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黄达：与货币银行学结缘的六十年（二）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本栏目将陆续连载“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系列，记录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讲授货币银行学的一段心路历程。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为系列第二期，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学货币银行学，教货币银行学，
原来有无尽的享受
经过1950 ～ 1951 这一学年，我深深地被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吸引住了。
当时人民大学开的经济类课程有许多门。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类学科的“统帅课”。下面是各经济专业的专业理论课，货币流通与信用就是其中的一门。与它“平级”的有计划经济、工业经济、贸易经济、农业经济、合作经济，以及财政、统计、财务会计等等。无论哪门课，那时推上讲台开课的大都是与我类似的二十多岁的知识青年。在相互交流之中，了解到其他课程的教师对于我们讲授货币银行课程非常羡慕：只有这门课与政治经济学一样，有个“资本主义”部分，有讲不完的内容，有看不完的参考书；其他课程的理论好像讲出几条“原理”就相当充分了，而这门课程的理论推导则好像层出不穷，没有尽头。应该说，开头的第一年，我只不过窥视了货币银行学内容的小小一角。比如，那时对于如何从宏观经济视角认识货币银行问题还没有入门。但我的确已能感到——当然是模模糊糊地感到，这门课程有着极其深邃的知识宝藏，可以足够供自己未来的岁月去寻幽探胜。
这门课程的主要参考书是《资本论》。学生没有时间啃这样大部头的经典著述，教师则必须啃。这是我第一次恭恭敬敬地阅读古典经济学名著。面对这部十九世纪用严谨的德国思辨逻辑写出来的经济理论，好像遇到一面玻璃墙，无法登堂入室。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是怎样的具体动力推动自己向里钻。读不进去，硬着头皮读；读一遍不懂，反复读；反复读若有所悟，但是邪非邪，朦朦胧胧，更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再读再思索，一旦之间，突然觉得多少把握了要领，有了自己的解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的文人总讲“读书之乐乐何如”，此间终于有了自己的领悟。
学货币银行学，还遇到一重必须跨越的障碍，那就是翻译。货币银行学是外来的学科，主要文献讲的是外国的实际和外国的理论。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懂外语，学习这门学科只有靠翻译过来的中文文本。我的外语水平属于“借助字典阅读外文文献”这个层次，这个层次也同样要靠翻译过来的书籍。翻译，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是一项十分值得敬重的工作。但这项工作既辛苦，又艰难，无论怎样推敲，选定的几个中文文字还是极难把原文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包含无遗。不懂外文，只读译文，只能定格在译出的那几个中文文字上，而无法全面领会译者对外文的理解，更不要说原文的丰富内涵了。于是，或生背硬记那几个中国字，或望“中文”之字，生“外文”之意，这中间，曾引起种种无谓的争论，浪费许多精力。如“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是那时我们学货币银行学碰到的第一个“定义”。“一般等价物”，这在中国的日常用语中是没有的，在古往今来的施政对策文献中也未曾遇到——陌生又有点神秘。背这几个字不难，但不理解含义，这样的定义有何用处！那时有资本论的俄文译本和英文译本。俄文的一般等价物是ВсеобщииЭквивалент；英文的一般等价物是Universal Equivalent。Всеобщии和Universal，译成“一般”是不错的，如果译成“普遍的”、“公共的”、“共同的”……也同样可以成立；Эквивалент和Equivalent 译成“等价物”很简练，但属书面的学术语言，如转换为通俗的语言，不过是指：与某种对象在数量上，价值上，或某种可比的标准上“相等的东西”，“相当的东西”……含义并非难于把握。再如“价值形态”（后来国家编译局的《资本论》译本译为“价值形式”），浓浓的学术味，但是，如果自己解读为“价值的模样”，“价值是个什么样子”不是更亲切吗？从一开始，我常常有一个疑问：原文——与翻译过来的学术腔调极强的中文相对应的原文，在普通的外国人看来是否也是学术腔调极强的文字？还是本来并不难懂，甚或是较为通俗的文字，只是经过翻译，才变成了高贵的学术语言？这样的想法，我曾与一些同志交谈过。有些同志害怕“曲解”了科学语言，宁可死记硬背佶屈聱牙的译文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坚持把翻译来的“科学语言”与生活实际接轨，这既帮助自己不断克服阅读佶屈聱牙译文的障碍，也不时从中找到乐趣……
