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 王永利、魏加宁、任泽平等谈宏观形势与金融监管——“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8春”聚焦两会后的改革开放新征程

编者按：

2018年4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在人民大学隆重举行。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创设的高层次季度论坛。论坛力邀国内外著名金融专家，纵论货币金融改革与发展之路，以期为中国国际金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鉴之策。目前，该论坛已成为货币金融领域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金融理论界与实务界均享有盛誉。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启改革与开放新征程”。在论坛下午的主题研讨环节，来自金融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以及金融实业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金融监管改革与宏观调控”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以下是部分嘉宾的演讲实录：

1. 王永利：中国必须抓住互联网新时代的历史性机遇

2. 魏加宁：货币政策决策需要规范化，否则后患无穷

3. 任泽平：新时代、新周期

4. 王振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六个期待

5. 冯俏彬：给人大对社会总负担进行控制的职责

6. 金海年：应发展面向创新的融资体系

7. 张茉楠：中国产业升级不可避免与美国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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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中国必须抓住互联网新时代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王永利

大家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点交流，“适应时代变化，深化金融改革”。

新时代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时代，而且也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要世界领先，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战略目标。

在这里可能有几个重大变化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第一个，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换档转型的阶段。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长下行，到现在还处在一个经济增长换档转型非常关键的阶段。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里，原来高速增长所掩盖的好多的矛盾会集中暴露，给我们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其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经济金融的问题，金融的风险也会加速的释放。所以，为什么当前我们三大攻坚战里第一位攻坚战任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果这个风险控制不住，稳都稳不住的话，下一步的转型改革就很难推进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我们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由长期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也就是原来我们是供不应求，要加大发展，现在进入一个总体的供过于求，更重要的是不充分、不平衡里意味着社会的阶层，利益集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利益的矛盾会成为下一步改革最大的阻力。大家知道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配置，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利益集团的反抗。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形势，我们怎么推动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世界格局正在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世界上有两极在尖锐对抗，中国当时是隶属于东方阵营，我们不是头，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任何一个大的转向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下子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一个是原有体制会跟你决裂。同时，真正一下转到另一方的时候，你的价值也没那么大了。所以，坚持韬光养晦，实际上有很大的国际套利空间。但是今天格局变了，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格局正在深刻的变化。你现在看到的从上个世纪苏联解体以后，甚至苏联的解体可能很多世界大的格局的变化都跟中国的崛起是有关的。中国现在已经坐二望一了，跟老三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跟老大的距离在快速缩短。前面也有专家分析，二零二几年以后可能GDP超过美国。当你坐二望一威胁到老大地位的时候，还继续希望老大会包容你，呵护你就不容易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想到你未来怎么做的话，特别是2050年本世纪中叶要成为世界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你到底怎么去做，你没有充分的准备是不行的。所以，这都是我们面临的很大的挑战。前面40年改革开放的一些路径、方法继续坚持下去可能不行，所以，现在中国又进入一个差不多像改革开放初期十年那个时候，必须我们要冷静分析未来新的路径。这是大的格局，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今天我们除了社会领域的变化，还有基础领域深刻的变化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互联互通、跨界融合正在快速打破原来的一些分工和产业链里的若干环节的边界，形成产业链垂直整合，横向开放，交融生态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挑战。其中，我们认为在互联网新时代到来的时候，中国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互联网互联互通的发展一个最大的要求，它的功能的发挥要求空间要大，流量要多，而在全世界里最好的单一国家的场景就是中国。所以，大家会看到，现在世界上一些小国家要培育大的互联网公司几乎是不可能。除了中国以外，很多国家用的都是美国的互联网，没有自己本土的互联网公司。同时，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仅是人口多，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潜力依然很大。举个例子，国际上美国的电商业务，亚马逊、易贝1995年就起步，我们大约2000年左右引入到中国，为什么现在中国一家的电商交易量相当于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总和？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也不仅仅因为我们有快递人口的红利，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商业物流领域的环节多，成本高，效率差，中国的商业物流的成本在全世界是很高的。当我们把商业物流推到电商平台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线下监管都没跟上去，一下子成本大大降低。在国外开放的市场里，同样的一个商品便宜5%是正常的，便宜10%已经很难得，在中国便宜百分之二三十很正常，便宜50%都可能，一些书网上订直接送到你家还打个七折或者七五折，什么原因？我们传统商业物流领域的问题很多。甚至有人讲，原来我们交通部只管公路和水运，铁道部只管铁路，空运可能是民航局在管。如果从海南要运到北京一些东西的话，同时几个领域，你的成本是巨高的。更何况我们除了垂直领域还有平行的领域，我们各个市都有边界，都有检查站，都有很多的关口。如果用互联网的方法可能会从底层给你打破。通过底层打破以后一开始会有些东西没跟上去，监管税收没跟上去会有些问题，但是你想再退回去不可能，它会逼着你加快改革。因为发展到今天，再聪明的人弄出一个再完善的改革方案要落地都是很不容易。前面讲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如果互联网的方法先从底层突破的话，完全有可能倒推改革，这是中国在互联网发展过程里意义特别重大的一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一些小国家再想成为世界的强国这种机会已经越来越小，而且我自己的判断，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家它本身已经是非常开放了，他们再想跟上中国，我自己的观点，他失去了全球化重大的机遇。另外，他的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方面跟中国拉开了很大差距，已经基本不可能。这样的话，中国也必须抓住互联网新时代的历史性机遇。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国家提出到本世纪中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金融怎么办？金融，我们自己跟自己比，改革开放40年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甚至有宇宙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金融机构，我们中国金融的附加值在GDP里比重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但是我们金融的综合实力，特别是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呢？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特别是金融的综合实力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国际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认为金融的综合实力它体现在必须充分激活可以用货币表示和交换的社会资源，这里隐含着促进资源的货币化、证券化，金融的可交易化，高效便捷的满足社会投融资的需求，而且要有效控制相关风险，创造更大财富的能力。今天来看，我们的货币总量，我们的移动支付，我们的间接融资等等都走在世界前面。但是你去跟发达金融体比较一下，我们金融的普惠的程度怎么样，我们金融的那种真正的市场化的程度怎么样，它的活力到底怎么样，你就会发现我们是大，而不是强。很多细节问题还差距很多。

还有一个是国际影响力，它体现在一定要参与国际金融资源的整合与配置，以及相关规则制定和金融交易市场价格的确定等等方面的影响力。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增强国际影响力我们怎么去做。双向开放是很重要的，但开放什么？我们走出去设机构、引进来设机构是需要的，但是光靠这个够不够？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造国际金融交易的中心，通过金融市场的开放吸引全球的金融资源聚集来交易，而且要对价格形成这个市场的影响力。因此，国际金融交易，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至关重要。

