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应对疫情冲击的近忧远虑——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20春主题演讲

4月11日，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20春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线上研讨会上，以“应对疫情冲击的近忧远虑”为题进行了总结发言。他从疫情对各国的检验、对经济体制的影响、使社会固定成本提升、对全球化进程的冲击、打破全球各区域间总体平衡的可能性、线上经济未来发展方向、世界各国需共同发展、应对疫情需长期施治勿要短视这八个方面总结了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形势和文明交流带来的挑战、暴露的问题和带来的机遇与启发。

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

以下为演讲纪要：

如所预料，此次疫情又一次引发人们对于全球诸多深层问题的思考，就和1929年大危机、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等一样。对每一次危机进行反思，这是人类之所以从数次困境中站立起来继续前行的根本原因。仅从这种意义上讲，此次新冠肺炎冲击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深思当在情理之中。与历史上的数次危机相比，此次疫情造成的冲击以及各国的应对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大都按照标准教科书的指引祭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强劲的财政政策等。尽管如此，此次疫情还是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全球社会经济运行的另外一些层面与景象，这些层面展示的问题或困局更值得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老百姓深思与警觉。

第一，此次疫情是对全球“肌体”的又一次全面检验。结果如何，目前尚难有定论。但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心中有数，比如着眼于长周期视角，哪些是我们经历数次危机之后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哪些是此次危机引发的新问题？为什么有些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反复触发？在有些情况下，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因为只有发现问题并对问题本身进行反思在先，解决问题的合理思路和适宜对策方能紧随其后。

第二，此次疫情是对不同经济体制的又一次“极限测试”。哪种经济体制通过测试，一时间难以看到最终结果。仅从短期看，欧美体制似乎乏善可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超强动员体制的表现则更胜一筹。从历史上看，目前存在和正在运行的经济体制，不管其实际绩效如何，都是经历数次危机考验或者测试的结果，也都是不同国家基于对各种内外部因素的研判所作出的理性的内生选择。有些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遭受某些冲击而难以为继，需要借助市场化改革寻找出路；有些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在冲击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需要政府力量施以援手，方能暂时走出困境。每一次冲击过后，各种经济模式之间都会进行几番较量，结果则通常是各种经济体制或转型或融合，或淘汰或扩展。无论如何，当冲击的尘埃暂时落定时，每一种经济体制都会出现“边际上”的改变，也就是或多或少地增添了别的体制的色彩。各种经济体制在冲击过程中有意无意间的互鉴交融，或许是人类遭遇危机或灾难时十分难得的一抹亮色；在各种有关体制的互怼和责备声中，这种体制互鉴的亮色有时显得微弱，但却如晨曦初绽，照亮了人类社会继续前行的崎岖道路。

第三，此次疫情又一次抬升了全球社会经济运行的“固定成本”，并将构成永久性影响。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后，人们的关注焦点在于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具有暂时性。更为长久的影响则是从此往后让全球社会经济生活背负上了极为沉重的所谓“本·拉登成本”。恐怖主义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久远的遗产似乎是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安检门，安检设施成为世界各国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标配”，每一个国家为此付出的资源成本、每一个老百姓为此付出的时间（或者焦虑）成本极为巨大，而这些稀缺的资源和时间原本是可以配置到更能为人们增进福利的方面的。与恐怖袭击类似，随着一些国家及其一些城市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人们伴随此次疫情带上的口罩或许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摘掉，还有几乎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测温装置或许一时难以移走。若悲观一点，它或许会成为不少城市交通设施以及居民社区的另一项“标配”。其实，从风险防范的角度看，口罩、测温计与安检门并无二致。无论是口罩还是测温装置，也都是对稀缺社会经济资源的非经济消耗以及对社会净福利的切割。可以说，从长远看，由此带来的资源损耗以及对老百姓幸福感的侵害更为持久、更难以弥补、当然也就更为严重。不仅如此，此次疫情使得大量原本用于发展的资源耗费于人类最基本的“维生环节”。由此意味着，相当数量好不容易站上更高需求满足平台的人们不得不重返“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层，也就是重新关注自身的生存需求。这无疑为世界各国既往充满“竭泽而渔”行为的“短视”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各国为疫情防控所支付的巨大成本实际上是对此前因简单追求粗放增长目标所留下的长期福利缺口的一种强制回补与纠偏。

