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黄达：成为注册科干事（下）｜忆旧记年Ⅱ（十四）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记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记年II》的第十四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1947 年，先在解放区，尔后扩展到国民党统治地区，是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在前一年的年中，国民党估计，3 个月至6 个月可以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并于这年6 月底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北联大被迫撤出张家口。我们曾设想今后几年将会在炮火之下不停顿地转移。可是转移到冀中束鹿不久的1947 年初，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之际，国民党已经由于无力继续全面进攻而改为“重点”进攻。一个重点是进攻山东解放区，一个重点是攻占延安。这样，战场距离冀中束鹿相当遥远。而且没有几个月，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吹响全国性反攻的号角。随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至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的战史，好像是刻意为《保卫延安》《沙家店》等文艺作品脚本。
如果说，在刚到束鹿时，像1946年底学校组织的“百人参军”和相继的精简规模等措施，还继续着撤出张家口时紧张的战时气息的话，很快，学校就进入一种非常难得的宁静氛围之中。
这阶段，学校进入规模极其精简的状态。校长是成仿吾；可能还有副校长职位的设置，不过即使有，也不在岗。校长办公室，曾极短暂的有位主任，好像事情不多，很快调到政治学院政治班做主任去了。办公室的干事有两人，都是财经系的留校生——陆迅和陈中。陈中经常出差，干什么记不起来了；坐办公室的实际只有陆迅一人。那时成校长有位警卫员李文华，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成仿吾是经过长征的极少数的文化人之一，李文华是否在长征时就是他的警卫员已经记不准了。算上李文华，经常坐办公室的也只有两个人。教务处，不记得有处长。我刚到注册科时，处里有一位秘书，很快调走了。所属教务科是否留有一位干事，也记不得了。由于还有学生到校、离校，注册科倒是有三四个人。党委系统有组织科、人事科，有保卫干事，人数最少时，有徐靖、孔生，连同组织科长张琳同志（她也兼任注册科长）也不过三五个人。后勤，管被服、办公用品等物资供应的有个庶物科，管伙食的有伙食科，人数稍多。主管全校会计的是会计科，科长张崇山，干事一人，李军。有个警卫班，七八个人、七八条枪。按编制有教务长、总务长。这一阶段，副教务长林子明好像多日不在学校；多年担任总务长的鲍建章同志是否这时已经来到学校也记不准了。总之，校部给人以非常精干、非常安详的感觉。
当工作不忙时，我大多是去校长办公室找陆迅聊天。当前线战事紧张时，那一定去找陆迅，因为陆迅有一项固定任务：抱着一台矿石收音机，定时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记录新闻是按能够用笔记录的速度广播，同音的字要用词组说明是同音中的哪个字，生僻的字，如生僻的地名，要解说字的结构。这种广播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保留好多年。好处就是没有电的极其边远地区，有台矿石收音机也可以及时地了解国家大事。矿石收音机必须用耳机听，我们只有贴在陆迅身边，看他一字一字地记录。记录稿立即交油印股刻印并由通讯员送到各个学院。当时，晋察冀边区有向学校提供新闻的单位，但要晚个一两天才能把新闻送到。
校部有个油印股，这是一个极小却作用极大的单位。股长姓王，他的兵只有一对夫妇。丈夫姓孙，是刻写蜡纸的能手。他刻写的蜡纸字迹工整、清楚，而且更突出的是，比如通常旁人刻的蜡纸，印百八十张字迹就不清楚了，而他刻的蜡纸可以印出多一倍的文件。偶然发现贴在日记里的一篇油印文件《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上培养干部（联共《党的生活》社论）》，是他刻写的，扫描出来，可供欣赏（原油印件的版面为11.5厘米×17厘米）。
后来又调进了一个推油辊子的高手， 姓张。就是这三四个人， 担负起全校文件和教材的油印任务。直到1948 年秋冬之际，学校才有了最原始的圆盘铅印机。可能是经过1949 年，油印迅速退出舞台。我保存的一些当时油印股油印的材料，记不清是上世纪50 年代还是60 年代，交给了学校图书馆。
当时各个学院的情况是：
政治学院有两三个班同时存在。由于环境安定，各班从开始组建到结业分配，大体能持续三四个月，因而教学活动可以按计划正常开展。这一段时间对教学的总结提高，其经验一直指导着直到1949 年秋对两万名政治班同学的培训。其间，曾成立政治系和经济系。不记得有什么教学计划。可能是为了储存政治班的毕业同学，其存在时间可能不到一年。
文艺学院的教职员工队伍，和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的同学，在这期间，其规模没有什么变动。后来所属各系的同学毕业，也大多留在文艺学院。在我的印象中，方针是保全这支宝贵的文艺队伍，以备迎接革命形势的大发展。有一个文工团，一会儿分散到文艺学院的各系，一会儿又恢复建制。但在我们当时的心目里，文工团一直存在并且是华北联大的骄傲。
教育学院师生的人数也不多，同样属于保存队伍的性质。他们曾经办过短期文化班，招生、分配均不通过注册科。他们也经常去附近县的农村开展一些专题的调查和宣传活动。
外语学院，注册科与他们的接触极少，当时他们活动的情况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
在这期间，全校性的活动不多。校史有些记载，但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找不回具体的记忆。只记得有个叫李敦白的作过大报告。他是个美国的国际友人，不知为什么不久成了特务；后来记不清过了多久，又正名为国际友人。还有一次，从蒋管区来的学运活动分子控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于在校的多是不久前从蒋管区过来的，也许是“你们说的我早就知道”的心理，并没有引起轰动效应。
倒是组织的一些全校性的文艺汇演，印象颇深。汇演是在大李庄的打谷场上临时搭台。这个打谷场很大，当年在德石铁路线的火车上可以望到这个打谷场。记得演出过《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可能郭兰英第一次饰演喜儿就是在这期间）。还演过以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话剧，剧名可能是《母亲》，剧里有一首歌还记得清清楚楚：“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我心头。”
这年年中，延安平剧院（不怎么清楚，在延安时期，为什么把京剧叫作“平剧”）转移到冀中并划归华北联大。他们演出过《三打祝家庄》《罗成》等剧目，
老乡特别爱看。每当有文艺演出，附近十里八村的老乡都会赶来看戏，卖吃食的小贩也会临时在周边盘起炉灶。不怎么清楚信息是怎么透露出去的。看“平原宣教团”演大戏，一时成为附近老乡的大事。这也是“宁静”之中红火的一面。
编辑 叶祎然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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