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黄达：成为研究生 成为共产党员｜忆旧记年Ⅱ（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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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记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记年II》的第十一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到达束鹿后，政治学院的研究室，也就是管辖研究生的单位，开始组建。
研究室的地点在后杜科，就在我进入后杜科第一天入住的宅院。这是一所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宅院。外院是宽敞的场院，除车棚、牲口棚外，记得也有几间低矮的房子。内院是砖瓦房，用当时城里人的眼光看也算相当宽敞。北房三间，记不太准，可能东西两端还各有一间小套间；东西房各三间。这么大的一个院落，只有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大娘看家，其他人都跑到石家庄去了。这位老大娘，用那时的标准，应是地主婆；但这家还是商人，所以简单定为地主婆也不一定恰当。在我们刚到时，这里还没有土地改革，我们都还称她大娘、老大娘。她一个人住在北房的东间，其余的房屋都被我们号下了。
这期研究生，主要是原法政学院和教育学院的留校生。只记得原法政学院财经系的留校生有刘佩弦、陈铁和我；政治系的留校生有胡子宗、唐腾义，听说还有吴炯，但是她那时在校外有任务，没有报到。陆续报到的有三位大姐——闫捷欣、张瑾、尹明，她们好像都是教育学院的。其他还有几位男生，能记起名字的有白丁、袁鹰翔、齐一。还有一位叶静，会打京剧里的乐器“单皮”。记得叶静在早晨锻炼时能把手榴弹投出五十米开外，我那时只能投二十来米。此外也许还有两三位，记不准了。
三位大姐住北房的西间。男生住东西房，住不下的住在附近号下的院落里。我进入这所宅院就住在东房，一直没动，直至离开研究室。
当时主管研究室的是政治学院副院长王力同志。我们认得他，是因为他在张家口给我们上过《五五宪草》的课。记得一天，他来到研究室，在闫捷欣、张瑾、尹明三位大姐住的北房召开研究室的全体会。炕上炕下，坐着的、站着的，挤满一屋子。也许这就算宣布研究生开始“学习”的仪式了。关于为什么留下一批研究生和组建研究室，他讲了些什么，已经没有什么记忆。关于国内战争形势，只记得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却给我们留下从容、镇静和对前途必胜的信心。他后来又来过几次，大多是谈心、聊天，很少讲大道理。好像当时华北联大的领导干部，大多是这样的工作作风。
有一次，谈到他自身的经历。他在苏联留过学，是党送他去的。进的是东方大学，校名记得是否准确，没有十分把握。这是苏联当时专门成立的一所培训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学校。他介绍，在这所学校里，三个人住一间屋子，发一份《真理报》，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他和蒋经国是一个小组。蒋经国是蒋介石送到苏联学习的。他说，那时蒋经国经常批判他的爸爸蒋介石。由于蒋介石不时给蒋经国寄钱，他也可以跟着改善改善生活。我们问他，后来与蒋经国有没有联系，他说蒋经国的立场回国后就显现出来了，那怎么能再有联系！
有一次他讲去延安的经历。那是为了参加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从山东的根据地去延安。中间要经过敌占区，自己的部队不能护送，只能与警卫员化装为商人，两人孤单单地闯敌人的哨卡。假如身份暴露，不能做俘虏，时时准备着闯不过去就自杀的措施。促膝絮絮而谈，春风化雨，增进了上下的情感联系，也不知不觉地增添了对革命前景的信心。
不久，王力调去渤海解放区。后有人传说，他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
记不清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到研究室，王力同志布置了研究生的学习。方式是个人选题，独立研究。布置的研究题目不多，也就是五六个。现在只记得两个，一个是“论新民主主义”，一个就是我选的“边政建设”。大家当场就选定了题目。有的题目有两三人、三四人选，只有“边政建设”开始没人选。后来，我选了“边政建设”，或许是因为这个题目新奇，也可能是因为旁人没有选它。
应该说，什么是“边政建设”，我和大家一样，都不知所指的内容是什么。王力的解释也很简单，就是研究边区的政权建设，即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记得当时有关这方面的唯一一本文献资料就是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敌后抗日模范根据地》（题目可能记得不完全准确，也许还有副标题，如晋察冀边区等文字）。这本薄薄的书权威地记述了晋察冀边区在极其艰苦严酷的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历程。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它使我有可能确立了一个粗略的研究框架。其他经过研究整理的现成资料也许有一点，但已毫无印象。主要的资料是边区的报纸和边区政府的政务报告。有幸的是，华北联合大学的图书馆有全套的边区报纸和一些边区政府的出版物。最主要的是《晋察冀日报》。1946 年我进根据地的时候，《晋察冀日报》已经很正规，其规格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报纸，除纸张的质量外，已无区别。至于其开始发行时，只记得开页极小，纸张极次，版排得密密麻麻，是否开始就叫《晋察冀日报》也记不清了。