这个月的26号，我们国家首次推出了原油期货，是对外开放的用人民币清算结算的，可能一开始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未来中国金融要国际影响力增强的话，没有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没有以人民币计价清算支持的话，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一定受影响，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是达不到要求的。你要知道，今天金融交易市场一天的交易量可能相当于日本一年GDP的三倍，如果在金融交易市场上人民币不能成为一个计价交易的货币，它的国际影响力根本就达不到要求。靠我们出去贷款，靠我们政府间的双向协议能达到要求吗？这一定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大的发展阶段上来讲中国金融必须加快向交易金融的方向推进。金融发展三大阶段，一个是货币金融，一个是资本金融，一个是交易金融。第一个阶段就是以货币的投放、流通、运行、支付清算和管理为主体功能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叫它货币金融，是整个金融的基础阶段或者起步阶段，金融是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第二个阶段，货币的流通逐步逐步脱离贸易的实体的运行，开始独立的进行资金直接的融通，货币变成了资本。大量出现直接的股权投融资，债券投融资，结构性的投融资以后，货币已经上升到资本或者资金，真正的“金融”，即资金融通这个概念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认为这时候资本金融可以叫它一个成熟的金融阶段。但是放眼全球来看，到了这个阶段还不算结束，未来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金融产品的直接交易来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灵活地去发现它的价格和价值，推动资产负债的灵活配置，以及风险的转让、转嫁、分散等等这样一些功能。这个是金融要发展的一个高级的阶段。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大概货币金融、间接融资的资本金融这个阶段已经不错了，但是交易这个方面还差距很大。中国的交易市场严重分割，根本形不成国际影响力。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金融发展有一个相生相伴，绝对不可以忽视的因素叫风险。从货币产生就有货币的假冒伪劣的风险，到资本金融融资的时候风险就更多了，一旦上升到交易阶段，那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大家不要光看到它的功能会越来越大，同时看到它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有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否则一旦风险控制不住，金融会发生坏作用。一旦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那影响力就太大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正在改变我们金融的组织形态、运行方式，一系列的一些变化。在这个方面我不想讲太多，可能大家都有了解，因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了很长时间了，不想占大家太多的时间。

其中可能突出的一个体现就是金融发展的轨迹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因为从货币出现以后金融一直朝着专业化、独立化的方向在推进，形成了“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对应的一个格局。今天互联网的发展开始让越来越多的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融到你这个经济活动里，一体化、流程式、自助式、数字化的一个方向开始运行。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轨迹上的变化，会越来越脱虚向实的，它会带来很多的变化，比如未来可能数字化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你今天看到的三票一卡，身份证等各种证，未来可能完全内置到你的手机上，以前你做业务，要打一个凭证送到专门的金融机构再办理金融的业务，未来可能不用了，你输机的同时就把信息输进去，一体化的开始后面的金融处理，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变化。其中获客能力会决定你竞争的能力，你不能从源头抓起，客户的资金到了别的金融机构了你再想拿过来成本要加倍，而且不稳定。这里就会带来很多新的变化。

围绕这个变化，新时代的变化不光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以及互联网新时代，金融的体制改革一定要加快。现在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争论很大的，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很多问题是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进入了一个混业经营，是不是要回去。互联网的发展不可能让你再回去一个机构只干一个事情。因为刚才讲到了资源的共享，信息的交互，特别是金融要跟产业融合了，你怎么可能让它再回去呢？分业监管更重要的意味着专业化监管，我们把分业监管变成了分机构监管，我设了机构可以监管，不是我批的机构管不了，结果现在的互联网一互联互通，底层都可以做了，前期大家讨论的大资管业务就会看到，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做资管业务，但是由于主管部门、监管部门不同，规则不统一，监管不协调，套利空间已经在那儿摆着，再加上互联网互联互通把场内场外打通，层层嵌套加杠杆问题就在所难免了，未来一定要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底线监管、高效监管转。目前，监管的制度非常非常多，要比国外的监管多了去了，每一步怎么操作都给你管了，但我们监管底线在哪儿，风险重点在哪儿，反而不清晰，这才是我们需要真正管住的。现在体制在改革，但是仅仅是保监会、银监会合并，仅仅是成立稳定发展委员会恐怕还不够，这里面前面魏加宁老师已经谈到，这几道环节都是要思考的，一个是监管层面必须按照相同的业务从头到尾交给一个部门，不能再去分割。第二就是国家支持的刚性兑付一定要打破，但是我的观点，每个金融机构你自己必须要追求刚性兑付。今天机构经营不好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持稳定，由央行或者由国家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一定要打破。第三个层面，资金从源头上怎么出来，货币政策怎么定也要反思。今天我们央行一方面冻结了将近20万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一方面又拆放出来十万亿的资金。原理在哪里？它的利率水平是很大不同的。在有很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同时我们又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准备什么，你是为什么准备的，跟存款保险制度是什么关系，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不理清楚的话，这个成本是会非常高的。首先，央行给大银行拆借，大银行给中小银行拆借，中小银行给非银行机构拆借，然后到体制外，先到政府平台、国有大企业，再到中小企业、个人层层转，央企每家都有财务公司，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这些问题都要思考。所以，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开始。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放任重道远，还远远没有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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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加宁：货币政策决策需要规范化，否则后患无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魏加宁

大家下午好！首先声明一点，我今天是以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的发言与发展中心无关，而且本人只是一个学者，讲宏观经济与股市无关，讲改革与政治无关，我们完全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探讨，如果有报道一定让我看一下。

我今天想讲金融改革下一步的重点，听了前面一节辽宁王院长的发言我很有感触，他讲的很多观点都非常重要，很多提醒也非常重要，尤其他讲到国税和地税合并的事情，我是很担心，习总书记几年前曾经讲过，改革千万不要犯颠覆性错误，今天把国税、地税合并了是为了省点经费，将来怎么办？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整个财税改革要不要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或者说是地方自治。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将来早晚有一天国税和地税还要分开。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没有一个地方自我约束的话，地方债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光靠中央兜底，最后地方政府债务早晚会把中央财政拖垮。这是关系改革大方向的问题。所以，改革一定要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如何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其实刚才王院长也提到了，用我的话就是，一定要开门搞改革，而不能关门搞改革。关门搞改革你听不到大家的意见，甚至连专家学者的意见都不能充分听取的话，那你的改革方案很可能见光死。为什么我们有些政策一出台老百姓反映非常强烈，就是因为你是闭门造车。刚才讲财税改革，比如说增加税收，增加所得税，大方向是这样，现代国家都是这样，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任何一个国家的财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互动的，配套的。你光想着从老百姓手里拿东西，那么你给老百姓什么？这个问题要想好了，你不能光取不予。所以，这是关于改革的大的思路。

回到金融改革上今年讲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看下一步金融改革重点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金融安全网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审慎监管体制。我们最近在做的有关竞争政策研究的时候，试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过去只强调它的商品化方面，市场化方面，但是没有注意到它的约束机制。所以，我们试图提出一个新的框架，实际上也就是回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大家都知道，他的《国富论》，强调看不见的手，这方面讲的比较多，但是亚当·斯密还有另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开始大家没有注意，后来发现这两个观点好像是矛盾的。现在我们试图把它统一起来，统一到一个框架上：就是市场经济它应该有三道约束机制。第一道约束机制就是经营者自我约束机制，也就是市场伦理，职业操守或者道德规范，亚当·斯密讲，每一个人内心中都有一个“正以观察员”，当他做事情或者看别人做的时候他都要和他自己内心的正义观察员进行比对，当别人做的事情或者他自己做的事情跟内心的正义观察员一致的时候，他就会愉悦；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痛苦。作为一个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对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道约束机制在国外有很多，比如日本经济新闻社关于记者炒股票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 

