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读 | 专访黄达：抒写中国金融学神韵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 本文为《英大金融》杂志对黄达教授的一篇专访，黄达提出将东方文化精粹作为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改造当前以西方文化为基础构建的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因其传统思维和认知惯性而滋生的固守和片面。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以下是文章原文：
“怎样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我国的货币金融理论结合起来！中国的货币金融理论从先秦以来延续数千年，数不胜数，例如管子的《轻重篇》就花样繁多。”
“ 东西方都非常重视金融、货币，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利器，需摆正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关系，金融调好了，经济问题都能解决。这一道理虽然简单，但准确把握起来却难。”
“中国的制度、文化传统显然和西方有所不同，照搬照抄苏联、欧美的经验是行不通的。古今中外，含英咀华，我们可以闯荡出具有中国神韵的货币金融理论来。”
2017的冬天，北京城与雾霾的纠缠少了许多，一个明媚的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黄达—蒙代尔教室里座无虚席，93岁高龄的黄达教授精神矍铄，身子硬朗，在IMI“货币围炉”沙龙上侃侃而谈，他穿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举重若轻地梳理着有关货币的历史逻辑，也为当前金融学科的建设指点方向。
“93岁一个半小时演讲，提前做了7页论文的准备，这种严谨负责的学者精神非常令人感动。”“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金融起源于货币，货币起源于实体经济，在数字货币颠覆传统金融的今天，深扎基本原理才是看清事物本质的根本方法。”“开设一门《中外金融思想史》，也为创造出融合中华文明精髓的货币金融理论而努力。”围炉的讨论环节中，张杰、王国刚、庄毓敏等教授不无感慨地说。
在中国金融学领域，黄达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晓。在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受命宣读颁奖词：“黄达先生，中国经济金融学界之泰山北斗。他徜徉浩淼幽深之经济金融天地，揭秘揽胜；结缘货币银行学65载，培育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自由漫步之英才。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与中国实际于一炉，开创东方文化精髓引入经济金融学研究之先河，钟于斯，成于斯，终铸一代大家。”
颁奖词中还有与四年前刘鸿儒教育基金会授予他“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几乎相同的字句：“他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新中国经济学领域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论证者、新中国‘大金融’学科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新中国金融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与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
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校长、金融学会会长、金融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等一串串响亮的名头之下，黄达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时自我欣慰，能够捕捉到幸福感的教书先生而已。
“金融天地，浩淼幽深；揽胜揭秘，乐何如之！”他用一个甲子的生命去演绎和享受“钟于斯，老于斯”的执着，以至我们根本无法彻底分辨黄达与金融。
在2018年2月22日黄达先生93岁的生日前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达传略》新书面世，作为黄达的铁粉和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宋科对《英大金融》说：“《黄达传略》无意于全景式地展开先生的人生传奇——这个几近无法完成的任务。若能以平铺直叙、图文相互交映地将先生在生活、学习、工作的若干画面娓娓道来，让读者在浏览一张张历史、一行行朴素文字的同时，捕获到原本遥不可及的先生真实的生活瞬间，如此足矣！”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有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是的，山高水长话金融学泰斗黄达先生，娓娓道来。
1
坎坷少年，初识金融
1925年2月22日，黄达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少时志向既不是当教师，更没想到研究经济学，他一心想学工，像父亲一样当一名工程师。初中二年级时，父亲的病故改变了黄达的生活轨迹，当时天津被日军占领，百姓苦不堪言。“温馨童年，贫苦的少年，中学毕业后的坎坷谋生。”黄达曾在《自述》中如是描述此时的生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这样的变故中，他没有放弃，勤奋努力考上天津市立第一中学高中部，这所天津历史最悠久的中学，师资力量雄厚，学习氛围浓郁。教授黄达的老师，有著名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裴学海，王荫浓，数学家杨学涵等名师。
在名师的教导下，黄达游历于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园地，徜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间，这为他理解这个伟大的民族打开了一扇窗户；也为他打下了历史、文学与思辨的功底，形成了基本的人文素养。日后，他的著作逻辑严谨、文采飞扬、妙语连珠，读来如水银泻地、一气呵成、文字之间透露着自有韵味儿的“黄氏风格”，大都源自于此。
此外，大量的课外阅读，不仅对黄达日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受“进步”书籍的熏陶，黄达还看到了指引自己思想进步的理想之光。他在书里依稀看到了一个有别于旧社会的美好世界，这会成为他一生为之不懈奋斗和追求的理想吗？黄达不止一次地思索。不久后，他便找到了正确答案。
