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考虑到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全年不提出经济增速具体目标，集中精力保“六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4次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年度增长预期目标，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篇幅最短的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仅9500字左右），充分体现了本届政府在疫情期间务实的作风。如何全面辩证认识经济增长目标与“六稳”“六保”之间的关系？寻求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力点在何处？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如何配合？如何建立提振消费和扩大有效投资的长效机制？在国际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中央首提“国内国际双循环”代表了怎样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布局？就上述问题，本文特将部分业内专家和IMI成员的观点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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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辩证认识经济增长目标与“六稳”、“六保”之间的关系？
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不提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是在今年特殊情况下的一个特殊的处理。实事求是地讲，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整个经济工作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和挑战。“不设定一个数字”，这是一个比较务实、实事求是的做法。今年要设定一个数字，视为要预期今年的增长能够达到多少，这个条件现在不具备。尽管我们现在还剩下7个月的时间，但在这个时间之内，疫情对我们的外贸、对我们的投资、对我们的消费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的影响，现在还很难估算清楚。但是，不确定数字不是说我们不干事情，我们还是要干事情的。所以，在这个报告里提到了很多具体的要做的一些重点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六稳”和“六保”。“六稳”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六保”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底线任务。这个工作是今年非常重的（任务），尤其是在剩下7个月内要完成这些工作，是费很大劲的。小康社会的指标不是仅用GDP来衡量，因为单一数据很难准确涵盖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像“六保”这样更多、更广泛的指标，有利于精准定位，反映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与方向。在全球疫情前景不明之时，对经济更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种种前提条件的不具备，使得刻意追求GDP数据的行为更加不客观。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指出，不预设经济增速目标并不代表当前形势下经济增速不重要，稳定的经济增速仍是做好今年各项经济工作的重要支撑。客观上，GDP增长目标已经融入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中，从保就业、脱贫攻坚、赤字率和防范化解风险四个角度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含目标在3%-3.5%区间内。立足当下，突出底线思维，以保促稳、稳中求进是2020年经济工作总思路。稳企业保就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202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将就业放在第一位，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聚力支持保就业。无论是“六稳”还是“六保”，就业都位于首位。二是政策更大力度聚焦稳企业，奋力保住市场主体的青山。保就业必须先稳企业，尤其是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的中小微企业。三是坚决完成脱贫硬任务，不断巩固脱贫成果。IMI学术委员、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郭建伟认为，不设经济增长目标还应从以下几点来加深理解。一是十九大确定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是只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实现的；二是吸取应对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这次应对疫情采取供给侧结构性发力、精准滴灌实体经济，仍然聚焦三大攻坚战，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三是“六稳”工作都需要保基层运转来落实，达到“六保”目标，自然而然就形成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四是收官脱贫攻坚和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精准发力补弱项。这些今年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本身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发展，否则无法完成。综上所述，我们要辩证看待“六稳”“六保”与经济增长关系，改变习惯性地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以GDP论英雄的路径依赖。IMI特约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陈启清认为，做好“六稳”、落实“六保”的当务之急是保居民就业。就业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消费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基础的力量。消费还能带动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系统性影响。就业如果保不住，一切都可能失守，甚至社会稳定的底线都会失守。就业的提供主体是企业，保居民就业就要保企业、保市场主体。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在此次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最大，要把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放到突出位置。在全球化时代，企业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一分子，因此，保企业就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样，在“六稳”和“六保”中就有了一条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的工作主线，通过这条工作主线，带动消费、投资、进出口，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IMI特约研究员、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分析师洪灏认为，今年外部环境非常严峻，各国疫情也存在反复的可能性，此时暂时淡化我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可以说是因势利导。如果是提出一个较低的增长目标，即便可能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其对市场预期的重塑也没有很大帮助；但如果要提出一个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增长目标，又容易打乱投资决策对效率的注重。所以不提目标，更显主动性。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不提经济增长目标应是略超社会预期的，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务实、前瞻和灵活。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际，中国复工复产走在世界前列，此时，政策能够做到加力扶持受疫情冲击最重的行业、企业和个人，同时推出一些立足中长期的体制机制改革举措，让中国经济在疫情后能够自然修复、以及在更远时间内能够平稳转型就已很好。全球大流行以及经济和贸易的巨大不确定性下，弱化年度经济增速目标，加力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绩效的考核，不仅能为群众和市场所理解和接受，也意味着不用“倒逼式”地出台过强过急的逆周期政策，为改革腾出更多空间，为经济开拓更多韧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提出了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五个药方：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即对于2020年底前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2020年底前存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应付利息，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普惠贷款实行应延尽延。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小微企业应急转贷、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业链恢复运转。