另外，日本上市公司也都有关于公司的伦理道德，高管的职业操守方面的严格规定，随身携带。所以，这是第一道约束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中国往往这道约束机制缺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当这第一道约束机制，即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失灵的时候怎么办？要靠市场的惩罚机制或者淘汰机制。一个是纵向的重复博弈，一个是横向的公平竞争。你违反市场伦理就会被淘汰。这是第二道机制。当市场失灵的时候，当出现垄断，或者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怎么办？政府就需要出来。但政府出来不是说民间资本不行你出去我自己办一个国有企业，不是这个意思。政府出来不是当运动员，而是当裁判员，就是做好监管。两个重要的监管，一个是行业监管，也就是今天要讲的金融监管，再有一个就是竞争政策，要反垄断。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中国金融监管出了什么问题？我这些年一直在讲中国的监管体制是只对上负责。所以，当上面领导没有重视，或者主要注意力放作别的方面的时候，没有重视金融风险的时候，监管就放水，什么都可以干；当领导重视了防范风险以后大家就一拥而上，监管者齐步走，一刀切，一步到位。这样就会产生同步震荡。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只对上负责的监管体制，要变对上负责为对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市场负责，对法律负责。违反金融法规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处置，而不是等领导发了话才动手。要防止监管的大松大紧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次金融机构改革我们也可以看到，方向是正确的，三会合并了两会，但还没有到位。这是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最后贷款人”需要做什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必须尽快规范。这次两会应该说机构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人事任命，用人所长也是前所未有的。你可以看到专业的人士干专业的事儿，最合适的人干最合适的事情，我讲的是经济金融领域。尤其央行的领导任命，从我们长期以来研究金融的同志来看是最合适的，易纲也好，郭树清也好，都是长期研究金融改革，而且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推动金融改革，有很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所以，这个任命我认为是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情，非常到位。

但也引起我一个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货币政策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问责？问谁的责？是问行长的责，还是问书记的责？不管是行长还是书记，有人说实际他们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为什么呢？货币政策是央行的领导能决定的吗？央行只是负责执行货币政策。谁在制定货币政策？2010年的时候，吴敬琏老师的学术研讨会上周小川有一个发言，他讲道货币政策本来应该是逆周期调控，由于见事迟就晚了90度，然后决策慢又晚了90度，结果一个逆周期的调控变成了一个顺周期调控。作为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先生在这个学术会议上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是在做自我批评吗？显然不是。我想他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说很多货币政策实际上不是他能说了算的，而且我们经常听到各种传闻，知道在货币政策上央行是没有决策权的。接下来的问题，过去我们不问责也就罢了，但是今天中国经济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人民币也已经加入了SDR，我们中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越来越大。现在看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的房价涨上去都什么人在买？都是华人在买，把房价推上去了。所以，将来有一天问责的时候恐怕就不仅仅中国人问责了，恐怕是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要来问责的。也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谁在做决定？都有谁参与？在决策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每个人表的什么态？这些问题在国外的央行都是清清楚楚记录下来，而且要定期公布。我专门问过，美联储是5年公布，日本中央银行是10年，10年以后必须公布。咱们人大的瞿强老师我很敬佩他，他做金融研究非常扎实，他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是翻日本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历史记录，每次货币政策委员会开会时每个人怎么讲的，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每个人怎么表态的。一定要把货币政策作为决策机构，然后举手表决。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规范化。这个事情不规范的话将来后患无穷，将来说不清谁要承担责任。这是我想讲的金融安全网的第二道防线，最后贷款人这道防线应进行的改革。

金融安全网的第三道防线就是存款保险制度，我们1995年在防范金融危机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个事情到了2015年终于落了地，但是现在的存款保险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仅仅是人民银行的一个基金，存款保险基金。我认为应该尽快的把它变为一个独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作为独立的机构它在资金运营，在资金积累方面可以做更充分的准备。另外，除了资金的准备以外，还有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准备，培训人员。这些东西一定要提前做。否则等将来某一家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再去做储备就来不及了，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这样，一旦有金融机构出事儿的时候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另外，把存款保险基金变成存款保险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进行整合。因为我们除了存款保险基金以外还有一个保险保障基金，还有一个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这三个基金将来要整合到一起，而且要做到全覆盖。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层面，在金融安全网这个层面需要做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经营主体的改革。经营主体的改革主要是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放宽市场准入，让民间资本进入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只有这样作为监管者才能更好地监管。另外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商业银行的去国有化。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因为中国的杠杆率高主要是什么杠杆率高呢？是企业的杠杆率高。企业的杠杆率又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而国有企业为什么杠杆率高呢？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双侧预算软约束。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负债占整个非金融企业负债的比例在70%左右，占GDP的比重高达116.8%。另外，从可能性来看，从我们国家商业银行的股东结构来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持股基本上都是在57%以上。其他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有法人股都是占很大的比重，30%以上。所以，把国有商业银行去国有化，也就是把国有股的比重逐步降低，以切断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因为最大的关联交易是谁？是我们各级政府控股商业银行，然后指定商业银行贷款给自己的国有企业。所以，要尽快切断这个链条。

第三点，国有资本从商业银行里退出来干什么？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设立存款管理机构，作为存款保险机构的资本金，支撑存款保险机构的建设。日本建存款保险机构是三家出资，财政出1/3，央行出1/3，银行业协会出1/3。中国的银行业协会没钱，但是汇金公司有钱。所以，汇金公司应该把国有资本退出来以后注资到存款保险机构。再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办好政策性银行。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办绿色银行，科技银行等等，政府可以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国有资本办政策性银行？因为国有资本和政策性银行的属性是一样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民间资本和商业银行的属性是一样的，目的都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由少数国有资本支撑的政策性银行，加上大多数民间资本支撑的商业银行，这样一个银行组合我认为才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银行体系。

过去40年中国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23号讲：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所以，如果有新一轮思想解放就能够带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有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就能够带出来新的经济增长，迈上新的台阶。

我就说这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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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新时代、新周期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任泽平

很高兴来到母校，刚才张茉楠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从全球价值链讲，中美贸易顺差，实际上主要是统计上的问题，大家经常讲苹果的案例，出口额那么大，中国只赚了一个中间的加工费，但是把统计都放在了中国，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我最近写了一篇报告，关于中美贸易冲突，当年美国跟日本打完贸易战以后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没有。深层次的原因在哪儿？统计问题只是表象，我想它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比如日美贸易战以后，缩小了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然后贸易转向了中国，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未来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就能够减少吗？根本原因我倾向于不在于当时的日本，也不在于今天的中国，根本原因就在美国自己。第一，美国你国内高消费低储蓄，储蓄对应的是投资，你生产不了肯定依赖进口。为什么你过度消费呢？你利用了美国的金融霸权，你超发货币，你利用了全球对你的信任。所谓嚣张的特权，超发货币换取他国资源。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美国自身要做出调整，比如，美国能不能不过度消费，你提高你的储蓄率，提高你的生产率。美国你能不能让度你的金融霸权，在全球的贸易中你占的已经没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占这么大的国际货币储备份额地位呢？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巨额的资本金融顺差必然对应巨额的贸易顺差逆差。道理是这么讲，不知道特朗普能不能听得明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无助于解决问题。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新时代、新周期，去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在去年2月份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过去一年宏观领域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没有进入新周期，是否看多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和改革转型，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讨论，有的媒体朋友渲染成叫论战，也就意味着对这个问题业界存在广泛的分歧。在去年相当一批，甚至大部分搞宏观的人，搞经济形势分析的人对中国经济是悲观的，要不然如果大家有共识还论战什么。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之所以新周期论战成为国内最大的一场讨论，也就意味着在去年，恐怕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悲观的。当然，我发现去年底的时候，有些人翻多了。但2018年初，由于金融监管、房地产调控，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再度看空。

