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翟东升：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本文系IMI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翟东升在“盘古·智见”之“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圆桌论坛上的发言。他分别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第一，继续强化对美元货币政策的全球治理。他预判2018-2019年，全球金融市场的真正挑战是2018年2月份耶伦下台之后的美元降息和美元指数大跌。第二，加强中美之间的BIT谈判，设立较高标准的多边投资框架。中国正在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因而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贸易，而是资本输出和回流。第三，扩大全球总需求，中国需要提供一些建设性思路。目前全球经济挑战的根源是全球总需求的萎缩、停滞，而这种萎缩和停止的根源是贫富分化和老龄化。中国如果用一种恰当的方式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些建设性增量博弈的思路，则可以增加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发言权。

以下为演讲全文：

关于庞老师刚才提到的“去全球化”，需要明确它不同于反全球化。反全球化是一种态度，去全球化是对2008年以来一系列数据和事实的描述。过去30年持续增长的指标，包括贸易占GDP比例、跨境直接投资和金融资产等指标出现停滞。贸易出现了停滞，而跨境资本流动出现了反转，包括跨境金融资产等等。这些指标背后就是全球化的若干动能减弱、消失乃至反转，比如各国国内的分配出了问题，各国的意识形态、主流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变化，以及其它好多因素。

关于全球经济治理，大概有这么几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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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强化对美元货币政策的全球治理

一是在全球货币领域，美元是全球货币，它的利率和汇率波动对全球造成巨大冲击，包括最近中国人民币汇率遭受的外部冲击、资本外逃等等，其实都是源于美元货币政策变动的外部性。

早在2011年至2013年，我在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每年搞一次闭门会议，把今天的现象都做沙盘推演过了，背后因素就是美元加息引发外围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之前美国都在不断的扩大货币基础，使得流动性泛滥，这种流动性没有进入美国的实体经济从而避免了通胀，但是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大，利率大幅压低，使全球发展中国家经受了流动性泛滥。所以2011年开始的外围政治动荡，比如说阿拉伯之春，它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国量化宽松导致全球流动泛滥，阿拉伯世界失业率偏高、通胀率偏高，再加上太多的年轻人，年轻人占的总人口比率达到高峰，这“三高”导致社会动荡。美国实际让全球经济体一起分担它的泡沫调整代价。2009年以来大量东南沿海的民营企业家做套息交易，借了便宜美元弄到中国放高利贷。如今潮水反转了，美元从2015年底和2016年底两次加息，当然主要是靠嘴巴加息，反复地告诉市场，美元准备加息了，引导预期。现在又开始讨论缩表问题，市场预期2017年会加三次息，目前美元指数101左右，其实已经把这样一种预期体现在价格里面，目前市场出现美元荒，假如2017年进一步大幅加息，使得全球的美元荒以及中国的资本外逃更加严重，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以及其它配套的金融改革会遭受某种挫折，不得不做一定回调。大量发展中国家货币动荡暴跌，其实相比它们，人民币已经相当强势了，是主流货币中最强的，除了美元之外，人民币是最强的货币，没有之一。

我预判2018-2019年，全球金融市场的真正挑战是2018年2月份耶伦下台之后的美元降息和美元指数大跌。耶伦2017年主要任务是捣乱。因为2016年底之前作为民主党人的耶伦的主要任务是保皇，保奥巴马和希拉里，结果没保成，现在2017年的核心任务，她就是给特朗普捣乱，所以，缩表和加息可能是2017年面临的风险。2018年特朗普换的人一定会搞减息，因为美国债务存量会特别大，现在将近20万亿，（当然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人说社保基金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不能算，但是我认为必须算，所以现在已经是106%的GDP债务）再加上特朗普的减税、基建扩张、军工投资，总之，这些东西都会导致负债开始扩张。要把如此巨大的负债滚动下去，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把它的利息成本，即为了滚动存量负债所支付的利息大幅降下来。这个降息的过程从现在开始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又一轮大冲击，现在美元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已经不大，但是真正下面大的动荡是美元减息，很可能是2017年下半年开始、2018年上半年，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议题是特朗普重搞广场协议，1985年是要求美欧要求日本升值，2018年是美国单挑全世界，要求人民币、欧元、英镑、日元对它一块儿升值，然后美元减息。    

地产商一定会继续打造地产泡沫，如同小布什上台就坚决做多石油价格一样，特朗普上台坚决看好美国资产价格，其实他知道长期后果会怎么样，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现在民主党人主导的联储，毫无节操，以前我们学经济学都知道央行的独立性问题，现在回头看全都是忽悠。

