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黄达：第二次参加土地改革（四） | 忆旧纪年Ⅱ（十九）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II》的第十九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从1946 年春到这次参加土改，自己是从根本没有接触过农村到频繁接触农村的两年。第一次是在北京的西山，第二次是到万全县第一次参加土改，而后是在撤出张家口后从广灵经灵丘到束鹿的转移途中，再后是学校落户在冀中平原，最后是这次在正定城郊参加土改。特别是第二次直接参加土改，推动我对农村的状况加深了思考。
小的时候在城市里长大，对农村只是从小说、电影中形成一些印象。“五四”以来的小说里，描述农村里的苦难是很多的。有一部电影，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是上世纪30 年代拍摄的，故事是以陕北三年大旱为背景，写一个从乡下来到北平上大学的学生发生了怎样的思想变化以及他的地主家庭怎样破产的故事（遗憾，没有查到这部电影的名字）。往前推，历代的笔记小说里也多有关于灾荒的记载，至于读古文，自古就有反兼并如“卖田宅，鬻子孙”的论述。应该说，总觉得农村就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就是满目苍凉，凄惨绝伦的景象。在北平的西山，在灵丘，看到了石头垒砌的逼窄房屋和衣不遮体、粮食不足以满足最低需求的情况，印证了自己以前形成的概念。
但到了万全，到了广灵，看见比较多的砖瓦房。这类砖瓦房向阳那面，整面墙大多是木窗棂，有着很好的采光效果。衣着较为整齐，特别是女孩子和青年妇女，衣着颇为洁净。平整的田野、酒坊，则给人以富饶的感觉。与贫困山区对比，又形成农村并不全然是那么贫困的印象。到了冀中平原的束鹿，由于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学习、工作上，虽然觉得这是一片比较富裕的平原，但并没有仔细观察。到了正定土改，全身心地进入农村，联系到对冀中的印象，才约略认识到中国的粮仓和棉花重要产区是个什么样子。这里的房屋大多是土坯房，不如万全、广灵的砖瓦房多。由于是土坯墙，每间房屋的面积较小，窗子也小许多。但每户的房屋总面积并不狭窄。穿着与万全、广灵看到的差不多。女孩子和青年妇女，喜欢穿一身青色的合身裤褂，脖子上围一条雪白的毛巾，显示着对美的追求。在束鹿校区附近，看到平原上的麦秋、大秋时整齐茂密的庄稼，一望无际，胸襟也随之开阔起来。到正定，已是年末岁尾，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完毕，但田垄、地块、田间小路，都收拾得整整齐齐，透露出精耕细作的气息。
作物的产量，东上泽是远近闻名的。这个村以种谷子（小米）为主。在其他地方，通常谷子长到最高时，可到齐腰深。这个村高产方的谷子，据说个子矮的人可以没顶。当时没有化肥，主要是施厩肥。每亩地上施多少厩肥以车论，记不清他们的高产地块是上多少车肥了，只记得他们自己形容，那是可以把地薄薄地铺上一层的。有实力的富农、富裕中农，还施黑豆沤的肥。最高的谷子产量，村子里的青年透露，可达到四五布袋。当地常用一种细长的布袋，可装一百斤。而当年，低产地区每亩产量不过四五十斤。当我与这个区的老区长，一个在这个地区打了一辈子长工的老区长聊到这个问题时，他立即澄清：这不可能，顶多两布袋！他是不会透露真实产量的，否则，上缴公粮（也就是税收负担）的计算基数就要翻番。关系一方福祉，老区长压低产量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压低上报的产量，实际是上下心照不宣的。在这样的问题上，上级是不会给老区长戴上对党不忠诚的帽子的。类似的事例，如未婚的女同志填表时把年龄填小几岁，或者连续几年填表年龄一直不变，那也是不会被追究的。
这是在八年抗战又接上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这是工作组进村发动土地改革的时候，但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情绪并不慌乱，依然按照他们勤劳的习惯过日子。土地改革，涉及土地归属，不过，相当大的部分是确定的或可望确定的，如中农的地不会大动，佃农的地是不是归他所有尚未敲定，但总是要由他耕作的。所以，对于当年的春耕，当地的农民一点也没有放松。如天擦擦亮，就有人在街上、在大车道上拾牲口粪，这是厩肥的一项来源。刚刚过灯节，就开始往地里送厩肥。村里的小青年会指点给你看，种田能手地里的厩肥，一堆一堆，大小均等，匀称地在田间形成悦目的几何分布。自然，也有的把厩肥一股脑地堆在地头上，人们会指指点点，这是懒汉所为，将来撒肥时也不可能撒得均匀。在吴家庄，年轻的妇女晚饭后多在地窖里纺棉花。全村有几个地窖，地窖深三四米，每个地窖可容纳十几架纺车。晚饭后开始，大多要纺到午夜一两点钟。当地人说，地窖保温，冬季不需要生火保暖，湿度适宜，不易断纱。
