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论》连载(96)丨向松祚: 新兴市场国家的贫富分化
编者按
《新资本论》是由IMI副所长向松祚出版的新著。该书全面分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论述了如何解决国家主权与宏观经济政策独立的矛盾,并探讨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未来的救赎之策以及中国战略。
全书分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危机、救赎”三卷,视野宏观,气势磅礴,是一部既具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重磅经济学作品。《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一连续刊登《新资本论》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卷二•第四章:新兴市场国家的贫富分化。作者指出,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状况要严重很多。
以下为节选内容:
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状况要严重很多。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新兴市场国家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阶段,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必然呈现扩大的趋势。
以中国为例。根据王小鲁和胡永泰2011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中国家庭隐瞒收入的大小及分布》的估算结果,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要比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现的严重得多。中国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居民收入的65倍,远远不是官方统计的23倍。中国国内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正在逐年上升。根据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举办的跟踪抽样调查结果,2002年,10% 最富裕中国人拥有中国全部财富的比重是47%,到2011年,该比例已经上升到86.7%。
许多类似研究结果均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持续恶化。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低于0.3的水平上升到近年的0.48。2012年,有机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成为全球收入差距和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有研究者将全部居民按收入水平分成5组,收入最高的20%居民组与收入最低的20%居民组的差距,从2000年的3.6倍上升到2008年的5.7倍。在中国农村,最高和最低收入两组之间的差距,则从2000年的6.5倍上升到2008年的7.5倍。
从全球范围来看,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譬如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等,贫富差距长期高居全球之冠,这正是“拉美化”经济模式的必然后果。依照基尼系数估算,亚洲各国和地区里,中国内地和香港、新加坡均属于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之列。尽管基尼系数的估算不可能严格准确,然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情况愈演愈烈,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收入差距和“1%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从宏观角度看,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体现为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上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持续下降。二是从老百姓收入结构看,收入分配的失衡体现为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无论是按基尼系数测算,还是其他各种抽样调查和直观观察结果,都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是不争事实,也是老百姓强烈不满的首要社会问题。
如果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是源自合法收入增长,则不太会引起全社会普遍的强烈不满。造成我国收入不公和贫富分化日益恶化的直接原因,是各种非法和灰色收入快速增长,包括各种腐败、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低价变卖或侵吞国有资产等,让少数特权分子牟取巨额利益。垄断特权、资产泡沫、不公正竞争,也是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如此造成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老百姓意见最大,抱怨最多。其实百姓并非天生仇富,更不是不加区别地盲目仇富。
综合分析统计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总体占比呈上升趋势,家庭和个人收入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截至2012年底,企业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1.5%,比1992年上升9.8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8.2%,比90年代以来的低点(2000年为14.7%)上升3.5个百分点;家庭和个人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3%,比1992年下降8.0个百分点。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法估算,初次分配里,我国居民薪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5~2007年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5年的53.16%下降到39.74%,竟然下降了13.42个百分点!其中2004~2007年,从46.14%下降到39.74%;2007~2008年略有好转,上升到46.62%。然而,2009~2011年,居民薪酬收入占比又从46.62%下降到44.94%。
再分配之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2年的65%下降到2008年的57%,下降8个百分点,最近几年仍维持持续下降态势,目前占比大约为1%。政府收入占比则从17.52%上升到21.28%,上升近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占比维持较快增长,增长9个百分点,从18% 上升到27%。
为什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广大农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里,原本应该属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入,绝大部分被政府和企业占有。据统计,2001~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从1 300亿元剧增到2.7万亿元,增长近20倍(这当然只是部分统计,实际土地出让收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然而农民获得的征地和拆迁补助收入平均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37%。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的比重,分别只有10.37%、2.91%和12.99%。围绕土地拆迁的各种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关键就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侵犯甚至赤裸裸的掠夺。
二是城市居民收入占比也持续下降。首先是薪酬收入偏低。我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由于绝大多数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产业工人的收入仍然非常低。按照人均小时工资计算,我国人均工资收入仍然只有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14,相当于美国的1/17,德国的1/16,日本的1/15,法国的1/16,俄罗斯的1/4。其次是财产性收入没有实现稳定增长。股市长期萎靡,许多普通股民一直赔钱。很长时间里,通货膨胀超过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存款实际是负利率,相当于国家对普通储户征收了通货膨胀税。1996~2002年中国平均真实利率为2.93%。2003年至今,平均真实利率为–0.3%。8年时间96个月里,有52个月(4年多)是负利率。有研究机构测算,仅2011年,通货膨胀税就高达1.5万亿。真实利率每压低1%,居民消费增长率就下降0.287%。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另一个最突出表现是贫富分化日益严峻。对于中国的基尼系数,不同机构的估算方法不同,结果差距很大,最低值是0.48,最高甚至达到0.61。国际公认的危险线是0.4。美国是0.4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估算,2000~2008年,我国收入差距一直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从0.44上升到0.491。虽然近几年收入差距似乎出现了缓慢下降势头,全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2年的0.474(当然许多人不大相信这个数据),我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非常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中国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各种说法很多,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越来越少的人群却控制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譬如,调查表明,10%收入最高家庭群体的收入,是10%最低收入家庭群体的65倍。2011年《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说2000年中国财富分配还是二八开,2011年已经变成一九开了。换句话说,10%的人群占有90%的财富,90%的人只占有10%的财富。10%的人怎么构成的呢?其中90%是党政干部及其子女或者亲属;5.5%是海外或者港澳台有亲属的那些人;还有4.5%是经营有方,运气又不错的民营企业家。此类数据可能并不那么准确,却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现实,而且与老百姓的日常观察和感受相符。
还有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劳动者人均月收入分布,1 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群占35%,1 500元以下的人群占51%。换言之,仅够温饱的穷人占劳动者的一多半。此外,从每年出台的各种富豪排行榜也能看出端倪,巨富群体收入增速远远超过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增速。我国近75%的富豪来自房地产、资源矿产及其相关行业,从一个重要角度说明了贫富差距急剧放大的内在原因。
上述因素之外,造成我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严峻的因素还包括:资本有机构成高的第二产业占比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下降。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显然处于弱势地位;要素价格改革迟迟不启动或滞后启动;资本和权贵勾结,官僚资本横行,腐败蔓延;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各国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是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首要因素。社会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加剧是导致老百姓仇富、仇官、心理失衡、对社会不满乃至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的核心原因,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焦虑”的主要表现。“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人类共有的心理。如何确保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适度平等和动态均衡,是世界各国都曾经和正在面临的重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
单纯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过大,将直接拖累消费和投资增长。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财富越多的人,边际消费趋向就越小。如果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必然会严重制约我国的消费增长。实际上,我国目前已经部分出现“富人有钱不消费,穷人消费没有钱”的现象(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选择到国外消费或购买国外产品)。有学者估计,中国富人的消费趋向只有62%,穷人的消费趋向为92%。美国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古拉斯·拉迪的估计结果是: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解释了中国消费率下降的75%,预防和储蓄动机只能解释消费率下降的25%。
观点整理 许钊颖
图文编辑 肖子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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