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黄达：成为研究生 成为共产党员｜忆旧记年Ⅱ（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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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记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记年II》的第十二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之后不久，一个对我终身有着最大意义的事情水落石出——政治学院的秘书马纪孔同志通知我，1946年12 月31 日，中国共产党批准我加入组织。我兴奋，也有些骄傲：能在这一辈同学之间较早地迈进了颇难迈进的党的门槛。但更感到一种强烈的约束：这是一个决定终身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政治选择，这是一条最后的、不可变易、不可反悔的道路。那时，正处于国民党以极强势的军事力量叫嚷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严重局势之际。虽然当时信心牢固，认定共产党必胜，但也考虑到将会有再一个八年、十年，或更长的艰苦斗争过程。
马纪孔同志通知我的时间，据我自己日记的记载是1947 年1 月10 日。他告诉我，要办理具体入党手续，其中包括找两位入党介绍人。在广灵刘永昌同志启发我申请入党时，已经考虑过入党介绍人问题。我找了李光宇同志，找了刘永昌同志，他们都同意介绍我入党。刘永昌同志作为党委组织科的干事，告知我，我作为预备党员的候补期是两年。这使我很纠结了一阵子。那时的党章，工农分子入党的候补期是半年，有的没有候补期，直接就成为正式党员；一般的知识青年，那时定为小资产阶级，候补期是一年。我从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来看，总应定性为小资产阶级，那为什么定了个两年的候补期呢？是因为我在“伪”机关当过小职员？但“小职员”也是小资产阶级。一时，成了思想上的疙瘩。我没有向组织追问，组织也没有向我解释。
1947 年8 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我向党支部提出，合并会使机构人员变动，如果我进入一个生疏的环境，大家对我的了解需要相当的时间，希望在合并前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在两校合并前，支部讨论了我的转正问题，并向上级组织建议对我提前转正。但支部的同志们同意我提前转正的根据，既不是我要求提前讨论的理由，也不是认为我在候补期间表现特别优异，而是认为对于我的入党要求两年候补期的决定，在党章上没有根据。1948 年8 月，那已是两校合并为华北大学之后，党委批准了支部对我提前转正的意见——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但不只是我自己，也在其他人的心目里，我成为共产党员，是在1946 年的最后一天。
得到入党通知后，立即编入党小组。小组组长陈辛人同志，是政治学院的教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期间直到成立，他还在学校。我经常找他谈心。他极少高谈阔论，对于我的思想困惑，也极少用睿智的言辞剖析。但跟他谈心，总能使我平复躁动的思绪，解脱思想上的压力。后来，他调到北京工业学院。
这个党小组里，包括研究室的党员和政治学院某些其他单位的党员。在我编入党小组时，研究生里的党员记得就是三位大姐，是否还有一两位男研究生，记不准了。小组会的内容也记不起来了，只依稀记得第一次党小组会使我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好像自己又有了一个温馨的“家”。三位大姐都比我大好几岁，我一直很尊敬她们。当在小组会上知道她们都是党员时，更使我增进了亲情感。
那时党的小组会，很少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这样的大问题，这类大问题都是在党外政治学习中讨论，有时还组织全校范围的讨论。党小组通常是开“生活会”，内容主要是结合日常的工作、学习，自己分析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时存在什么问题，有时是提高到人生观的角度来剖析。印象极深的一次，是我检讨烧炕时的思想“斗争”。北方农村那时家家都有炕，大多是用土坯垒的，高级的是用砖垒的。无论是土炕还是砖炕，冬季取暖，靠的就是烧炕。在冀中平原主要是烧庄稼的秸秆，也叫柴火。炕都有左右两个添柴的火眼，要使整个炕热度均匀，那就要均衡地在两个火眼添柴。我检讨的是，当我烧炕时，剩了最后一把柴火，是添加到我睡的那头的火眼里还是添加到不是我睡的那头的火眼里？我实际是添加到不是我睡的那头的火眼里面了，但为什么会有向哪个火眼里添柴的思想斗争？这说明“个人利益”在头脑里根深蒂固，很苦恼。大家帮我分析了许久。像是有这样两点：一是最高的境界是处处为旁人着想，应是不加思考地就把柴火添到旁人睡的那头火眼里；二是给我鼓励，能有这样的思想斗争，说明思想在进步。那时，大家检讨的内容还有留恋过去、满足现状、骄傲自负，看不起非党群众，等等。
人生观，是那时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词儿。至于对它的诠释通常极其简单：正确的，为人民服务；错误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在进入华北联合大学后不久，在这个问题上就钻进了牛角尖——如何在“理论”上论证：正确的人生观只应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人为什么要活着。那时的标准答案：人活着就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但在“人为什么要活着”与“为人民服务”之间，我总觉得应该有理论论证的链条：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是以事实上的个体存在，从自身出发考虑问题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能推导出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我的这种困惑，在与周围的同学、同事交流时，人们的反应常常是听不懂困惑的症结是什么。