我搞了将近20年宏观经济的研究，我发现宏观的争论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很难达成共识，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广泛的讨论，以及争论。所以，我在想我们搞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究竟是干什么。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你提一个问题，问十个经济学家能得到十一种答案。我原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服务，下来第一站到了国泰君安，是国企。第二站方正证券，是校企，现在来到恒大，是民企。这几年从机关到国企、校企、民企，其实研究领域没变，一直做宏观经济学分析，不同的角度来看。

总的一个体会跟大家分享，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切忌过于看短期，你看今天数据好，乐观，明天数据差，翻空，其实宏观经济形势大概率不会今天好明天坏，它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运行态势，也就是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的时候恐怕要有些基本的框架，基本的逻辑，才能得出一些基本的判断。相应的政策也才会有战略的定立。所以，我今天大致想讲一下我们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的一些基本框架和基本逻辑，以及基本判断。

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服务的时候，刘主任带着我们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后来我们研究小组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提出增长阶段转换，上午大家都听了刘主任的介绍。2010-2015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单边下滑，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新5%比旧8%好。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的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勉强维持的8%的旧增长平台要好。大约到了2015年下半年，我当时提出一个比较大的判断，经过2010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的单边下滑，中国经济可能已经相当的接近底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L型。2016年中国经济首次触底企稳，商品价格大涨，到2017年初的时候，我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战略看多中国经济。大家看2017年中国GDP增速6.9%，是过去从2010年以来首次触底回升。我们基本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我基本的判断是2016-2018年中国经济L型筑底，到2019年可能中国经济会突破L型向上。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大家知道我的观点一直非常鲜明，2014年看多股市，5000点不是梦，2015年看多房市，一线房价翻一倍，2017年看多中国经济，新周期。

为什么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判断呢？我想还是从经济自身运行的周期规律来进行分析。我们大致从6个周期来分析。宏观研究一定要有非常强的综合能力，因为决定宏观经济形势的是很多力量叠加的结果。为什么我们这次要从周期的角度分析呢？因为既然谈到经济周期，中国改革开放40年，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已经在发挥作用。哪6个周期呢？世界经济周期、产能周期、金融周期、房地产周期、库存周期和政治周期。我把这6个周期讲了以后，大家大致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

第一个周期是世界经济周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到了复苏。中国经济2016年以来的筑底放在全球的背景下看并不奇怪，因为2012年美国复苏了，2016年下半年欧洲复苏了，日本也在复苏。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都在开启复苏的进程，而且美国已经复苏了很多年。所以，放在全球背景下，中国的筑底，以及未来的复苏是并不奇怪的，因为全球化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去年，供给侧改革超预期，但是不要忘了去年需求侧也是超预期的。2015年、2016年中国出口都是负增长，但去年中国出口是正的7.9%。所以，需求侧也是不弱的。我们现在需求受到了压制，压制并不意味着这些需求就消失了，它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释放出来。

对于全球新一轮增长周期，美国失业率已经回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也就是你再吸纳就业的时候可能要涨工资，它未来面临的就是通胀预期的来临以及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这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周期带动了中国出口复苏。我们大概率判断，在2018年，世界经济会延续复苏态势，中国贸易部门可以进一步复苏。有人担心贸易战会不会阻碍或者影响中国出口复苏？我认为有影响，但是不宜估计过高。中国出口，包括全球贸易复苏是有它自身规律的，我相信贸易战大家打是为了和，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一个更好的价钱。所以，并不会阻碍全球这一轮经济以及贸易复苏，这是第一个周期，世界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周期。

第二个周期，新的一轮产能周期，产能出清和产能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从2001年一直到2007年中国经济基本是高歌猛进，2008年金融危机本来要出清的，2009年四万亿刺激，导致我们出清滞后。2010年以来中国开始出清，但是很遗憾，我们走了弯路，我们搞了金融自由化，我们搞了监管的放松，我们大量的资金通过影子银行，通过通道业务继续向产能过剩、落后产能的国有企业部门输血。一直到2015年的12月份中央工作会议提出5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放在五大任务之首，才有2016、2017年中国超预期的去产能。

过去两年中国产能去化是非常充分的。当然，这里有个背景，我一直讲中国做对了什么？第一，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第二，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案。第三更重要的是具备了坚决的执行力。以前我们很多文件写完以后，束之高阁，现在不一样了，随着组织、人事、思想的统一，执行力非常强。而且很重要的变化，以前出政策以后很多微观主体要跟政策部门博弈一下，这个博弈导致政策执行效率下降，政策的摩擦。现在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了房地产去库存，有了去过剩产能的显著效果以后，政策的执行效率大幅度提升。出了政策基本不再博弈了，政策的摩擦减少，执行的效率提升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从产能周期的角度，经过2015年市场自发的出清，叠加2016-2017年的供给侧改革，中国这轮产能出清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产能利用率回到78%，跟美国差不多。我们企业资产负债率在下降。我倾向于认为2018年我们的产能投资筑底，但是到2019年我们将会正式看到新的一轮产能投资的开启，产能周期是决定经济的主要趋势，库存周期是短周期，这是从产能周期的角度。这一轮产能周期的筑底，以及未来的回升，带有大量的高质量、新经济的转型内涵。这是第二个周期，产能周期。

第三个周期叫金融周期。简单讲就是加杠杆，去杠杆，加杠杆到一定程度债务不可持续就要开始去杠杆。显然，如果我们在产能周期的底部，我们在金融周期的顶部。各种指标，比如M2，同业存单，通道业务，等，现实中国金融周期开始见顶回落。这种金融周期的见顶回落会对我们资产价格，包括对我们的投资都会产生一定的压制。与此同时，我们现在提出双支柱，我们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我们通过宏观审慎来调节金融周期。但是这两个东西还有关联。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金融收紧的条件超出了经济基本面，我们整个金融收紧比美国还要强。就是我们把防风险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从历史上来看，当我们处在金融周期和产能周期同时向上，大家看到经济复苏和资产价格的大涨，比如2004、2005年到2007年的中国和美国。如果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同时向下，很容易爆发危机，比如2008年。有时候你会看到经济周期还在向下，但是金融周期还在向上加杠杆，但是没有加到实体中，所谓的脱实向虚，这时会看到资产价格的大涨或者虚高泡沫，就是中国的2014-2015，经济往下走，但是我们还在往上加杠杆。还有一种组合，我们的经济周期在筑底回升，但是金融周期见顶回落，这时候我们把经济筑底的时间拉长了，很多人认为2018年经济会复苏，我要讲2018年中国经济还要再筑底。很大程度上跟库存周期和金融周期回调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它对资产价格有压制，包括房价，包括股价都是有一定的压制。

