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黄达：第二次参加土地改革（二） | 忆旧纪年Ⅱ（十七）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II》的第十七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还记得，当时有个相当响亮的口号：“贫下中农坐江山！”简明凝练，我曾对之十分欣赏。在吴家庄的群众大会上，我就理直气壮地引述这个口号作为讲话的中心。不久，传达下来党中央的指示。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在中国，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下一切反帝反封建人们的联合专政，贫下中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领导阶级，怎么能够提贫下中农坐江山？还有一个相应的说法：“贫下中农说了算”。如果是这样，那么，“党的领导”还要不要？知识分子是懂得咬文嚼字的，犯这样简单逻辑性的错误，也是自己政治幼稚和头脑发热的表现。
不过，这个村最大的“政策”问题是：城里的教师、医生这类人士的少量出租土地，是不是应该划入“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的范围之内，应无偿征收并由该村的农民分配？这在区里、县里也是一个大问题。记得在区里的几次会议上，在正定大教堂由县委书记主持的会议上，都讨论到这个问题。对立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正定城里的土改工作组认为，教师、医生这个阶层人士的少量出租土地是靠自己的薪金等收入购买的，不属于“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范围，其所有权不应剥夺；处于农村的工作组大多认为，不是“耕者”就不应“有其田”。我那时赞同后者的观点，并援引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分析：一点不付出劳动只凭土地占有剩余劳动产品，应该视同封建性剥削，其土地所有权应予废除。大概是1948 年年中前后，上级作出了政策结论：这类土地问题不应划入封建性土地制度，不应无偿剥夺。
这个问题给我的触动极深。当时，自己觉得非常理直气壮，经过较长时间，慢慢领悟，其实是自己思想片面。工薪阶层和自由职业者是基本群众，他们的土地怎能简单地视同地主的土地？社会本来是复杂的，不能用自己尚未消化的理论框架简单进行分析定性，更不应无视生活现实，一厢情愿地要用简单的方法削足适履地处理复杂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在探索我们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几乎时时会发现，上上下下总是存在类似的倾向。而每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会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土地改革之中始则自鸣得意而实则错误的思想方法。后来，在2005 年所写的《培养思考能力》一文里讨论到经济理论模型时，对于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作了这样的总结：
模型的形成是一个“复杂→抽象”的过程。
从复杂的经济生活概括出能反映本质联系的模型——抽象而简单的模型——是经济理论的核心任务。但模型的意义更在于“抽象→复杂”，即从抽象返回复杂——用能够体现本质联系的“简单”模型来剖析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生活，作出判断、提出方针政策，并指导实践。
在“复杂→抽象”的过程中，怕的是作出错误的“抽象”；但更大的问题产生在后一个“抽象→复杂”的过程：
典型的是以简单的模型塑造实际，那就是要把复杂的实际生活塑造为简单的、理想的乌托邦，换言之，是天真地要把生机盎然的生活“模型化”。
最大的教训是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把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极度简化（参与者的简化，行为方式的简化……)。结果是牺牲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生命线——效率。