也有人似是而非地告诫，不要胡思乱想！那时，也找了有关的文献，想从中领悟出解开思想症结的锁钥。比如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都认认真真地读了不知多少遍。收获极大，但却从中悟不出能解开自己思想疙瘩的头绪。其间，自己也想出过一个推导链条：“要解放你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也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因为全人类不能解放，你自己也就不能解放。”但这个推导链条的出发点依然清清楚楚是“自己”，是“个人”。这与心怀全中国、全民族、全人类的崇高境界相比，岂不是南辕北辙，根本无法兼容？
可能是调到校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才慢慢不想这个问题了。申请转正的时候，又想到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想清楚。后来记不起到何时，慢慢悟出，我想要得出的是形式逻辑——如三段论法——的推导链条，而这样的大问题，本身就是大前提，不是形式逻辑能够推导出来的。比如，人为什么要活着？我后来给自己的答案：人就是“在”活着；如果提问题，应是怎样活着最有意义；对于为什么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那是因为人生下来就是群体里的个体，就是社会之中的一员。自古及今，都有个体与群体的这对矛盾，而在当代则凝结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困惑的解决似乎过分简单，但无论如何，后来极少再被这样的问题所缠绕。至于旁人是否也像我这样钻过牛角尖，那是无法弄清楚的了。
在刚刚被批准入党时，开始不断碰到的尴尬是，并非党员的同志问你：听说你入党了？那时，不只是在蒋管区，就是在解放区，前面已经提到过，党还不是公开的。然而，怎样秘密的事情似乎都能泄露。可是，党员本身应“保守党的秘密”。不承认，有点对不起朋友；承认，刚刚入党就不能保守党的秘密了！比如陈铁，既是中学同学，又同为研究生，在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向我祝贺入党，我一时喃喃地不知如何回答。他说，我知道你应该保密，不必回答了；接着说，他已经申请入党，并自言自语，不知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这个过程历历如在目前。不久，他也成了党员并与我编在一个党小组。
在这一阶段，还有一件事情要记上一笔。
前面，在记述财经系毕业前组织《黄河大合唱》时，曾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这之后，除了1946 年底到1947 年初有短暂的余波外，再也没有出现过使我有可能发掘自身音乐爱好的哪怕一点点机会。”这里说的1946年底到1947 年初，就是指在研究室的这个阶段。
刚刚到后杜科村不久，院里就布置任务，让我帮助村剧团开展活动。这里的村剧团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我拿了几张歌谱，并教他们唱了几首当时刚刚在解放区流行的歌。村剧团的积极分子借机恢复了一些活动，后来还写信给学院表示感谢。
不久，春节来临，院里的后勤人员和警卫队员——那时统称勤杂人员——要求有人帮助他们排演剧目，参加学院的春节汇演。在学院里，好像我是一个文艺的全能人才，任务也就落在我的身上。教教唱歌还能胜任，但排剧我全然一窍不通。因此在与勤杂人员接触之初没有能够制定出排演方案。也有些客观原因，如勤杂人员都是光头小伙子，可是一时找不出没有女角色的剧本。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次早饭时，一位勤杂人员在吃饭时当众朗读意见。有幸还找到了当时的记录：“黄达同志听我言，勤杂人员对你有意见。成天跟我们打马虎眼，假如再这样，严重的意见在眼前！”这弄得我非常尴尬，以致当场控制不住，流出眼泪。后来，终于找到了没有女角色的剧本，是一个小伙子赶集的故事。进行了几次排练并准备齐服装、道具。没有想到，临到演出又出现了问题。
一是进入演出准备区，我们这个剧目的主要演员，看到其他剧目的演员都在化妆，也要求化妆。找人帮忙，人家说，化妆品现成的，随便用。我对化妆一窍不通，只好多方恳求。最后是政治班的一位女同学，一边嘟囔着连化妆都不会等，但还是伸出援手，给主要演员化了妆。当即将上场时，一位演出总管对我们这个剧目作上台前的检查，看了看，问了问，最后发现没有“提词的”。演员在台上忘了词儿，要有人提词。这一条我也是根本不懂的。临时找谁？那位总管没费思考，就指着我：你提词，可蹲在舞台上的桌子下面。应该说，主要演员对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我觉得不会出什么问题。确实，演出一半极其顺利，不料想主要演员的流畅快板突然卡壳。本来，从一开场，提词的人就应该与演员同步念台词，只有如此才能够及时知道卡壳之处，并给演员提词。但我虽然被安排蹲在桌子下面，却不懂提词人应该怎样忠于职守。实际上，开场后我一直在欣赏主要演员的表演，所以当他突然卡壳，我也一时在剧本上找不到卡壳的地方。好在主要演员又把前面的台词重复演唱了几句，我才找到卡壳的地方，并使演出继续并圆满完成。
这位主要演员是警卫员，姓葛，脾气有名的暴躁。就是由于这次春节排演，与我的关系好像特别亲热：不论在什么地方碰面，他总是粗声粗气但不失亲热地叫一声“老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贫下中农出身，自然是革命派；而我，一开始就处在被批斗的“走资派”的群体之中。在这期间，偶然碰面，他依然是粗声粗气但不失亲热地叫一声“老黄”。这总会使我在“文化大革命”那时难以名状的怪异氛围里感到一股暖风拂来。
编辑 叶祎然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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