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锐评 | 货币财政齐发力，“新基建”仍需稳前进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提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逆周期调节力度加码。3月30日，央行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20个基点，此次逆回购“降息”幅度进一步加大，比2月初逆回购利率下调幅度扩大一倍。同时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在2020年新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下，新增减税降费1589亿元，并有望进一步加大。今年我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规模应到何种程度？大规模财政支出是否会影响我国长期债务持续性？如何看待”新基建”在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就上述问题，本文特将部分业内专家及IMI成员的观点整理如下：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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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的刺激力度

IMI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表示，宏观经济刺激的力度是否应该超过2008年的危机应对政策，这需要具体分析。目前我国的经济驱动力与2008年有所不同，当时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如今更多依赖消费。因此，要恢复经济运行秩序、避免衰退，关键是要保持消费稳定增长。政府不能搞大水漫灌，依托大数据，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刺激手段应该更为精准。具体而言，无论是立足于解决需求端问题还是解决供给端问题，都应将增加就业放在核心位置，决定刺激力度的界限是保持比较充分的就业、保持家庭收入稳定、保持物价稳定。

IMI学术委员、衍生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金衍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冯博表示，当前货币政策应加大力度，但必须留有余地，坚定支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对于当前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面临的流动性短缺，中央银行应大胆投放资金积极应对，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优先选择使用市场化手段；但中央银行流通性的释放不能采用美国方式无限度敞开供给，应当以解决经济、金融中的流动性堵点问题为主要目标，流动性恢复后要及时收回过多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某些食品已经出现了连续过快价格增涨的趋势，中国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显现，中央银行首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防范通货膨胀。当前货币政策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政府不能因经济压力逼迫中央银行过度投资基础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证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无论大力应用财政政策还是保证流动性，不应顾忌所谓的传统模式。只要在危机渡过后及时采用适当对冲政策，就可以将刺激政策的负作用降到最低。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未来降息要谨慎把握节奏，更主要的是应关注存款利率曲线的优化。现在存款利率曲线太陡峭，表现为短期利率不高，但是三年以上的利率太高。这导致长期贷款正配的存贷利差比最不合算、息差最薄。同时，从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指标的要求来讲，期限越长的贷款，商业银行的隐形成本越高。本来长期限的存款已经够贵了，但长期贷款利率却又上不去，最终就是更多投放短期贷款。而企业短期仅靠流动性，资金链又跟不上，恰恰需要的是“长钱”。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是把存款利率曲线斜率弄平一点，长期限的存款利率可以降一些，短期的则可以维持。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锋认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已经从疾病扩展至经济领域，并有引发粮食危机、地区冲突的潜在风险。我国当前亟需借鉴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做法，尽快整合已经出台的各项抗疫政策，稳定社会预期，保证支出公开透明，加强对社会舆论引导。针对疫情，财政税务部门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加大了财政支出力度。同时，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发地方专项债等政策也在加紧制定过程中。此外，很多部门、很多地方还出台了包括汽车产业刺激和消费券发放在内的多项政策。这些政策遍地开花、缺乏统筹。为此，国家层面必须加快统筹，厘清截止目前为止我国抗疫以及经济刺激的资金投入规模、资金支持计划并尽快向社会公布。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统筹，审时度势，灵活调整；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稳定社会预期，避免经济陷入更大衰退。

IMI研究员蓝国瑜表示，今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刺激规模，应该以能够保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既定经济增长目标为限度，排除杂音，尽早发力、加快发力。按照既定目标，今年要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完成GDP比2000年翻两番。这不仅具有稳增长、保就业的经济意义，更有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体现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意义；不仅具有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稳定国内经济发展势头的国内意义，更有彰显制度优势、促进经贸合作、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国际意义。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对各个国家来说既是危机、也是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宏观政策应充分担当、积极表现、不宜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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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债务的持续性