但是，“以简单的模型塑造实际”的毛病并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理想者的头脑之中，其实也普遍存在于人人的思维之中……
这个村的土地改革方案，应该说比较简单，就是把租佃的土地转为佃农所有。可能是由于城市工薪阶层和自由职业者的出租土地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悬而未决，在我离开这个村的时候，尚没有具体讨论到土地的分配。
不久，我被调到区里几天，但具体有什么活动已毫无印象。随即调往东上泽村。“泽”，当地人读“宅”，所以这个村名也经常写成东上宅。东上泽这个村是这个区有名的富裕村，土地肥沃，以种谷子为主，产量高。村里主要是“疙瘩户”，即中农和富裕中农。
我去之前，这个村的土改工作组是华北联大的两位同志：政治学院的干部李青野和政治班的学生刘莹。这个村的土改进程没有多大波折，派我去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土地分配方案。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对于这个“统一平均分配”的原则，我们当时简称为“大平分”。由于大平分要求“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那就不能不惊动占有较多土地的中农——把他们拥有的较多土地调剂出来。要中农——本身并没有任何剥削行为的中农——把自己所有的土地“调剂”出来，道理很难说得理直气壮。用来说事的实际就是“平均”这个原则。“均”，自古以来，就是最高理想，最高原则。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思想的根子上就是推崇“均”的，从而极其自然地接受“大平分”的思路。
“大平分”的贯彻，在“技术”上存在着实际困难。每个村由小农耕种的地块，有成百上千块，每一块都是多年形成的，随意分割就会影响耕作，损失产量。所以分配、调剂，基本是原有地块的分配、调剂。同时，地块不只有肥瘦的区别，像离村的远近，送肥、拉收获的粮食是否方便，地块周围的邻里关系能否协调，等等，都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记得，有一块离村很近的地打算分给一户贫雇农，但这户贫雇农却想要一块离村较远的地。原来，那块地虽然离村近，但只是离村的一头比如说是“东头”近，而该户贫雇农却住在村“西头”。包括贫农团的成员，大家都是抽象觉得近地好，却忽略了加上村子从东头到西头的距离，对这户贫雇农来说，“近”地实际比“远”地远。所以，土地分配，就像要解开约束条件众多而且要求相当严格的拼图游戏。这几乎是无解但又不能不解的游戏。不只工作组头疼，农民也存在诸多疑虑。
这个村里贫农团的具体状况已经毫无印象，只记得还比较团结，能主持土改工作。印象较深的倒是贫农团聘请的两三位“秀才”，三十岁上下，衣着整洁，听说是当地的教师。我到村不久，他们就借工作喘息的机会，拐弯抹角地“考”我，看看大学来的干部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如向我“请教”韩信点兵的算题是怎么一回事，等等。他们没有把我难倒，倒反而增加了积极配合工作组的主动性，对制定土地分配方案颇有帮助。
分配方案制定的过程大约是从农历春节前夕到灯节之前。具体矛盾，具体矛盾解决的过程，回忆不清楚了。印象较深的是在进这个村子之前，在区里听了关于群众路线的传达，触动颇深。在我的回忆里，觉得自己这次是真正走了群众路线：先由我们工作组支持贫农团提出方案，交给全村讨论；汇集意见，特别是原来工作组的两位同志深入农户，听取意见；然后修改方案再下发，再反馈。只记得有几个难解的问题，是听了几户中农的建议给解开的。
记得公布方案的全村会是在一间大屋子里召开的。我讲了上级的精神，讲了制定方案的几个大的思路，讲了一些具体难点的处理，等等。其实，会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方案的内容，但这是大家集中在一起的最后的上下交流。我讲得很投入，大家听得很投入，会场的气氛印证了这是大家共同的方案。在我一生里，这是难得的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2 月26日，刚刚过灯节，又把我派到朱河，接替调走的工作组组长。但这个工作组有一位华北联大的抗日时期老干部张清洁，所以我把组长的职位推给了他。记不起具体过程，好像过了些日子，组长的职位又推给了我。
朱河，是一个上千户的大村。村里街道像一个“丰”字，把全村分成八块，每块称一个街：从一街至八街。村里人见多识广，有退伍军人，还有在区上当过干部的。