“学”，从不懂到懂，是享受；“教”，也就是从“自己懂”到“使人懂”，更是享受。进入教学实践，我不时领悟到，从“自己懂”到“使人懂”，同样是十分艰辛的过程。往往是攻读一个问题，觉得搞懂了，但要自己下笔用文字表达自己之所懂却表达不出来，于是发现“觉得搞懂了”却还并未搞懂。更进一步，当能够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之后，又发现在课堂上不会用课堂语言讲授给学生听。书面文字的一句话可以是几十字、上百字，可以用冷僻的甚或是自造的词汇来表达自己所领悟的科学内涵。而课堂语言，虽然较之生活语言可以有较多的名词术语，但名词术语应是同学熟悉的，而且不论是怎样复杂深奥的论证，只能用短语句的组合来讲解——上百字语句中的逻辑关系，读的时候，可反复分析，听的瞬间却难以把握。能不能把长句转化为短句的组合，往往也是真懂与并非真懂的分界。
在课堂上，学生由于听不懂而焦急地左右前后询问所形成的嗡嗡声，会使教师尴尬地湿透衬衣；同学一起凝视教师，间或紧锁眉头，说明他们似懂非懂，这需要一个及时深入浅出的讲解来缓解紧张气氛；当同学的目光与教师的目光经常保持交流，时紧张，时缓和，不时有相互会心的微笑，这是一堂成功的课堂教学。这无疑要求教师对所讲的内容真正弄懂，并注意讲授技巧的总结。成功的教学给教师带来的成就感，既是继续前进的无言激励，也是心灵的满足。虽然不知道距离“揽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境界还有多少阶梯，但终究有了自己的一点体会。
编写“中国部分”讲义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伊始，虽然是“一边倒”，按苏联办大学的模式建校，按苏联的学科体系设置系、设置专业、设置课程，并全部照搬苏联的教学内容、教材和教学方法，但也同时有一条“理论联系实际，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方针。
我是1951 年当上财政金融系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主任的，负有组织教材编写的职责。就货币银行学来说，讲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讲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与信用，那还应该讲中国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当时简称为“中国部分”。1951 年底订出了编写中国部分讲义的计划，计划动员全体教员和研究生的力量写五章讲义的草稿。现在具体题目已经回忆不起，大体包括：新中国建立前30 年代至40 年代旧中国的货币银行制度；解放区的货币银行制度和政策；建国前后开始的制止通货膨胀，建立人民币制度，改造旧中国的金融事业和建立新中国银行体系等等。1952 年上半年进行了资料搜集，写出了初稿。1953 年初步定稿为三章讲义。以后几年不断补充修订。最初篇章题目的具体表述及修改变动的过程已经难以追忆。不过三章的基本内容后来则基本没有变化：“人民革命胜利前的货币信用体系”、“独立、统一与稳定的货币制度的建立与巩固”和“社会主义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巩固”。至于我自己所承担的具体编写任务，只记得一直是“独立、统一与稳定的货币制度的建立与巩固”这一章，其中包括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货币制度。
编写“中国部分”讲义，有极大的收获：
一是搜集资料。当时，没有现成的专门论述有关问题的文献。那时，主要靠从报刊杂志，政府文件，领导讲话等等方面寻找有关的资料和论点，然后凭着刚刚学到的“理论”串连成文。应该说，也就是这样，锻炼了我资料搜集的技能和分析问题铺陈论证的能力。
二是通过结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探索，培养了自己观察思考问题的深度。比如，关于货币制度与主权的关系问题，教科书里即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的。而当要把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货币制度，要把人民币货币制度写入教材，碰到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这两者的关系。“枪杆子里出政权”，在武装割据出一片革命根据地后，这片根据地就有了“主权”，就能发行自己的货币。这在当时叫“货币阵地”斗争。当然要使自己发行的货币站得住脚，也要遵循经济规律，而并非只靠李逵的两把板斧。至于人民币之所以发行，则是面临全国即将解放，政权即将更替的大背景。也许正是由于种下了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后来议论地区货币、世界货币之际，我从来不会忽视“主权”而作天真的构想。
编辑 罗梦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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