第四个周期是房地产周期。房地产周期很重要，经济史上讲“十次危机，九次地产”，房地产是危机之母。跟大家说个数，我们全国的股市加起来市值50万亿，债市加起来60万亿，股市、债市加起来110万亿，全国房子加起来是300万亿。房地产周期怎么判断，我去年出了本书在京东、当当6次卖断货，多次销量排在第一位，人民出版社半年6次加印，叫《房地产周期》，我们概括为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从短周期的角度，从2016年“9·30政策”到2018年年底，这轮房地产短周期接近尾声。房地产周期对经济的冲击在2018年底会接近尾声。

第五库存周期，平均三年左右，加库存，去库存，2016-2017年上半年商品价格的大涨，除了供给侧改革，还来自于2015年底库存出清非常充分。从2017年上半年我们进入了再度去库存，这个去库存周期也会在2018年底见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2018年是什么情况呢？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产能周期筑底，金融周期见顶，再度去库存周期，以及房地产周期的调整接近在中期的阶段。所以，对几大周期运行有个基本判断，大致可以得出2018年中国经济还会再筑底，而且不排除2018年中国经济比2017年略有回调，但这个回调和2014、2015年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底的。全年可能前高后低，全年大致6.7%左右的增长。这是对经济的基本看法。

前面讲了5个周期，第六个是政治周期。全球都有政治周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有很大的政治周期的因素，他要赢得他的中期选举。中国也有政治周期，十九大两会已经开完了，我们人事换届基本完成，对这一轮的政治周期往后面看得更远，我们正在从过去的做减法转向做加法，“三去一降一补”，三去是减法，一降一补是做加法，很多地方抢人才大战，搞科技创新，都在做加法。

这是从6个周期的角度对2018年的基本判断，继续L型筑底。到了2019-2020年我们认为会突破L型向上。

到了2019年，到2020年我们会出现全球的增长周期，以及我们产能周期、库存周期、房地产周期同时向上，再加上我们金融周期的去杠杆，第一年最猛烈的冲击也基本结束。所以，我们判断大约到2019-2020年中国经济突破L型向上。但是中国新的增长前景估计不是重回高增长，我们新的增长平台就是5%-6%，高的时候7%-8%，中国经济超过7%，接近8%可能就过热了，低的时候可能4%左右。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基本判断。

最后提几个政策建议。

大家谈到贸易战，贸易战我倾向于短期能够缓释，长期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要。跟大家说一个数据，中国现在GDP规模是12万亿美元，美国是19万亿，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第二大，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是24%，中国占15%，中美加起来占全球GDP的40%。更重要的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每年2%，中国每年可以增长6%左右。什么概念？就是说过去这5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11%提到了15%，我们的GDP增长在未来还可以是美国的3倍，再过十年不考虑汇率升值的因素，大致到2027年中国GDP规模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我认为这次贸易摩擦也好，贸易战也好，只是故事的开始，它拉开了全球经济领导权更迭的序幕。中国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你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你才可以更好地化解吸收外部的冲击。所以，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此而已。这是第一个。

第二，政策现在不再简单提监管政策，现在提双支柱，为了金融去杠杆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防止监管叠加，要考虑到现在实际融资成本上升，防止对好企业融资的错伤。这是第二点建议。

第三，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从过去的做减法，未来可以考虑把防范风险金融去杠杆做完以后逐步的转向做加法。

这是跟大家报告的主要观点。来到母校，看到很多学弟学妹，也送大家一句话，以前我读书的时候也面临很多诱惑，有很多同学到外面兼职，有的导师也接一些短期赚钱的课题，在学校里珍惜我们的青春年华，多读经典著作，知识是有价值的。祝愿大家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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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六个期待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

财政制度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标“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要求，当下的改革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期待进一步深化。

第一，期待回归分税制轨道。1980年代我国财政体制不断在不同形式的“包干制”转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危机”，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正确选择，彻底改观了这一局面。由于受时点条件限制，存在先天先天不足，分税制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其后的改革一直处于改革不足的状态。梳理十八大以来的文献，只有2014年新修订的预算法有一处表述（第十五条，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而在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将省及省以下国地税合并，新组建的地方税务机构实行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垂直管理模式。虽说从技术手段上，可以确保地方政府财税收入利益，但一级地方政府缺乏收入组织权的分税制却是中国特色。选择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国家，组建两套征管机构是标准配置，而没有地方税务征管机构的分税制体制或许不只是“合并”那么简单，是不是必要条件呢。合并的理由很现实，体现了问题导向，主要基于纳税人、经济性、技术性等考量，似乎忽略了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一重要维度。当然，国地税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观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无效的税收竞争（如拉税、转税、协税、先征后返等），但这样也可能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从而有效竞争不足，甚至出现“道德风险”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意大利曾出现了逆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财政脆弱、自给率低、依赖程度高、预算赤字及债务膨胀等问题，迫使其在90年代（1993年）选择分税制改革。本人长期在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工作，另一个研究方向为地方财政，其间的体味更为直观。分税制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最为有效的实现形式，20多年来我们从该体制中享受到巨大红利，所以没有理由简单放弃，也没有比分税制更好的可替代方案。假定简单放弃再重新选择，可能所付出的改革成本会更大，也会贻误改革时机。为此，一个基本建议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务必在分税制框架上进行整体设计，决不能因为改革不足而引致的矛盾和问题归罪于分税制，切忌矫枉过正、旧体制简单复归的问题。

第二，期待强化顶层设计。以往的改革，大都停留在部门层级上，如教育事权改革由教育部负责，民政事权由民政部负责，以此类推。长期形成的中国特色“条块”结合治理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所以要把握好“条块”的边界。以部门为主导或者财政部会同其他部门的设计形式需要改革，要引入第三方专家设计机制，跨越部门主导设计的狭隘性，这样的设计才会更加公平。财税体制改革是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过程，所以顶层设计必须高屋建瓴，要从以往的帕累托改进过渡到卡尔特标准，倡导“零基改革”，如果不突破既得利益，继续选择增量改革模式，其边际效益会越来越低，甚至产生负向激励，为此要突破过分部门主导模式，也不能采取“现行做法+转移支付”的简单文本化形式。

第三，期待遵循国际规则和充分考量现实国情。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时，曾提出要构建流转税、所得税双主导形式，20多年过去了，间接税的主导地位依然坚挺。梳理一个时期以来的个税数据，一旦占税收的比重为7%左右的时候，就启动扣除标准改革，2017年个税总量1.2万亿元，其中工资薪金所得占60%。我们一直倡导启动消费需求，其实消费税总量仅为1万亿元。在1880年-1920年的美国进步时代，除了引入了现代预算制度之外，另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引入了所得税制度。间接税的优点是易于征管、做大财政蛋糕，但其累退性特征十分明显，去年曹德旺、宗庆后抱怨中国的营商成本高，税负沉重，当然有计算口径问题，但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因流转税的主体地位实体经济的宏观税负并不低，还有垄断公用事业“价格改革”滞后，对生产者而言，所有税费都是成本，从国家层面一直强调振兴实体经济，效果不够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税制。如果没有生产者，都用足投票，出现大量“裸商”现象，后果更可怕。贾老师有篇文章提及了税收厌恶概念，直接税的“痛苦指数”的确很大，征管成本也高，但其最大优点就是“累进性”。所以，王绍光先生将其概括为“美国进步时代”，以此赢得了美国一百多年来的相对稳定与繁荣。

