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姚余栋：人民币国际化是留给子孙的遗产成果，要坚定不移推行

过去两年中国经济经历诸多挑战，贸易争端使得出口压力倍增。随着顺差减少，我国的经常项目已经较为平衡，对于资本流入的依赖正逐步提升，中国企业高企的杠杆率、以及大规模基建投资所累积的债务积累了大量风险，如何应对也需要政策制定者审慎应对。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姚余栋认为：（1）中国经济未来将会主要由服务业所驱动，目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水平比较低，带来的经济减速有其必然性，需要以平常心面对；（2）目前中国监管部门实行的政策得当，人民币汇率稳定，汇率形成机制表现良好，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将继续加速，这也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3）从结果上看，监管部门一系列的新规出台可以算是“千锤百炼，近乎完美”，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天量影子银行增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4）中国的基础建设要为未来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而准备。地方政府债务目前风险可控，未来需只要注意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率，就不会出大问题；（5）中国未来将出现19个新一线城市，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也会进一步提升。未来基建投资要更多倾注在人口流入的城市，避免形成坏账。

以下为访谈全文：

1

经济减速的背后：WTO红利耗尽，服务业动能不足

外部环境方面。全球经济的流动性是不足的，大宗商品低迷。美元欧元在升值，新兴国家的货币持续在贬值，这导致新市场购买力不足。许多国家已经衰退好几年，这里面有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南非，俄罗斯。

由于货币贬值的因素，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很难再成为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衰退，发达国家也会受影响，再加上贸易争端不断，全球贸易会越来越碎片化，全球一体化的红利在逐渐消退。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螺旋式下降，全球经济增长要从过去的4%跌入2%的增长速度，而且可能是比较长的时间。

新兴市场衰退，发达国家的增长本身比较乏力，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出口贸易难有特别大的起色。不只是今年，很长时间里，大家会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加入WTO累积的红利将来会吃尽，外需在显出它脆弱的一面。

内部增长方面。今年中国人均即将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字。我们统计过，世界各国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到1万美元，增速要减一半。我们以前是10%的增长速度，现在应该是5，而我们还维持了6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本身已经不容易。

中国经济减速长期不可避免。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制造业拉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最开始是靠农业，紧接着制造业作为第二级火箭，把你推到1万美元大关，过1万美元以后，主要是服务业。

服务业不像制造业那样规模化和标准化，也不像中国经济在全球比较有优势。中国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水平比较低，带来的经济减速有其必然性。经济增长的第三级火箭，没有第二级火箭推力那么大。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减速是正常的现象。毕竟其他国家都在减速，我们减速已经维持在6以上的增长速度好几年。我们要调整心态，面对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的阶段。

把中速增长阶段维护好，实现更高质量增长，修复好环境，又没有什么系统金融性风险，我觉得未尝不可。经过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发展，中国经济达到人均1万美元大关，回望以前难以想象。

2

人民币国际化是留给子孙的遗产成果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观点。有些专家在很早时候就说，人民币应该先开放资本账户再国际化。事实证明他们是不对的，我们在资本账户上开放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过程就完全可以做人民币国际化，我们错失了机遇，到现在哪有这个机遇。

我们现在逐渐脱离新兴市场国家，人民币也会越来越国际化。全球的国际货币是不足的，SDR（特别提款权）篮子里的货币以前只有美元，英镑，欧元，日元这四个，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能成国际货币的只有人民币。人民币如果不国际化，印度卢比可能就要上来。

个人觉得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相当不错，有参考一篮子货币，有市场为主导，有管理的浮动体系，有时市场出现羊群效应，人民银行还会采用逆周期因子。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体系是相当不错的，不要相信完全的浮动。波动太大并不利于全球贸易，外汇市场经常会出现一些做空或单边做多力量，羊群效应非常极端，需要管理的力量给予平衡。

这个路径非常艰难，往往艰难的才是正确的。现在人民币汇率挺稳定，境内境外都很不错。最近彭博指数把人民币债券也纳入进去，1000亿美元资金就会涌入，其他指数也逐渐会将人民币债券纳入指数，这也是外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承认。

我们对内要努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对外一定要坚定不移人民币国际化。这是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成果。日本经济从1991年之后停滞20多年，日本经济怎么样？还是不错的，人家生活水平没下降。这和日元是国际货币有重要的关系。如果日元不是国际货币，它早就跌得找不到北。