最初的研究收获，竟然是“边区”这个称谓。那时的抗日根据地，大都叫边区。陕甘宁边区的称谓，是在抗日战争前夕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至于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等，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形成的。抗战胜利后的初期，也还延续这样的叫法。起初，我没有去想它的含义，人家怎么叫我只是跟着叫，现在要研究边政建设，自然要推敲推敲。在我懂事的时候，行省的格局已经十分定型。所谓“边”，自然是指“省”的边沿地区；边区前面的“陕”“甘”“ 宁”“ 晋”“ 察”“ 冀”“ 绥”“鲁”“ 豫”等等都是省的简称。这些边沿地区没有大城市，没有铁路，是我们在敌后易于站住脚跟的地方。要站住脚跟就要建立政权。那时，省长属封疆大吏，是由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即使由于日本人的占领，省长已经跑掉，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也不会为共产党在该省实际活动的领导人颁发任命状。老老实实叫边区，自己建立边区政权，自己任命边区官员，自己发布边区政令，国民党则没有根据加以否定。朴实无华的称谓包含着大智慧。
抗战初期的报纸，大量记载着有关政权建设的报道和经验总结，反映出边区各级政权的建设所经历过的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对于八路军，对于当地的党组织，这样的问题几乎是全新的。资料虽然有限，但从中也捕捉到不少前所不知的知识。
比如，县长、区长跑掉了，政权的职能瘫痪了，必须有人出头，使之继续运转；也有投机分子，企图夺权，必须团结正派力量使之不能得逞。
比如，原来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民意代表机构，都是由乡绅把持，或形同虚设，我们则必须使劳动者的代表进入代议机构并要使它实际起监督政权、支持抗日的作用。
比如，旧的各级政权都有一套征粮征税的制度和一套人马，而我们则要革掉欺压百姓的分子，要改变搜刮老百姓的传统做法并贯彻各阶层“合理负担”的方针。
比如，过去的下层政权，扩军、支援前线的功能极弱，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直到乡、村基层，扩军支前则成为首要任务，必须尽快加强。
比如，适应于平时的政权区划，在战时不能不重新调整，“边区”的出现实际就是省一级的调整，至于县、区、乡、村区划的调整更是需要依据战时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频频进行。在我的记忆里，合大区、划小区，合大乡、划小乡的指示、总结和实施报道，在最初的两三年里，占有报纸的大量篇幅。
如此等等，使我总要面对这样一种情形：经常是矛盾突然摆到面前，必须立即采取对应的处置办法，在这里，即使有些老经验，也难以照葫芦画瓢；逼出的办法成功、可行，继续推行，不成功、行不通，及时调整，再想新办法。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埋首在报纸之中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的下落，已经全然想不起来了。顺便想起的是：我们这些研究生同窗，对于我选这个生僻题目总觉得不怎么好理解；但当他们选的大题目很快就缺乏资料可读的时候，又都不时投来羡慕的目光。
当留下我们做研究生时，曾被告知，研究生的生活费标准是每月20 斤小米，是本科学生6 斤小米标准的三倍多。抵达束鹿的那个月的确给我们发了相当于20 斤小米的晋察冀边币。我和几个同学到附近一个可能叫王家井的大村，赶了一次集。我狠狠心吃了一张饼，那是几口就能塞进嘴里的小小的一张饼，记得却付出了相当于好几斤小米的钱。未曾预料到，很快就被告知，环境艰苦，不仅研究生，就是一般的干部，以后的生活费都降回到原来的6 斤小米标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赶过集。6 斤小米的标准一直实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解放战争初期，在青年中是要求不谈恋爱的。谈恋爱，组织也不批准结婚。只有参加革命多少年并且年龄多少岁以上的干部，才能获得批准。但即使环境艰苦，青年中难免有恋爱问题。在研究生刚刚集中不久，有人发现，白丁在追闫捷欣闫大姐。很快恋情公开，这在研究室里也增添了一缕旖旎的春光。这是年龄差距较大和经历背景颇为不同的姐弟恋，大家并不看好。确实，很快成为过眼云烟。不久白丁调出学校，后来闫大姐也调出学校。那时在不同地区，是很难有通讯手段可以维系相互之间的情感的。
可惜，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只有短暂的不到四个月。1947年3 月20日我调到校部注册科。和我同期的研究生，后来也大多先后调出。其中，陈铁调到中南地区。留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有刘佩弦、尹明、齐一。齐一曾任人民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后调往社科院。前些年，知道胡子宗在社科院，研究荀子并有著作；唐腾义多年在语言学院工作。
对于这段短暂的研究生经历，我在历次填写履历时都是填写在案的。但在履历表的“文化水平”栏，却一直填“高中毕业”。有人问，你上了华北联合大学，为什么不填大学学历？对于华北联合大学和原来“旧中国”的大学应该怎样比较，后面我想专门作些分析。这里只讲讲历次填表时的想法。我一直认为，在“知识”学习方面，我走过了小学、中学的全过程，当我想再学大学阶段的知识，却因突患伤寒未能如愿以偿。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是我毕生最关键、最重大，也是关系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但这所学校，并不是通常意义的知识传授，而是引导人生观的转变和政治道路的选择。所以对于几个月的财经系学习和几个月的研究生学习，我一直都不看作是文化水平的继续提高。也就是这样的考虑，在履历表的“文化水平”栏我一直填“高中毕业”。
记不清是不是在1983 年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人事处的同志就提出“高中毕业”与大学副校长的职位不相称；也许提出的时间是在1985 年作为袁宝华老校长的助手继续担任副校长的时候。不过至迟在1991 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时，人事处的同志极其严肃、极其强烈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不由分说替我在“文化水平”栏填了“大学毕业”。我对人事处的同志说，既然填了华北联合大学的学历，那就应该填“研究生肄业”。于是从那时起，我的文化水平就一下子从高中毕业升格为研究生肄业。
编辑 叶祎然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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