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从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的注册科老干事（下）| 忆旧纪年II（二十二）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II》的第二十二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注册，是把有关学生的最基本的信息记录下来，保存下来，是职责所在。但在大变革的时代，其中就包括注册科本身人员频繁地调进调出，我初到科里来的印象是，资料散乱，不完整。校内其他部门和校外部门查询学生情况时，不少时候要靠科内同志的回忆。1947 年我到注册科后，由于一直分工新生注册，资料登记比较连续，但具体说来，也不过有了一个格式比较固定的登记簿。登记簿是装订成册的登记表，表里是学生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年龄、政治面貌等。特殊的是有一栏“曾用名”，这在当时十分重要。由于残酷的环境，那时的学生经常更改姓名，有几个名字的并不罕见。“备注”栏较宽，以记载一些特殊事项。每张表有十来行，依入学先后登记。每个新生到校，都要填一张16 开大小的入学申请表（具体的表头已经记不清了）。这张申请表随新生入学交给有关院系，那是要进入档案并在之后的毕业分配和工作调动时随学生本人转移的。根据新生自己填写的申请表，注册科把有关信息摘要填入自己的登记簿。不把新生到校填写的入学申请表在注册科保留备份，是因为，至少到 1947 年，档案的保存数量还是要以有敌情时能够背起来就能跑为度。记得在 1947 年底，注册科的全部档案只有两个小小的木箱，那是按一个小驴垛子能够驮得动的标准设计的。
校内其他部门和校外部门查询学生情况时，往往提供的线索只是一个姓名，有的是原名，有的是更改的姓名。而注册科的登记簿是按入学时间先后以在校使用姓名为主登记的。不少时候要靠科内同志的回忆，在登记簿里反复翻找，非常不方便。
1948 年年中，我设计了一个以姓名检索为主线的登记簿。也曾想到卡片形式，但不仅没有卡片纸，必需的卡片盒、卡片柜也不符合战时随时准备迅速转移的要求。油印股的同志用他们积攒下来的一些白报纸印出了我所设计的表格。记得是 8 开纸，每张有几个小表，每个小表记录一个“姓名”——不论是原名还是化名——的信息，侧重点是该姓名下力求记全他使用的其他姓名。排序是按姓氏笔画。人民大学成立后，华北联合大学与华北大学的档案移交给国家档案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人曾对我说，在国家档案馆还查阅过我编的那套名册。
在日常工作里，我们还是用原来的登记簿。当学生以“井喷”的形势来校时，注册科管招生的只能是每人各带一本登记簿，各自分别面对一摊儿新生进行登记工作。为了准确把握这一天共有多少人到校，晚上总要把几个登记簿反复核对，有否重复登记的，有否漏登的，然后汇总到总的登记簿，非常辛苦。
当时的教务处处长尹达，叫我改用卡片登记。我觉得，用卡片当然理想，但立即采用，准备不足；而且老方法尚能应对，不如暂且不改。在处的工作会上，我的反复陈述，惹恼了尹达处长，他斥责我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经验主义，并且宣布，卡片已经打印，必须采用。我原来认为只是技术方法的讨论，丝毫没有精神准备会引来这样的结果。尹达同志是学考古的，学者气质颇浓，平时也很和善，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使他这样恼怒。
可能是这件事对自己的触动极大，再加上后来生活里的感悟，多少懂得对于旁人比较深思熟虑的建议，不论是领导的还是平级的乃至地位比自己低的，假如不能接受，不应简单反对、拒绝、否定，而应冷静考虑，采取对方比较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讨论、研究，如能缓一缓，容后求得共识，会有较好的效果。
可能是会后，科里安排让孙泽民同志抓招生，这等于说我难以独自胜任这项工作。一时，我的心情很不好，但也没有撂挑子。记得孙泽民并没有接过实际操作过程，好像不久还是由我操持招生事务。卡片很快使用，代替了每个人的分登记簿；总的登记簿坚持逐日登记，保持系统信息。
1948 年的这一阶段时间，还有两件事值得记一记。
一是学校的大事。在华北大学正在全力迎接新生入学高潮时，突然接到通知，国民党要奇袭石家庄。《中国人民大学纪事》记载，是 10 月 26日。
应该说，战时的准备一直没有松懈。接到通知，并没有引起慌乱，好像不到一天，全校立即动身向南转移。不久知道目的地是邢台。不过，这次与撤出张家口的感觉大为不同。两年前撤出张家口，抱着的是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并在艰苦磨难中逐步争取胜利的精神准备，并不悲观，但总是有些悲壮的心境。而今天的转移，大家全然是平静的：奇袭石家庄，目标当是中共中央的西柏坡，本身说明是国民党大局已经全然不利之下根本没有把握的赌注。记得学校里人们的情感甚至是欢快的：动一动，也是刺激。转移的条件也大不相同：撤出张家口，靠自己背背包，靠驴垛子驮档案和必要的物资；而这时，教务处配备一辆大车，拉档案，拉油印设备，拉油印股老孙的爱人和吃奶的小孩，拉我们中间身体不好同志的背包……
11 月5 日，到达邢台。刚到目的地，传达下来：国民党的奇袭计划已经胎死腹中。于是立即返回。这简直是一次转移训练课。
回到学校，听到了一个笑话。尹达同志作为考古学家，存有几个石斧，转移时忘记带了。专门巡视转移时有没有丢下重要东西的小组，在处长住房倒是看到了墙角有几块不起眼的石头，没有在意。回到正定，发现老乡进过我们的住处，搜罗走一些东西，但石斧依然堆在墙角没动。
二是我自己的事。大概是在年中，我的十四叔黄树则给我发来一封信。
他是我的最近的堂叔，小时候在一个院里住。抗战爆发那年，他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七七事变，没有回天津，直接从北平去了武汉，随后去了延安。胡宗南突袭延安时，他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当时已经是中央保健局的负责人。1948 年春，随毛主席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他可能是从我大姐处知道了我的行踪。接到信非常高兴，但也勾起伤感，1946 年春，我从平西进入解放区时，在涧沟，梁波让我把他写给十四叔的一封信带到张家口以便转发到延安，而今天我接到十四叔的信时，梁波已经于 1947 年 9月在平西牺牲。
他来信的内容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寄来些钱，让我买一支“大金星”。大金星是当时上海产的一种自来水笔，仿美国老式派克自来水笔，黑笔杆，金笔头，样子极为笨拙，但在质量上公认是国产第一。那时，书写大都是用蘸水钢笔，自来水笔的牌子甚多，但其他牌子的质量都不过关。有一支大金星，的的确确能给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学校中也有人有大金星，那或是来解放区时带过来的，或是敌占区的亲戚朋友设法让人捎过来的。解放区也可以买到，但很贵，靠每月 6 斤小米的生活费，那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积攒起那么多的钱。
在正定的学校里是没有商店的，我是把钱交给学校所属的合作社，请他们代购的。这支大金星一直用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当了教员之后，可能是一次上课遗留在教室里，没有找回。心疼了好多天。
更忘不掉的是我在回信时闹了一个大笑话。写回信，首先要写抬头。本来抬头写“十四叔”，顺理成章，没有什么难处，但我实际却是写了“黄树则同志”！那时是怎样思考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推想，一定是经过反复推敲。也许是作了这样的判断，只有这样写才显示有“革命”的气质。后来，婶母打趣我：革命革到血统关系都不敢承认了！
一个人，一生不知要闹多少笑话。今天，老了老了，恐怕也备不住还会闹出个什么笑话来。
编辑 罗梦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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