1946年春，21岁的黄达满怀憧憬，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想追寻一种崭新的生活。适逢华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地区招生，他顺利地考取并进入联大政治学院财经系，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参加土改运动。不久，学校从张家口撤退，转到冀中平原，黄达转为该校政治学院研究生，研究“边政建设”。这一年岁末，黄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华北大学为班底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一提起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我走上讲台，讲授货币银行学，人们都赞许我相伴这门课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程。到2010年，很长有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度量单位：一个甲子。于是自己也觉得这的确是很长很长的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赏、介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黄达在《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一书中如是写道。
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虽开了课程，但没有教科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达找到了“土法上马”的好法子，教学相长、师生共勉、持之以恒。“那时仿照苏联，把所有的东西都分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黄达回忆，“改编布列格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因此学苏联变成间接的学西方。”
1951年提出，1954年开始动手，直到3年后的1957年，经过周作人、杨承祚、黄达、以及林与权对文字表述的大换血、充实和增补，改编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被称为“蓝皮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金融学教材。
黄达随后提出来要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门《货币流通与信用》课合并，以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变成一门课，于是，在黄达和周升业等老师的努力下，中国的《货币信用学》诞生了。
2
学术生涯的路标
2011年6月1日，黄达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时任国务委员马凯在致黄达的贺信中有这样的评价：“您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在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中，您始终坚守着独立思考精神，从不人云亦云。您总是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提炼和阐述经济理念，从不是拿本本，或马列本本，或西方经济学本本等剪裁中国经济学现实。”
纵观黄达的学术生涯，他一直是个积极的思考者和实践者，在中国的《货币信用学》诞生后，黄达又走进了宏观分析的新天地。
1956年开始，计划经济当中的术语“三平”，即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专业的直觉让黄达意识到：“三平”应该纳入货币银行学的框架。黄达或许没有想到，此刻的“顿悟”将成为他日后攀越货币银行学巅峰的“云梯”。这一时期，黄达形成的思想被收录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和货币流动》，这也是黄达的第一本个人专著。此刻，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已经在黄达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黄达的第一部译著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与留苏归国的刘鸿儒等共同翻译了苏联学者弗.伊.米哈列夫斯基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体系中的黄金》。“抓住一片宁静，继续前进，不能放弃继续研读金融的机会！”在60年代后，那段文革特殊的日子，黄达始终保持着与货币银行学“藕断丝连”的关系，他一边对《如何看待价格》《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等文章进行打磨；一头扎进纷繁浩瀚的古文典籍中。
古文典籍，加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加上西方经济思想，再加上中国实际。这些原料经过1950~1976年近三十年的积淀，黄达终于揽之于怀。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同时装进“发酵缸”，经过若干道工序，最终酿出历久弥香的“美酒”。
文革结束后，黄达、陈共、周升业、侯梦蟾和韩英杰几位老师不约而同地出现同一个念头：尽快编出一本囊括财政学和金融学的教材，完成十年前未竞的事业。历时两年多，这部定名为《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的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这本书荣获许多大奖，更大的褒奖是：20世纪80年代的财经类学生，对于金融学、财政学的了解大都从这部教材开始。
1979年，是中国物价体制元年，同在这一年，“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当年，黄达一篇应景之作《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一点点通货膨胀都不允许存在，允许一点点通胀，就会发展到严重甚至恶性通胀。”黄达回忆。但是，基于长时间的理论思考、对计划经济以及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现实的理解，黄达论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的事实存在，剖析了改革开放后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以确立正视和正确对待通货膨胀的思路。
1981年，黄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他在《什么是信用膨胀，它是怎样引起的》一文中这样写道：“剖析信贷问题，在经济学中往往使人有走入迷宫的感觉；多年来分析这一问题的传统思路似乎又很难把人领出迷宫。正是反复理不清的困境所推动，我把我们教研室集体形成的剖析信贷资金供求问题也即货币供求问题的思路加以推演，并建立模型。对我来说。这是飞跃，是获得了可以解开有关难题的钥匙。”
正是将通货膨胀、信用膨胀、财政收支等问题纳入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框架中，并为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证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系统。黄达在教学中结合自己的思考把这些“模型”加以串联并作应有的补充，提炼出货币信用的一般规律，更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一步步推向经济实际。于是诞生了标志着黄达达到个人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这一年，黄达59岁，已近花甲之年。《导论》因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先后于1986年、1995年和2013年分别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三项代表中国经济学科最高荣誉的奖项。