派我来这个村，主要就是解决制定土地分配方案的问题。工作组原来的几位同志都说，这件事情太复杂，我们搞不来，才把你请来。我觉得在东上泽积累了经验，颇为得意。用几天了解了情况，张清洁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全村大会，讲土地分配问题。会场是在一个空旷的打谷场上，我要站在桌子上讲。那是比东上泽村民多上好几倍的村民，黑压压的一大片。我的腹稿基本上是在东上泽讲的内容。但在东上泽讲的内容是与东上泽村民反复沟通形成的，我讲的也是他们想听的。朱河不是东上泽，我与这里的人们没有沟通的过程，我讲的他们听不进去，于是没讲多久，下面就交头接耳，嗡嗡之声四起。自己拼命加大声音，还是镇不住会场，声嘶力竭，非常狼狈。张清洁及时跳上桌子，说这个问题复杂，一次讲不完，下次再讲，给我解了围。本来是过五关闯六将的心气，未承想“走了麦城”！
好在土地分配是工作组和贫农团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大会没有开好，工作不能不照样进行。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上面下来了一个精神：一个村子的土地分配方案，“动地面”即调出土地的户数，不能超过全村总户数的20% ；中农，主要是富裕中农，如对调出土地想不通，应该让步。可能，就是在同时，还有一个具体操作精神：允许中农可以拥有较平均数不超过10% 的土地。后来，中共中央在《中国土地法大纲》里正式增加了批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
在东上泽，我是严格贯彻“大平分”的精神制定土地分配方案的，自然，这就必然要把中农多余的土地调剂出来进行分配。由于耕地有其多少年形成的地块，不可任意分割，从而土地不可能严格按数学的平均数分配，其间，对中农分配的土地也有可以偏多一点的照顾，但还没有可以多到不超过平均数10% 的尺度。由于自己认为东上泽的土地分配方案是成功的，所以也就本着“大平分”的精神制定朱河的土地分配方案。然而，新精神下来了，怎么办？开始我很抵触，认为“大平分”是可行的、简便的，也是群众能够接受的。同时做了测算：东上泽的“动地面”实际也就是在20% 左右。所以虽然有了新的精神，我依然本着“大平分”的做法推动朱河土地分配方案的制定。不过新精神毕竟是下来了，不能不有所触动。最后，由我主持的朱河土地分配方案，“动地面”实际处在15% 的水平。
应该说，那时统率自己头脑的是至高无上的“大平均”，是数学里最为美妙的平均数，而团结大多数这个政治上的A B C 却被挤到了边沿。我曾经认为，在东上泽，通过工作组的工作，中农是“愿意”接受“大平均”的分配方案并“自愿”把多余的土地调剂出来的。后来冷静想来，在当时的改革风暴里，中农不被划为富裕中农，富裕中农不被划为富农已属万幸，“愿意”“自愿”有多大成分的真实性，值得分析。
与“动地面”的精神同时下达的还有一个“提高划成分标准”和“停止征收富农多余财产”的指示。当时，与《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下达的有一个“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文件，对划分阶级有极其具体的数量规定。本来，工作组进村，已经花费了极大的力气，通过贫农团的反复讨论，按文件为各户划定了阶级成分。这个关系每个农户切身厉害的大事已经震荡了全村，现在又要按新的数量标准重划，一时觉得压力极大。虽然主要涉及的是划为富农的是否按新标准有可能下划为富裕中农，但也成为工作组和贫农团的一个工作难点。就朱河来说，八个街的贫农代表意见并不一致。比如有一个倾向：主张对本街划定的富农重新考虑，而对其他街划定的富农是否重新考虑却要求比较严格。有时明着争论，由于不愿得罪人，大多是沉默不语，以至多次讨论，定不下来。有一次我失去耐心，高声斥责贫农团代表不负责任。但是，一位复员军人立即怒气冲冲地回敬我：应该检讨的是你的工作没做好，凭什么熊人，工作组没有熊人的权力！这是个大村，真是藏龙卧虎，使我扎扎实实地碰到了硬钉子。这位复员军人说完，就要离开会场。面临事先丝毫没有料到的冲击，记不起自己是怎样立即冷静了下来：拦住了他，作了自我检讨，并继续主持开会。这项工作，随后还是平稳地完成了任务。不过，这次会，又是一个使我终生难忘的教训。
至于停止征收富农多余财产的指示恰恰是在朱河决定进行征收的前夕下达的；停止征收，曾一时使部分贫雇农大失所望。附近有的村，以没有接到指示为由，大多没有停止征收行动。不过我有了吴家庄的教训，对于暂停征收富农多余财产倒觉得是一个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的措施，并认真地贯彻了。
编辑 罗梦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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