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将来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我们的货币是国际货币，万一我们将来进入低速增长，只要人民币是国际货币，我们怕什么？占优货币终究会升值，这跟中国经济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美国经济搞的很烂，美元照样升值，这就是对冲我们未来的风险，所以一定要现在做。

3

去杠杆：最痛苦艰难的事往往是最正确的事

我是提出去杠杆比较早的经济学工作者之一，我现在提的主要是稳杠杆。去杠杆的关键去的是好杠杆还是坏杠杆。比如我现在体重超重，也很难减下去。控制不住体重时，哪怕多吃点鱼类，少吃点肉类，也会减少以后发生心血管猝死的风险。

同样的逻辑，中国经济加杠杆是长期的，很难挡得住加杠杆的周期——去杠杆则非常少见，但是不代表不能做。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做了一个痛苦的，艰辛的，但也是不错的去杠杆。

关键是去杠杆以后，结构性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加杠杆，加什么都不知道，很多资金是多层嵌套，很多都是表外的。这样下去终究会出事。后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推出一系列资管新规，我的评价是八个字，千锤百炼，近乎完美。

影子银行做大了终究会出事，中国的GDP大约90万亿，而资管总量就是100万亿，扣掉公募基金十几万亿，私募十几万亿，影子银行占了60万亿左右，60万亿左右的影子银行不够透明，不够清晰，多层嵌套。

60万亿很快就能做到200万亿，那时候一定会出事。影子银行的坏账率大约在4%，60万亿的4%就是2.8万亿，如果做到200万亿，4%意味着8万亿。一旦出事，这些都是刚性兑付，到那时，去哪里补8万亿资本金呢？

最痛苦、最艰难的事情往往是最正确的事情。现在的资产新规明确就是一层嵌套，不能绕来绕去，非标转标，还要打破刚性兑付。中国经济即使要再加杠杆，也要加一些相对好的杠杆，这有利于减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M1的增速会有一些影响，因为相当于供给的信贷包括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渠道少了一些。不过，效率要从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防风险。经济运行过程中，跑得很快，一旦跌下去，爬起来就要很长时间。

因为一旦出了信用金融风险，爬起来往往需要十年时间。所以牺牲点渠道，把渠道整个顺通一点。60万亿不清理，100万亿不清理，直到200万亿再清理，那时候更难了。

去杠杆我认为已经基本结束了，现在要稳杠杆。结构性加杠杆长期还是会加，但是再加是加的好杠杆。

4

基建投资要为2万美元的GDP做准备还有很大空间

中国地方债从国际债务比例来看，并不算特别高，少于20万亿。现在43号文已经限制了，最近也说，地方债已经受到有效控制，处于风险可控区间，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未来层次一定要小心。

国际上有人说，高铁是金融灰犀牛。可是没有高铁，中国春节人回家，火车上不都是像过去那样，人山人海吗？中国经济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有好的基础设施。

没有基础设施，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印度做基础设施非常难，于是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中国高铁网不断在铺，风险可控，关键还在于提高经济效率。中国人均GDP已经到了1万美元，也仅仅是1万美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到2万美元、3万美元？

中国的基础设施还差得很远，上海和深圳这么两个重要的城市之间，居然还没有高铁，广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也太少，这些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要对基础设施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小富则安。当然，基础设施做起来还要强调经济性，要向前看，我们投入基础设施要为将来人均突破两万美元的水平做准备。

我们一共列了19个新一线城市，如果把新一线做起来，将来都是创新性平台，人员密集，劳动力密集，很适合创新。适当大的城市，足够规模的，比如人均在两千万到三千万的城市，都比较适合创新。

过去中国城市化的道路选择，总是在摇摆。大城市，小城市，摇摆了几十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城市人口控制在三千万比较合适，也可以做到五千万，但是不易过大，过大以后会导致城中心潜在价格如此之高，很容易出现资产泡沫。小城市肯定也不符合经济趋势。我觉得要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新一线建设来，这样才能促进增长。

就按都市圈划，粤港澳，大湾区不就很好，长三角，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很重要，还有成渝经济带，武汉，西安，郑州也不错；东北的沈阳，我觉得一定也可以做好新一线城市。

新一线既是未来中长期，也是现在的。千万别把钱花在人口减少，三四线城市里大做基础设施。这些城市将来很可能就还不起钱，不就成了坏账？中国家大业大，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城市化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增长，需要很大的创新性平台。需要通过新一线城市的打造，把中国打造成创新性国家。

编辑  洪烨 张子玥

来源  经济学原理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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