第四，此次疫情不经意间与近年来不乏争议的全球化进程迎面相遇，并注定为将来充满坎坷的全球化长卷涂抹上新的色彩。过去数十年来甚至数百年来，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分享着全球化带来的丰厚红利。在此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也不例外。近些年，大致上出于狭隘政治诉求与单方国别利益的考量，全球化遭到一些国家及其政客们的无端指责与挞伐。此次疫情的意外冲击极有可能在客观上会对质疑全球化的杂音造成某种呼应。虽然一时难以确认将来的全球化进程会否因为此次疫情的冲击而发生逆转，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既有的供应链、产业分工与贸易格局会因此次疫情的冲击而充满不确定性，并由此极有可能带来一次全球经济格局的大洗牌。中国作为深受全球化进程影响并深度介入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大国，全球化格局的些微边际改变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此，更须在面向全球化市场与面向本土市场之间谋求发展战略上的长期动态平衡。无论如何，以更富弹性、兼顾内外经济平衡的宏观布局应对充满变数的外部经济环境当为稳妥之策。

第五，此次疫情将会冲击过去数十年间国际社会花费巨大成本勉强维持的全球各区域之间总体上的脆弱平衡，如若对此次疫情应对不当，全球社会文明进步将极有可能再次步入一个需要被迫探寻全新道路的时代。客观地说，过去几十年，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强力牵引之下，全球经济步入一个长达四十余年的稳步增长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消弭（或者掩盖了）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已久的种族、宗教等的相互猜忌与仇视（尽管局部时有激化）。这种矛盾冲突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加之深受地缘政治竞争以及部分大国强权的介入，短期内各退一步已属不易，若要冰释前嫌则更是难上加难。说到底，冲突的最终化解需要相关各方长时间的理解与妥协，而达成妥协最重要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则是恢复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安定，只有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的“涓涓细流”方能最终消融人们内心深处积淀已久的层层坚冰。可是，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则极有可能使许多问题沉渣泛起、雪上加霜。

第六，此次疫情意外地凸显了线上经济的重要性，进而使得不少人开始强调社会经济的“线上拯救”。客观地说，此次全民应对疫情，线上经济功不可没。在全国各项活动被疫情按下“暂停键”之后，大到事关国计民生的物流体系与大中小学的教学活动，小到大中小城市千家万户的油盐酱醋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历十余年跨越式发展而初具规模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我们需要客观而冷静地估计线上经济的角色与作用，以免形成理论误判进而误导政策。重要的是，要对线上方式进行准确定位，这种重新定位不是否定线上方式的重要性，而是让其沿着与线下（实体）经济合理匹配的轨道发展。因此，相关政策需要在协调实体经济与线上经济的关系上未雨绸缪，其要害是提防大量资源向线上方式过度倾斜，避免“线上拯救”或者“线上便利”演化为“线上泡沫”。

第七，此次疫情的冲击及其应对或许为“汤因比预言”提供新的佐证。1972年至1973年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了两次著名对话，其中汤因比对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未来发展的展望语惊四座，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经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世界精神”，因此，“中国恐怕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此次疫情的确让全球每一个国家都猝不及防，但随后的应对过程则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不同国家的文明关怀，而中国的表现无疑堪称典范。从长期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这种表现的根苗其实早已植根于中华文明博大精神的深处。中华民族始终强调感同身受、休戚与共，反对乘人之危、以邻为壑；早就洞彻再强大的国家都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国家只有在共存中才能求得自存；由此推而广之，每一个国家只有在参与推动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方能获得自身的长远发展。

第八，此次疫情暴露了全球积累已久的“基础疾病”。虽然此次疫情对世界各国的冲击有先有后、有重有轻，但在冲击面前普遍显露出其经济社会运行过程的一些“沉疴宿疾”，诸如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均、不尊重自然、相互不信任、竭泽而渔、人文关怀缺失、高杠杆、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薄弱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积累有年，此次疫情只不过是将其提前暴露出来而已；即便没有此次疫情，这些病症迟早也会暴发。既然如此，从长远看，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医治这些基础病症。如果不着眼于基础疾病的诊治或者“强身健体”，而是“病急乱投医”，大肆用偏方猛药（如一些国家一味追求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超积极的财政政策），则极有可能为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埋下伏笔。

观点整理  陈玉琳

编辑  侯津柠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陈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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