本人所在的辽宁省，当下面临的支付风险就是确保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人均2300元/月（2005年以来连续14年提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在拖垮地方财政甚至整个国家财政，究其根源在于养老保险制度供给太落后了，本人概括为“旧制度与新矛盾”，1999年设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2018年现实形成了天然之别。要按照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要求，加快从自有财政（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性增长）、租金财政（第三财政）过渡到税收（财政）国家，从间接税过渡到间接与直接并重、从生产流动环节过渡到所得持有环节、从以“物”环节过渡到“物”“人”并举、从中央主导过渡到中央与地方双驱动模式。特别是一些涉及民生领域的改革，务必考量中国国情特别是地方财政承受能力，要保基本、讲机制、可持续、防风险，谨防陷入高福利陷进。

第四，期待多方参与公开民主机制。无代表无税收。本来，财税体制改革也是一个委托-代理、公共选择、达成最大公约数的博弈过程。但从新《预算法》三审、四审开始，就一直处于小范围、体制内“征求意见”的半保密状态，虽说预算法修正案得以高票通过，但预算法实施条例至今尚未出台。就连中央审改组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至今还未公开发表。等等，这样的财税体制方案比比皆是，特别基于地方视角，基层更无话语权而言。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广泛参与、科学民主化过程，钱穆“制度陷阱”现象特别突出。为此，强烈建议由“神秘”转化为“公开”，由衙内“处长”决策转化专家、地方广泛参与的民主科学决策，从根本上解决两个一公里和政策短命、不断解释补充的问题。

第五，期待同步考量至省以下各个层级。1994年以来的财税改革只局限于中央与省区政府之间，而省以下只是原则性要求，赋予了省级政府充分自主权，对省级政府而言，又会参照中央的模式，进行省对市的改革，以此类推，简单效仿，抓好放坏，而到县乡这一层面，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翻烧饼”。如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近十多年来一直处于不确定、折腾状态。整个财税体制改革已步入带深水区，牵涉到诸多利益关系的调整，如果继续进行选择性、简单化改革，回避改革的核心、关键，其结果只能是改革流于某种形式化的转化。所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务必向下延伸，否则会降低整体改革效果。

第六，期待向综合配套改革有效推进。当下有个改革倾向，就是要通过财政改革的倒逼机制来推进其他领域，简单的做法就是“断供”。想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上加难。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一半是“财”，另一半是“政”，如果说以往的改革，主要涉及“财”，也触及“政”，那么下一步“政”是绕不过去的。而长期模糊的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需要理清，政府间职能同构、“上下一般粗”的问题需要区分，政府级次与财政级次的有效衔接需要回答，价、税、财改革联动需要提速，财税体制法治化、民主化、公开化的进程需要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需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社保体系改革需要相互衔接，财税体制与金融体制、计划体制改革需要合理搭配等。所有这些，仅靠以往的财政“单边主义”方式，明显出现了“越位”的问题。为此，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全局和长远，亟须摒弃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思维，有效达成改革共识，务必有序均衡推进。

以上发言，仅为个人观点，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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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给人大对社会总负担进行控制的职责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冯俏彬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参加今天这个新供给的季度会议，今天下午我演讲的题目是“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东风重整政府收入体系”，这个也是我长期研究的话题。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树立了未来30多年长远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伟大目标之下，在经济方面的核心议题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按照十九大报告我归纳为8个字：改革、开放、创新、协调。

在这八字要决之下，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简要回顾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轴：2015年提出，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元年，2017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年计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这个主线之下，回过头可以看到今天作为会议主办方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院在这个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2013年，新供给经济学提出的“八双五并重”的政策主张，现在正在实行或者在推行，由此可以见到他们的远见。另外，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即基于要素的运动规律的供给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施路径。这一个好的理论是富有解释力和相当的预测力的，可见这就是理论研究的魅力。

简要的回顾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年中取得的成绩。基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5大任务都给出了相应的数据，我今天要讲到的主要问题是关于降成本方面，2016年降成本比上年下降了0.1元，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绩单，成本较上年下降0.25元。所以，从这两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来看，我们有一个综合判断，成绩最好的实际上是去产能，其次是去库存。相应的在去杠杆和降成本方面，实际上取得的成效并不是太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2018年各方面已经把控制金融风险提高为经济工作第一重要的任务上。所以，预计2018年在去杠杆上面来讲可能会有很大的进展，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也不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核心要谈的话题是“降成本”。

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总结为三个字，叫“破”、“立”、“降”。“破”是去除僵尸企业的问题，“立”是解决新动能的问题，“降”就是降成本的问题。

围绕降成本的内容，沿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研究下来，首先要承认，就是2016年和2017年国家在降成本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简要梳理一下，降成本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就是营改增。根据财政部最新的数据，营改增的减税效应达到2.1万亿。二是强力清理涉企收费，这两年大家对此有很多的感触，以前我们认为一些硬骨头，还有一些非常大的障碍，这两年很多清理取消了。三是社保方面，降费总的幅度降了一个多百分点，金额1300亿，这个不算明显，但是在现在社保制度的基本状况下也算是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了。第四个方面，推动价格改革。这里面涉及的内容更多，涉及到电价、水价、气价、天然气价格等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改革问题。这几年基本上按照每年为社会减负两千多亿的水平在往前推进。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为社会减负的同时，相关的制度建设在推进。比如“全国收费一张网”，所有的政府的收费项目，不管是税收、行政性收费，在中央政府的网站上都可以全部查到，理论上来讲这些收费如果没有在上面明确的公示出来的话，企业和个人是可以拒缴的。

我自己一直追踪这方面的研究。我要说一句，我们政府在推动为社会降成本方面的确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从金额上来讲，2016年和2017年分别为社会减负一万亿，2018年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克强总理再次宣布要继续为社会减负一万亿。所以，政府的诚意和具体的行动措施还是清晰可见的。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问题。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尤其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普遍有一种获得感不强烈的感受。所以，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对比，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这当中到底怎么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我自己长期做减税降负的研究，在新供给的支持下也一直在做政府收入体系重整的课题研究。在做这个课题研究当中，我脑子里不时想起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说，历代税负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为什么当前政府一方面在努力的减税降负但社会的获得感并不强，并没有感觉自己的税负负担有所减轻。黄宗羲的说法可以比较好地帮我们理清思路。我们现在看到一方面的事实就是政府2016、2017、包括2018减税的幅度达到一万亿之巨，但与此同时我们政府的各方面收入实际是在上升的。这张图显示的是最近三年以来，也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政府收入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在增长，特别是 2017年，与2016年相比，政府总收入的增长幅度达到15.5%。当然政府总收入包括政府的所有收入，我们称之为广义的政府收入。即使是扣除掉了税收和经济增长的自然增长因素，也可以看出增长幅度比较大。2017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的百分比是6.9%，我们的政府收入增长是15.5%。

这张图是显示非税收入在下降，因为这两年清理的力度非常大，但是与此同时，税收收入是在上升的。同样以2017年为例，我们的税收和上年相比上升了10.74%，这个幅度也是高于同期GDP增长的幅度的。土地出让金方面，2017年比2016年上升了46.1%。前两天我还看到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上显示一二月份以来，有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高达400%。这说明，我们下来一方面的确在减税降负，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总体的收入除了非税收入有所下降，其他的各项收入实际上是有所上升的，而且比较明显。从未来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强，2008年环保税开征，这对政府来讲肯定是增加一笔收入。