“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就好像装备着汉阳造、卡宾枪这些杂牌武器的士兵，但凭着振兴中华的热情，凭着贴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凭着从实际出发、科学求实的指导思想，奉献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路径和对策的建议。”在黄达看来，正是置身于计划经济制度这样一个大“实验室”当中，他才能通过对简明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较为轻松地得出西方经济学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得出的理论论断。
3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人读着黄达的书走进金融学的神圣殿堂，喜欢上金融学；有多少人在课堂上领略过黄达的精彩演讲，在书房里聆听过黄达的耐心启发；有多少人追随着黄达的思想，在金融学这个广阔的天空尽情翱翔。但是，有个数字是可以统计的，那就是黄达门下的16位博士和他的那些在金融界叫得响亮的“私淑弟子”。
1981年，黄达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但直到1985年，他才招收了第一批博士。“成为博导的最初几年更多的时间用于对这一教育制度的观望从而没有急于招生，后来由于事务性工作繁忙，招人而不育人与一个老师的责任不符。”黄达解释说。
周慕冰（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王松奇（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邓乐平（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有幸成为黄达的第一批博士；加上王传纶教授的博士生贝多广（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理事会联席主席），人大财政金融系第一批四个博士生都在黄达老师和王传纶老师的悉心呵呼下成长起来并顺利完成学业。
1988~1992年，黄达每年招收一名博士生，组成他的第二个博士生团队，这便包括中央财经大学原校长王广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以及人民大学李焰教授、刘振亚教授。以后的若干年，黄达基本保持着平均1~2年招收一名博士生的节奏：李鹰、刘成、郭浩、林琳、左毓秀、李向科、孔燕以及向东先后成为他的学生。2006年，他收下的最后一名弟子韩文秀，如今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黄达曾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之际，饱含深情地回顾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先生：“先后有十八年，经常直接聆听吴玉章老人家循循善诱、慈祥平和的教导，一再被这位长者毕生为祖国、为民族、为共产主义理想忠诚奉献的坚定信念和高贵品德所感染，永生难忘。”而在1991年，黄达在其66岁之际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担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私淑弟子，私即私下，淑即善。洪琦、李杨、李晓西、李健、刘曼红、瞿强、宋逢明、涂永红、夏斌、王国刚、汪昌云、吴晓灵、吴晓球、谢平、于学军、张杰、赵锡军、庄毓敏……一个个从人民大学走出去的在金融界响亮的名字，我们无法尽数，但闪耀在他们身上的共同品质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对老师的敬爱、对先生的仰慕以及对事业的执着。
2005年，黄达先生80寿辰之际，陈雨露写下这段文字，大抵能代表弟子对于先生的感激和敬仰之情：“回味黄达先生的人生、点点滴滴，给我们既有温暖的感动，又有严肃的鼓励。作为黄达先生的学生，有幸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的指导，自由平等的切磋，感受他严谨求实的学风，学习他精雕细琢的精神。”
2005年6月2日《黄达书集》出版，共6卷7册，约400万字，包括黄达从1957年到2003年间出版的11本教材、专著和译著，这11本书不仅记述了黄达教学研究的历程，刻画了金融学教师群体建设这一学科的轨迹，而且，它们的写作是一个持续50余年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剖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金融学科教研究发展脉络以及经验教训的系统资料。黄达把《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与80年代中期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90年代的《货币银行学》、新世纪的《金融学》一起，并称为留且仅留的“四部教材”。正是因为在诸多领域的突出建树，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他曾任第八届人大代表、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委员会首届专家委员等社会兼职。这些职务为他参与国家金融决策咨询以及金融政策实践提供了便利。这一时期，黄达登上世界经济学的大舞台，从美国到法国、古巴、日本、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意大利、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瑞典、阿根廷等国和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思想。
在具体的金融实践与金融决策过程中，黄达坚持认为，能否最大限度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而抑制其消极作用，取决于是否具备正确的金融决策理念。而正确的决策理念，则源于对金融基本性质的如实把握。当然，要正确把握金融的基本本质，则须注重金融理论的实践检验。
作为经济学人，黄达知道自己的武器就是经济学，就是经济理论。他提出将东方文化精粹作为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改造当前以西方文化为基础构建的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因其传统思维和认知惯性而滋生的固守和片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世界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更能指导实际、更能引领实践的高度，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为一名“纯粹”的人大人，黄达自己的奋斗历程，可以说是践行“永远奋进在时代的前沿”生动的范例。“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闯荡出具有中国神韵的货币金融理论来！”黄达深情地说。
编辑 罗梦宇
来源 《英大金融》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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