香料之路计划和季风计划进行对冲；尽管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与印尼海上高速公路计划契合，印尼也愿意与中国携手打造海洋发展伙伴，不排斥与中国展开具体的产能合作，但印尼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仍持谨慎态度。2015年底，日本与印尼举行了首次外长加防长磋商，两国政治关系密切。由于印尼是日本雁行模式的重要组成，与日本的产业链联系密切，尤其金融危机后，日本加大在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加之印尼与日本自由贸易区安排在很多方面优于中国，综合考量技术、政策等条件，印尼更容易接受日本而非中国的产业转移。

挑战二：企业创新能力、品牌建设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新雁群模式的构建需要培养相关国家对我国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可以是资金、市场或技术，其中技术创新是维持雁群结构的基础力量，只有具有明显的技术领先优势才能支撑装备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竞争力。品牌则是培养需求“粘性”的重要手段，消费者一般更关心品牌而非该品牌在哪生产。但过去我们搞对外开放，主要任务是招商引资，由于长期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和发展加工贸易，中国的加工组装能力世界第一，但创新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很多加工企业做的是代工，贸易的组织包括营销渠道、品牌等也不是中国企业主导，企业没有自主品牌，国际化经营能力严重不足，一些垄断性大国有企业则大而不强。2015年《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因为是按照年营业收入排名，中国有106家企业上榜，仅低于美国128家。但是，福布斯公布的2016年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由于以品牌价值为排名依据，中国企业无一上榜，美国公司占了半壁江上，德国和日本分别有11家和8家。再看创新排名，根据汤森路透评选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根据专利相关的标准，不仅专利数量，还包括成功和全球化影响指标，中国无一上榜，日本则以40家高居榜首，美国第二为35家。

挑战三：我国国际产能合作协调组织水平亟待提高。国际产能合作需要综合发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对外组织协调能力。目前看，由于缺少政府、非政府组织、咨询设计、金融机构等的协调和配合，加之各级地方政府本位思想，造成企业在国外各自为战，互相恶性竞争，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整体声誉。限于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国际规则和投资环境缺乏认识，部门分割造成各部门制定的支持政策严重碎片化，往往把国内政府推动产业和项目发展的思路套用到国外，不仅不能形成政策合力，有些甚至起到负面效果。与日本相比，我国对外合作的组织能力严重落后。日本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投资和合作往往能够把亚洲开发银行、协力银行等开发性机构的金融和智力支持、政府签署的各类协议、对外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咨询公司前期规划设计、项目公司的项目介入进行无缝衔接。一般是通过开发性机构支持下进行的规划设计，把日本标准和参数嵌入进取，这样即便是后期采用招标的形式，但也可以把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公司排除在标准或门槛之外。举例来说，近年亚行给斯里兰卡做了绿色能源规划，目标是使斯里兰卡电损大幅降低，实际上中资企业完全有能力做。但在项目的国际招标的条件中有一条是企业必须有15年的海外经验，这样，中资企业基本上都被排除在外了。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投资的海外企业往往感到是中国单个企业在跟日本一个对外合作的组织体系和链条在竞争，感觉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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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策建议

国际产能合作不仅要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迈向中高端，更承载着重塑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构筑中国引领的新雁群模式的重大使命。基于构筑新雁群模式面临的诸多挑战，需要我们逐一破解。总的来看，自身能力是决定能否成为领头雁的关键。建议如下：

首先，需要通过整合第三方资源克服我国产业梯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制约。尽管新雁群模式属于南南合作范畴，主要以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为组成成员，但要加强与发达国家和技术领先国家的合作，利用我国市场的吸引力，扩大技术进口、消化、吸收和应用，加快产业升级，跟上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步伐；

第二，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协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我国构筑新雁群模式的重点国家，国际产能合作本身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看，不同部门负责和分头组织容易造成政策资源浪费和协调不力。由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分头管理导致地方也分头组织实施，造成很多重大项目存在重叠和交叉。建议，“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项目的选择，不仅要考虑项目自身的战略性和经济性，更要把对产能合作和构筑新产业分工格局的影响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比如，目前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筛选时，除了重视对象国的发展诉求，帮助其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更要考虑其对我国产业布局和产业升级带来正面和负面影响。要防止基础设施的搭便车损害我国的产业竞争力。

第三，不能把国际产能合作当成为个别企业或个别项目服务的平台，避免“一事一议”的专门扶持，而要在长效机制上下功夫。既然叫合作，就不是单边行动，要深入研究阻碍合作的制度性因素，着力与合作对象国签订双边或多边有约束力的而不只是原则性、框架性的合作协议。举例而言，如果能通过谈判把东盟对中国汽车相关产品关税由50％降到跟日本同样的10％水平，对中国汽车行业产能合作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把某个国产汽车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纳入重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库所能给予的支持力度要更有力和长效。

第四，遵循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进入策略应体现本土化原则。无论是推进“一带一路”还是国际产能合作，可以讲中国故事，但目前即便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不能试图把国内政府部门惯用的行政化手段延伸到国外。加强与合作国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地缘文化矛盾，减少水土不符。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与合作国尤其是关键性国家维护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保护投资者利益、协调对象国减少进入壁垒和改善投资环境，并且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和指导。

主要参考文献：

郑京淑，李佳“后雁形模式"与东亚贸易结构的变化”，《区域经济》2007年3期

程恩富，夏晖“东亚经济的调整与合作”，《财经研究》，2003年7月

DeborahBrautigam，InternationalDevelopmentProgram“FlyingGeese”or“HiddenDragon”ChineseBusinessandfricanIndustrialDevelopment，SchoolofInternationalServiceAmericanUniversity

童振源、蔡增家，“从雁行发展到经济分工：从台日经济合作看东亚经济分工模式的转变”，《国际关系学报》2007年第24期

彭丽红，“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及分析”，《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

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 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学术期刊网

编辑  韦祎 郑晓雯

来源  宏观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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