涂永红表示，在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受到疫情不利影响而大幅下降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是稳投资、稳经济、稳预期的有效途径。我国的债务结构与发国家不同，企业杠杆水平较高，居民和政府的债务率相对较低，这就意味着政府提高赤字率、增加负债有宽裕的空间。考虑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较高，偿债压力较大，扩大赤字和发债需要中央政府进行统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新增财政支出应该更多流向民生领域，扶持中小微企业，弥补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短板，供应链短板。借债终究是要偿还的，应该加强地方政府债的使用管理，防止新增债务投向房地产、纯消费领域。

冯博表示，财政来源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债筹集资金，建议更多采用两年期短期债务发行方式实现，同时禁止财政直接从中央银行借款，避免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坚决控制政府各方面的支出，不能再大手大脚地花钱、送钱，政府支出应有一个有效的制约制度。

IMI特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表示，从财政政策来看，目前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期望地方政府显著扩大财政支出是很难的，因此，中央财政必须转换思路，一方面扩大官方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另一方面可以发行抵抗疫情的特别国债来募集资金，将其用于减税、增加转移支付、重点项目基建投资等。此外，中央财政也应扩大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并提高募集资金用于基建项目的比例。

蓝国瑜表示，为应对新冠疫情而推出的大规模财政支出不会影响我国长期债务的持续性。财政支出是否会影响长期债务的持续性，要从动态的以及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其财政支出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虽然单年看提高了美国的财政赤字，但最终提高了美国的就业率、带动美国走出了大萧条、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我国本阶段推出的大规模财政支出，有利于稳就业和稳增长；中期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今年新增的财政赤字可以得到充分的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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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在应对疫情冲击中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单纯从狭义的新基建来构建未来稳增长、完成目标的扩展政策的核心显得严重不足，同时，短期能够马上进入实施阶段的新基建项目更为不足。新产业在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产业的基础设施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必须考虑政府大规模投入新基建是否会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产生新的市场扭曲。并且，目前中国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市场发展十分迅猛和成功，大幅度扩展新基建是否会打破很多新产业自身发展的市场规律，这是值得研究的。

涂永红表示，这次疫情彰显了线上经济的重要性，大大扩展了电子商务、网上课堂、远程医疗、跨境电商的应用范围。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的变化对5G、网络等新基建有现实需求，基于需求进行的投资是有效投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基建投资技术门槛较高、投资金额巨大，外部溢出性较强，需要顶层设计、合理布局，切忌一哄而上，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

IMI研究员程庚黎表示，面对当前严峻的疫情，新基建在短期应着眼于促进就业，中长期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且新基建项目在短期和中长期之间功能定位的切换需要平滑衔接。既能够在短期带来新的生产要素，促进要素的充分使用，又能够接下来自然的带来生产力的跃迁，对全社会持续产生正外部效应。新基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着力：一是国家统一布局，在人口稠密、教育资源稀缺的地区新建20所左右高水平大学，大学校园的基础建设短期可以带动显著的劳动就业，中长期可以促进人口素质提升、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升级等。二是各省市建立现代高素质产业工人技能培训中心，可以采取PPP模式，用有限的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的快速培养和集聚。三是对主要行业企业采取全球领先标准，梳理出一批关键科学技术堵点、卡点、难点，建立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研究如何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关，实现产品升级，实现跨越、赶超和领跑。

蓝国瑜表示，“新基建”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竞争力提高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目前，“新基建”还被赋予了应对疫情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期待，但鉴于“新基建”的产业发育、投资规模、拉动作用远不及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等“旧基建”项目，因此不宜高估“新基建”应对疫情冲击的积极影响。“新基建”的推进实施应该遵循其产业发展规律，稳步实施，要把推进“新基建”和应对疫情的其他宏观经济措施区分开来、分别实施，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果。

（本文来源为IMI专家投稿，以及腾讯财经、新浪财经、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观点整理 侯津柠

编辑  侯津柠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刘家琳、商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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