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我们应该继续强化、或者带头强化对美元货币政策的全球治理。光中国跟它谈不够，必须拉着欧洲人，因为欧洲人吃美元和美国金融的亏很大，整个美国2001到2007地产泡沫形成大量衍生品亏空，最后代价是欧洲人分担了一大部分，从欧洲的大银行买入那些资产，欧洲的政府不能不拯救大银行，形成赤字率大幅上升，欧洲人教训惨痛。

我们现在有一个政策空间，就是拉着欧洲人，甚至一定程度拉着日本人，要求美国对其货币政策的国际外溢效应负责，你的货币政策不是你自己的政策，必须得把外部的后果纳入考虑。真正受伤的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他们声音小，中国、欧洲、日本、英国这样的经济体要联合起来跟美国谈。换言之，就是要主动为新一轮广场协议做好准备，最后能够尽可能冲击小一点，获得的收益多一点。这是货币治理问题，概括起来要应对新一轮广场协议，不要让特朗普带着节奏，我们应该提前准备，要求他对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负责任，不能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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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美之间的BIT谈判，设立较高标准的多边投资框架

第二个议题是全球投资协定体系。双边投资协定BIT这个事，中国和美国谈了多年，也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负面清单缩减了很多。目前按照特朗普的做法，我们初步判断就是BIT的谈判反而有可能获得较大进展，因为特朗普是反贸易、反进口，但是从他的政治逻辑讲并不反对外国资本，尤其产业资本到它那扩大就业，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马云找他聊投资创造一百万就业，他很愿意接牌，也反映这种心态。我国应该加强中美之间的BIT谈判，一旦取得突破，我们可以把它复制和扩张到全球，就是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以此为基础的构造一个并非很高标准但是较高标准的多边投资框架，可以纳入到下一步的所谓引领全球、引领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正在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贸易，而是资本输出和回流。从中美之间的BIT扩展到中欧，还有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协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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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全球总需求，中国需要提供一些建设性思路

第三个议题是全球经济真正挑战和解决方案。目前全球经济挑战的根源，我认为是全球总需求的萎缩、停滞。这种萎缩和停止根源在两个，一是贫富分化的问题，穷人没钱，所以没有效需求，有很多欲望，但是构不成需求；二是老龄化，发达国家都有老龄化问题，老龄化导致需求萎缩，富人有钱但是老了，没有欲望所以也没有增量需求。国际上，全世界穷人有30多亿；各国国内，国内贫富差距加剧，尤其是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使得全球经济总需求扩张，要么多生孩子，有钱的国家至少中国这样的国家，以及比中国更富的国家想办法让他们多生孩子，才有可能让需求增长。要么就是再分配，让穷人有钱。再分配既可以包括在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加强再分配，也可以是在全球体系中间向发展中国家再分配，加强对他们的资本输出、技术支持、市场开放，从而带动他们的一部分年轻人变得相对有钱，从而使得全球需求再现增长。中美两国，大的内外经济政策是反着的，中国目前走的是中左翼道路，而美国走的是极右翼道路。以前中国搞亲资本的招商引资这样一条道路是在全球化时代的正确选择，但是现在美国人都已经搞贸易保护，这个时候想继续卖东西给美国越来越难，这种背景之下，习主席选择的是中间道路，更强调再分配，搞大规模精准扶贫、鼓励生二胎、农地确权等等，这些在国内都有再分配的逻辑在里面，确实有助于扩大国内总需求。

对外是搞一带一路，把剩余的沉淀在美元储备里面的一部分资产变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甚至是援助。十三五的援助规划我参与了一些意见，里面体现的精神其实还是这样一套“中间略微偏左”的思维，再加上鼓励生育，大的逻辑是适应这个时代的内在需求的。

相对而言，特朗普的操盘思路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跟这个时代的主题和核心矛盾背道而驰。时代核心矛盾是总需求难以扩张、发达国家需求萎缩、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现在他却给富人大规模减税，减少对其他国家的采购。可见特朗普是玩一个存量博弈，不但把自己家蛋糕吃掉，也要把别人家的吃掉，这不是正确道路，这样一种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思路将会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注定了带来更多的全球冲突和动荡。我们一方面要为特朗普带来的经济冲击做好心理准备，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的机会，他摆明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全世界主流的学者，包括政治家、经济学者都知道他那条路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如果用一种恰当的方式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些建设性增量博弈的思路，对我国来讲，可以增加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上的发言权。

编辑  叶梦芊 邵昊敏

来源  盘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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