对农村，城里人先入为主的印象是不讲卫生。其实，像万全、广灵、束鹿、正定，这些地方农民的卫生习惯都超出想象。去正定土改时，领导叮嘱工作组成员要与贫雇农同吃同住，思想上需作好准备，不怕“嘎巴碗（从来不洗的饭碗）”，不怕“火灵旦（破布联结从不洗涤的衣被）”。在极端缺水的贫困山村，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像正定郊区，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叮嘱。记得吴家庄，有一户富裕中农，生性吝啬，不讲卫生，全村出名。贫农团的人不主张我们土改工作组的人去他家吃派饭。不吃派饭，意味政治歧视，不能这么做。估计事先作了充分准备，我们去吃饭时，许多地方可以看到这户的确过分吝啬，但碗筷饭食倒还清洁。再如，在朱河，开春时我还穿着一身油渍渍的旧棉衣，与当地普通农民比，也显得有点寒碜。当地的妇女积极分子向工作组的女组员说，你们的组长好像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你们是不是关心关心？后来我用自己积攒下来的粮票，加上工作组同志们的支援，在集上换了一匹紫花土布，村子里的妇女帮我做了一身裤褂。只可惜这身单裤褂没有在朱河穿过——在我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还不到穿单衣的季节。
农村，确有很穷的，但也有并不那么穷的。像冀中和石家庄地区的农业生产，可以说能够保证衣食所需。也应该说，当年的农业生产保证了中华民族渡过了多年战争的难关。记不清哪位老帅说过，一发炮弹要“打掉”一个中农。这更具体说明，就是当时的农业生产也支撑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当然，与当时的城市比，城乡差别那是十分巨大的。就像冀中和石家庄这样比较富庶的地区，只是在过年时节才杀猪，常年吃不上肉，而城市常年有肉卖；就是用海盐腌的萝卜、芥菜头，也是到农忙时才拿出来让家人放量食用，而咸菜在城里已是最低消费。在当时，城市里卫生设备已经开始装备，而讲卫生的万全、晋西北、冀中和石家庄地区的农村，每家院里都有一个与厕所通连的猪圈，是制造厩肥之所必需，就是在冬天也有令人不爽的气味……
其实，就是当描绘农村以描绘贫穷为主时，作美好描绘的也不少。如《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水谣》：“麦苗儿肥呀稻花儿香，男女老少喜洋洋”；如《流亡三部曲》：“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等等。从历史上看，极其悲惨的记载和描述与相当乐观的记载和描述也常常是相并存的。
就我接触的农民看，贫穷的地方，也较少有终日愁眉苦脸的；较为富庶的地方，小青年多是快乐的；经过岁月磨炼的中年人、老年人，沧桑岁月在他们脸上刻画的痕迹，都好像显示着处变不惊的平稳心态。
遗憾的是，当年对南方农村毫无感性认识。那是到“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在“下干校”的决策下，也就是在参加土改后几近二十年之后，才看到南方农村是个什么样子。
回到土地改革，把它的必要性与贫穷联系在一起，有其道理，但并没有说清问题的本质。说当时的农业、农村已经过不去了，也不完全是事实。
关键是上面提到的，要使中国成为现代文明国度，农业、农村走世界潮流所指向的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那才是必须改变原有土地制度的真正的、根本性理由。
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生死存亡的对决中，全力推进了这一关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答案是极为明确的，那就是基于争取广大劳动农民的战略决策。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的手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极为形象地说明土地改革的决策对新中国成立前这场决战胜负的关键意义。
总的认识，对于土地改革，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辩证的分析。
其实，不止是农村、农业，不只是土地改革，哪一件事哪一个问题，不应该全面地分析、辩证地分析！
4月20日左右，学校通知正定五区，调我回校；区里通知我，可直接回学校，不必到区里办手续。
四个月前，学校派出参加正定土地改革的队伍，从束鹿先后起身，行军三天，那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后来陆续调回，我是坚持到后期的。这时学校已经从束鹿迁至正定城内。也就是说，只要走一两个小时就可回到学校。在朱河，接到调回通知的就我一人。于是在接到通知的次日，没有与村贫农团和干部打招呼，就背起背包，与工作组的同志告别，踏着晨曦走出了朱河，结束了土改的征程。
在1946年7月到1948年4月期间，两度直接参加土地改革，确属一生中难得的机遇。
总的说来，参加土地改革，特别是在正定直接在基层从事具体的改革操作，对于我自己理解中国的社会，理解中国的农村，理解社会大变革不可避免的曲折反复，理解社会大变革不能不付出的代价，等等，都有了深一步的体会。自己从中得到的历练——社会生活的历练，工作能力的历练，行为修养的历练，如此这般，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而其后也再无法复制的。
编辑 罗梦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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