资源税扩围，今年水资源税从河北一个省扩展到十个省，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是可以增加一笔收入的。另外，大家知道房产税今年一定要进入立法阶段，如果房产税开征那当然是属于政府最可观的税源。另外，我们税收征管加强，现在税收的征管技术水平和愿望都很强烈，税收征管加强也是一个增收因素。另外，随着大数据的普及，也可以使过去征不到的也可以征起来。这当中就形成一个反差，一个方面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处的阶段而言，企业需要有轻傜薄赋，政府也在做。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政府各方面的收入总体而言是在上升。所以，这当中就有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有可能在2018年还会重现2016年和2017年的情况，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减税降负，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把减掉的损失再弥补回来，全社会总体负担水平实际上并没有降低。对我们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再长远一点说，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情况必须要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对策。第一，要设定一个控制社会总负担水平的制度闸口，现在总负担水平是30%-35%之间，虽然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基本上这个水平。这个水平我们认为用来满足中国政府的开支是够了，不应该再增加。所以，要综合国际经验，还有我们自己的政府开支需要，设定一个总负担水平。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进行控制，具体的可以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职责中增加对总负担水平控制的职责。在此基础上可以采用很多具体的技术方法，比如债务限额、pay-as-you-go等机制对此进行处理。总之要有一个机构，对这个事情负责，否则我们就会重蹈黄宗羲所描述的现象，就是每改革一次实际上是加税一次。这个事情目前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事情。

第二，对政府收入结构进行一个重整。这是我们在研究政府收入结构当中，发现我国的税、费、价、租、互相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座有学财政的同学，财政通常研究政府收入的时候最多就是税收和非税，但是在税收和非税之外还有大量的东西存在，包括我们的国有资本，国有资源收入（如土地出让金），包括政府性基金……还有很多收入，这些收入并没有在传统的财政研究的视野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一个综合和整体的视野下,对政府的收入体系要进行一个重新整理。这个重新整理简单概括，第一个是正税，要明确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体地位。第二是要“清费”。所有行政性收费应该全部清干净。剩下的收费只有一个“使用者付费”，它后面的核心是要跟上费的定价机制和管理机制的问题。时间关系我不展开了。三是“明价”，价格本身不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但是它和公权力有很密切的关联，常常是加重社会负担的主要来源。价格需要明确它的范围是由政府定价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共事业方面的收入。为此，要有一套非常复杂的定价机制。人民大学以前在经济系下有一个计划与价格专业，现在研究这个领域的人非常少了，恰恰在当前的政府收入体系当中，政府定价这一块是一个盲点，是一个研究非常少，也很少有人关注，但恰恰它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价格体系完善的非常要害的东西。目前国内的研究全国数不出十个人在研究政府定价问题。四是“严租”。租就是国有资源、国有资产产生的收益，包括土地出让金，包括庞大的国有资本产生的收益。它们的管理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全部纳入到公共预算当中。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由于国有资产占比非常庞大，实际上税率是可以轻一点的。

第三，完善政府收入管理的体制机制，涉及到财税改革、政府定价机制、成本补偿机制等问题。非常复杂，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第四，深化配套改革。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最终是要使政府收入税费租价各归其道，互相之间有相对明确的界限，不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外，这套改革表面看是政府收入的问题，实际背后是政府职能、机构、人员的改革问题。在此之前，这些改革我们认为研究上可以做，但是推行起来太难，因为它伤筋动骨涉及的面太多了。但是现在，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在这个政策的关键关口看到了这样的曙光，因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相当于是对机构进行了全面的重组，这个过程中该取消的费一定要取消，该规范的制度一定要规范。

总之，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思想：乘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东风，把这个无比艰难的政府收入体系重整的事情做下来。

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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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年：应发展面向创新的融资体系

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政府部门尤其是金融相关部门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让我们对接下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充满了期待。

在此，我认为未来金融改革的关键可以包括对内面向实体经济的融资体系改革和对外面向人民币国际化的汇率机制改革两个方面。

一、建立通畅联动的一二级市场统一机制，发展股权融资实现杠杆均衡、防范金融风险，建立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多层次融资体系。

实体经济不等于制造业，防范金融风险既包括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更包括制造业产能过剩、污染排放和高能耗的泡沫。科学的实体经济的内涵，既包括高质量面向居民需求的第二产业，也包括现代服务业，既包括商品与服务，也包括公共品与服务。说到底，实体经济就是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普惠国民的能力。因此，资本的根本目的是支持科技创新，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将创新成果普惠到全体国民。

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

1、建立面向创新、创业的融资体系，将产学研资四方面结合起来，建立通畅的从基础科研投资到风险投资直至公开市场的发展通道，对微小中大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创业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型跨越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都有匹配的融资渠道和成长变化的转换机制。

2、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这也是高杠杆的体制原因，疏导发展中应有的融资需求从债权融资平衡到股权融资，进行以A股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改革，在发展中去杠杆。以IPO注册制和退市机制为核心，建立优胜劣汰、有进有出的活水机制，让优秀规范的企业能够按照市场节奏上市融资，让投资者有更多的投资选择；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机制，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建立制度化的转板机制，使企业随着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能及时在多层次的融资资本市场之间进行转换；同时也完善增发和并购的融资需求。

3、建立专业的公开市场，解决定价悖论难题。对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不良资产处置等专门领域的定价难题，通过公开市场的市场定价，接触国有资产流失或价格难以被市场接受的两难局面，也避免内部操作或招标等定价缺陷，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4、发展多层次的债券市场，让中小企业也可进行公开规范的债权融资，增加直接融资，优化间接融资。我国现有的债券市场，主要面向高信用等级的大企业，同时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高收益债券市场和面向小微企业的企业主债权市场，形成多层次的债券市场，并同时完善企业个性化的债权融资渠道（如信托、委托贷款、债权众筹等），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个重要途径。

5、建立国内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以及多层次的债券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跨市场对接机制，让资本高效流动起来。

二、逐步建立面向一篮子商品的独立汇率定价机制，建立包含官方储备、中国企业储备、中国家庭储备在内的大外汇储备体系。

现有的汇率决定理论如购买力评价理论和资产市场理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一价理论”，认为汇率应反映同一商品的不同货币价格的区别，这忽视了不同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导致的价格区别。

人民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高和国际使用率以及影响力的提高，国际化是大趋势，国际地位必将日益提高。现有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决定机制存在着政策不独立的问题，从我们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来看，大国货币汇率是由其农业净产出和国际贸易供求、国际资本供求以及制度和预期等四个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未来日益重要的国际储备地位，人民币汇率应逐步从目前的参考一篮子货币向参考一篮子商品（包括农产品、国际贸易品、资产品）与一篮子货币结合的定价机制过渡，以制度调节对冲预期的偏离，建立更加独立稳定的汇率机制，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基础。

同时，为了优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效率，也应将企业和家庭的储备与官方储备一并考虑。这样，只要保持央行外汇储备与中国企业和家庭外汇储备的总和与外债、国际贸易赤字、资本项目赤字、市场调节准备这四项的总和大致平衡即可。按目前的情况，我国的央行外汇储备最优规模在18000-20000亿美元左右。

