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城市包容性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本文使用CMDS的数据，通过标准的Probit模型验证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创业之间的关系，得出城市包容度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城市外部环境对城市包容性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决策有调节作用、不同流动区域的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存在选择性偏差的结论，为我国城市制度改革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政策性建议。作者 | 周颖刚（IMI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蒙莉娜、林雪萍随着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中国逐渐释放了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城市包容性，特别是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程度来度量城市包容性，探究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包容性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更高的城市包容性也对创业层次有正向影响，而城市外部环境条件和劳动力个体的异质性对城市包容性影响创业决策有不同的调节效应。这些发现为我国城市制度改革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城市包容性涉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等多种维度的均等性和公平性。对流动人口来说，一个城市对他们的包容程度则会对其生产生活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就创业行为决策来说，当他们在一个城市能够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参与等的满足感时，他们或许会更倾向于选择创业，以追求更高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宁光杰和段乐乐，2017；罗明忠和邹佳瑜，2011）。但是，现有文献多从户籍制度或者政府管制等单一维度衡量城市包容性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关注总体包容性的文献较少。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构建城市包容性指标，并探究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视角。在新的发展理念下，城市的制度创新、特别是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吸引劳动力创业，将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提高城市包容性，使城市发展的成果由新老市民共享也是中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目标之一。本文创新性地将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第二，新维度。本文对城市包容性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在总结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微观数据从个人层面构建了城市包容性综合指标。城市包容性的概念是随着“包容性增长”而逐渐兴起的，但是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研究不多，且多从城市层面进行定义（Florida和Gates，2003；Qian，2013；李叶妍，2017）。对于劳动力来说，在进行创业行为决策时候，劳动力更多考虑的是个体层面所能够获得的制度保障以及公共服务。因此，本文从个体层面构建的城市包容性指标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创新。第三，新结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市包容性能够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层次，而高市场化水平降低了流动人口创业决策对城市包容性所提供的“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可以更自主创业；高信息化水平降低了交易水平，从而促进了创业活动。流动人口的异质性也会对其创业决策有显著影响，高家庭财富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提高创业者的抗风险能力，从而降低了创业者对城市包容性提供的“风险平滑效应”的依赖；但是城市包容性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对不同学历的劳动力群体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论为我国城市创新和促进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梳理了城市包容性、包容性发展和社会融合这三个概念。包容性增长包含着城市包容性的一些价值追求，如发展成果共享和对机会公平性的追求；而城市包容性与社会融合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包容性基于城市角度，社会融合则是从流动人口或者说外来人口的视角出发，城市包容性越高，社会融入水平越高。同时，本文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创业选择提出了三个假说：（1）城市包容性越高，流动人口选择自主创业的可能性越高。（2）城市的包容度越高，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选择更高层次的创业行为。（3）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与创业层次选择存在异质性。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这一数据详细调查了流动主体和家庭的基本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基本公共服务、子女流动和教育等方面的信息。考虑到这个调查项目在2016年5月进行的，我们用滞后一年的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城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
本文首先使用标准的Probit进行验证。对于由于不可观测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一方面通过设置更多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来解决，另一方面，我们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存在选择性偏差影响估计的一致性，我们通过Heckman两步法与工具变量法结合来解决（Heckman, 1974）。回归结果显示：（1）城市包容性可以促进流动人口创业，高城市包容性可以提高流动人口的创业层次。（2）个体能力更强的劳动力正向选择流向市场机制完善的东部地区进行创业。进一步扩展分析可以得出：（1）高市场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创业决策的影响有正向调节效应；市场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不同创业类型的影响有正向调节效应；信息化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的影响也有正向调节效应。（2）高学历水平对城市包容性与创业决策的影响没有显著影响；高家庭资产对城市包容性与创业行为有负向调节效应。第一，城市包容性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并且有助于提高其创业层次。本文用流动人口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程度来度量城市包容性，发现城市包容性每提高1%，选择创业的人口就会增加1431万人，相应地这些创业人口的年收入就会增加6010元/人。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应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准市民化”待遇，完善政府“无差别化”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增加城市就业岗位，同时显著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第二，城市外部环境对城市包容性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决策有调节作用。具体地，高市场化水平和高信息化水平均可以正向调节城市包容性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城市包容性的“风险平滑效应”促进了劳动力在竞争激烈的城市进行创业。而家庭资产负向调节了城市包容性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这是因为更多的家庭财富为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提高创业者的抗风险能力。第三，不同流动区域的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存在选择性偏差。克服选择性偏差后，城市包容性对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保持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如果本地政府积极改善本地市场环境，活跃商业活动，那么个人能力强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进行创业，同时可以利用已有的社会网络提高创业概率，有助于形成“大众创业”的经济氛围，创造本地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创业者的收入。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原文 编辑 文锡炜
来源 《IMI Working Paper》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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