当然，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内容很广泛，以上只是当前最根本的几个方面。

“

张茉楠：中国产业升级不可避免与美国短兵相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张茉楠

大家下午好，我知道在座各位大多数是来自财政和金融领域，但贸易问题可能是国际问题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焦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我今天的演讲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还是要与大家一起回顾一下2017年全球贸易走势，为什么全球贸易实现了金融危机以来强劲的复苏？第二，换一个视角，我更多的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及对全球经贸带来的影响。第三预测一下未来特朗普贸易战冲突的风险。

2017年，全球贸易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实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强劲复苏。根据相关研究，比如像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预测2017年全球贸易复苏达到4.5%，这远远高于2016年1.3%的增速。WTO成员60多个成员国中出口正增长的占比87%，进口正增长的占比89%。不仅仅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全球都在贸易复苏中实现了同步的过程。

从复苏的区域看，亚洲、北美地区，借助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强劲的动力，也实现了复苏的势头。亚洲大约是实现了6.4%，北美主要是4.2%的增长。全球贸易复苏是全球经济最大的亮点。

中美作为双引擎，在整个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相当于两大动力源头。对于亚洲来讲，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亚太价值链在全球贸易复苏中起到龙头作用。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报告预测亚洲对本轮贸易复苏的作用拉动了全球贸易增长的5.4个百分点，远高于欧盟和北美的1.9%和1.5%。

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在贸易领域，在中美这样一个复苏势头的带动下，在产业领域，全球资本品贸易，比如制造业的复苏也带动了其他国家比如资源类国家，初级产品国家出口显著上升。此外，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欧洲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零部件制造业的反弹。从这个角度来讲，贸易复苏背后是有实体经济复苏，特别是制造业和资本品贸易复苏的强劲带动所产生的。

WTO的全球前三季度贸易景气指数的报告显示，尽管2017年出现这样一个强劲反弹，但是到2017年第三季度，无论是货运集装箱指数，还是航空货运量指数，以及出口订单指数增速已经出现了放缓，这也意味着未来全球贸易增长可能出现一个拐点。

根据我们对2017年全球贸易复苏态势分析，真正的拐点可能恰恰就是在2018年。这个背后就是我们不得不担心由于中美之间爆发冲突性风险有可能产生全球连锁性反应，各个国家有可能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更多的卷入其中，所以，我们更多的想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美国为什么发动这场贸易战？因为特朗普一直拿所谓的“美国逆差”来说事，因为大部分的全球化红利都被中国拿走了。但我们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讲，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贸易的形态，全球价值链赋予了“本土制造”一个新的含义，我们知道，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产生使整个全球贸易更多体现为增加值贸易或者中间品贸易。所以，产品的生产更多的由“本土制造”转向“世界制造”或者“全球制造”。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它进口第三国的中间产品较少，而中国背负着来自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中国一些中间品产生的贸易逆差。按照全值统计，这些国家产生的中间品和贸易逆差就体现在中国出口最终产品上，体现为中国对美国大量顺差。

尽管WTO、UNCTAD、OECD一直在推进“增加值贸易统计”，试图改进原来的统计方法，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特别对特朗普来讲，2018年是特朗普对全球贸易政策的新拐点，由原来的“交易型政策”,更多转为“主动进攻型”的政策。二战以来，全球以WTO为主体的多边贸易框架有可能遭受冲击，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未来在全球产生连锁性的结构性冲突。如果进一步分析，从中国角度看，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特别在机械、电子、汽车，这些产业恰恰都是全球价值链产业，美国“301条款”中很多贸易制裁也集中在机械、电子或者半导体芯片行业，这些行业恰恰是因为中国在整个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产业。

2017年，中国贸易总额达到4.1万亿元，超过了美国，回到第一贸易体地位。而我们如果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很多产品当中，不仅含有国内的增加值，而且包含大量的国外增加值。中国出口国外的最终产品当中，包含的国外增加值要远远大于国内的增加值，也是在全球经济体中占比最高的。

从中国贸易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说“301条款”已经不局限于一些传统行业，而进一步转向高技术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果回溯中国这些年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制造业出口已经逐渐从“一般品贸易”转向“资本品贸易”升级。根据我们的研究，2015年中国外贸出口当中，机电已经占到50%以上，大型单机和成套设备，高铁，高端制造业等占据半壁江山。尽管中国与美国贸易结构还有很大的互补性，但是从态势和趋势看，中国正在沿着整个产业链高端迈进，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逐步向电子消费品、机械设备，再逐步向更高端的精密制造方向升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必然与美国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全面的冲突。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中国的“301条款”已经不局限在贸易逆差上跟中国打贸易战，但这些行业恰恰不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产品或行业。我们如果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产业结构变化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不可避免与美国短兵相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一定要做好长期战的思想准备。

现在特朗普发布“232调查”，已经把全球很多贸易伙伴都纳入到他的“贸易战”框架之下。因此，中美贸易战已经不局限于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问题，对于美国跨国公司和消费者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我们看到为什么好多美国跨国公司还是在全球化中有更大的推动意愿，是因为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是一个绝对的主导者，他们占到整体国际贸易的80%，而对于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来讲，其海外的营业收入远远高于本土营业收入。特别是美国，美国80%以上的进口贸易实际上是来自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如果美国针对中国中间产品，特别是机械产品进行高额关税惩罚，整个产业链中跨国公司都将直接受到冲击。此外，特朗普去年的“新税改法案”中，很明显的逻辑脉络就是“让美国更强大”，体现在让美国制造业回流，让美国资本回流，让美国竞争力回流。美国参议院版本的税改法案，跨国公司在海外产生的专利收入、知识产权收入，要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关联公司征收关税，对于苹果、Google这些公司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国家有大量的基础性研发投入、创新中心，如果特朗普税改法案实施之后，将对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技术转移进行限制。

我们预期最坏的后果，如果真的爆发“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战，中国实现“以牙还牙”的报复情况下，那么不可避免全球都会被卷入到这样贸易战中。全球价值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避免的受到这种冲击。比如“301条款”中机械制造、通信设备等产业与日本、韩国都是息息相关的。最近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一篇报告显示，如果美国队中国进口减少10%，韩国对中国出口额有可能减少19.9%。实际上我们大量中间品贸易和零部件恰恰是来自于韩国、日本这些国家。所以，一旦发生“301条款”兑现，这些国家将首当其冲，有可能他们受到的冲击比中国还要大。

根据我们这些年在做的一项研究，在中间品贸易主导的情况下，贸易战不仅仅带来中国出口下降，反过来通过出口下降带来整个总需求的萎缩，进口下降，进一步将对比如中国台湾、韩国、东盟、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会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可能会预见未来最坏的的场景。

所以，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讲我想提几点。第一点，中国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的情况下，回溯到当年美日发生贸易战，中国还是应该保持战略定力，不能以短期的和平来牺牲中国长期战略利益。这是第一个运用原则。第二个原则，回顾当年的日本，人民币是不是应该对美元进行大幅升值。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广场协议》的惨痛教训，中国如果本币大幅升值的话，对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可能是非常大的冲击。第三，该不该抛售美债？中国如果主动发起一轮金融战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4万亿的外汇储备或者美元国债，产生很大的财富耗尽。第四，鉴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是应该联合更多的贸易伙伴和全球价值链伙伴，把中美贸易问题，放在WTO框架或多边框架下，而不是在双边框架下解决。谢谢大家。

编辑  陈晨  张雪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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