推动及时支付条例加快落地，加大核心企业账款清欠。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督促核心企业账款确权，推动应收账款更多使用权责清晰的商业汇票。赵锡军指出，关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保证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的规模增速要远远高于去年。这意味着整个市场要有充足的流动性，不要出现任何的流动性不足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和风险。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要远远高于去年，还意味着我们今年要给企业恢复生产、对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居民消费等提供的资金要比去年增长高得多，这样才能让我们在剩下的7个月之内，通过金融的支持，一是兜住底线，不发生风险；二是有充分的资金渠道进行投资和发展。随着我们复工复产不断深入和扩大，我们的生产供应逐步地恢复，再加上今年国际的原油价格相对来讲降了很多，为稳定物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扩大财政支出，加大投资力度，提供比较多的融资手段，保证企业有充分的资金来恢复生产。同时，我们也有信心来保证物价的相对稳定，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大水漫灌”，但是又要让经济不缺水，能够发展；同时不让物价上升，保持相对稳定。我们今年定的CPI 目标是3.5%左右的水平，比往年3%还是要高了一点，因为今年毕竟还是比较特殊的一年。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陕西省分局局长魏革军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保供应链与产业链的稳定尤为关键，因此，在“六稳”“六保”中保企业居于核心地位。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把保市场主体作为优先选项。从中央银行的政策取向看，保市场主体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导向：第一，保持适宜的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这也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的应有之义。第二，要树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思维，平衡好“六稳”“六保”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第三，始终以深化改革的思路探索保市场主体的方式，特别是发挥好利率传导的作用。在非常时期，货币政策工具使用不可避免会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也不排除在某些环节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但应为将来非常规政策和工具有序退出留有空间和余地。魏革军还指出保市场主体并不是大水漫灌，不是行政干预，不是摒弃市场和专业。从金融角度看，保市场主体旨在通过更优惠的政策、更专业的服务、更适当的安排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同时不可忽视金融自身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认为，从今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来看，积极、宽松的大方向非常明确，政策应对的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力保企业的生存和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这是底线。尤其是中央财政新增的2万亿元的赤字/特别国债，明确要全部转移给地方政府支出，就是要确保最基层的、最需要帮助的企业和家庭得到支持和救助。同时，报告要求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要明显高于去年，也是要确保货币政策的宽松要落到实处，进入实体经济，展现了政策制定的务实精神。另外，虽然报告对于减税降费、降息免租、救济补贴等各类减负担、保民生的财政与货币纾困措施不遗余力，但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却并没有依赖于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而是强调要通过深化改革、转型升级来激发增长潜力。在当前全球疫情发展和宏观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通过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实很难准确应对，而这种改革取向、转型取向的政策思路则抓住了更底层的核心要素（即增强经济主体的内在动力和核心竞争力），从中长期来看，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明智选择。IMI研究员刘红伟认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政策取向应格外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民营经济发展，真正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的精神。支持民营经济对保就业、保稳定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不仅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外部环境挑战的需要之举，也是增强中国经济韧性、扩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的长远之计。支持民营经济，重点是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简政放权，休养生息，多推出稳定市场预期的政策并确保政策连续性，涵养好民间创新主体的源头活水，保护、激发和释放民间活力。 3
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如何配合？
IMI学术委员、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周月秋预计宽财政与宽货币将协同发力，服务好“六稳”“六保”工作大局。财政政策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加法”体现在增加政府可用财力：一是财政赤字率首次破“3”，提高至3.6%以上，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二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这2万亿元资金将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坐着“直通车”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三是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减法”体现在压减政府支出的同时，加大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货币政策重在为政府债券发行及中小微企业融资创造适宜的金融环境。重点有三个：一是数量要足，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二是价格要降，通过进一步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潜力，推动利率持续下行；三是效率要高，通过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完善政府性担保机制、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等手段，让资金高效直达企业。财政部金融司杨兆华表示，疫情全球大流行对经济冲击前所未有，生产“大停摆”、供应链断裂、失业率飙升、股市熔断频现，“黑天鹅”和“灰犀牛”阴霾笼罩世界。各国政府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举，超常规财政、货币政策不断推出，相互间协调配合“新招”层出不穷，从央行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国债，到美联储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再到英格兰银行向财政部提供无限量透支账户，透露出传统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空间有限的无奈。在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经济逐渐企稳回暖，宏观政策空间较大，无须照搬照抄发达国家极端政策，可以更有效、有原则地推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解决好谁出钱、谁兜底、谁干什么的问题，为经济行稳致远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财政政策发挥精准施策优势，有效支持“六稳”“六保”工作，切实提升实体经济需求。货币政策力促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合理实施直达实体经济的支持政策，避免资金空转、脱实向虚。支持政策应坚持阶段性特征，防止陷入经济货币化陷阱，避免重蹈日本银行成为股市第一大“隐形股东”的覆辙。此外，合理分担实体经济遭受疫情冲击的风险，企业、员工、银行、政府支持多方共同发力，让更多困难的实体企业“活下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新一重”建设实际是把新基建和旧基建组合的一种模式，现在的提法更加系统全面，要完成‘六保’，就必须要发挥集成效应，新基建只是其中的一个先锋军，而不是主力军。赵锡军表示，上一轮应对金融危机时，我们也是通过扩大投资来促使经济很快地恢复和增长，但投资过猛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合理的安排，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这次，我们也是要通过合理地扩大投资来应对疫情的冲击，这叫“逆周期”地进行投资运行。但是这一次在投资的安排方面更加合理更加科学。一方面，我们原来已经论证过但是由于疫情按了暂停键的项目要加快推进，同时要保证它的推进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就是地方债的发行，有一部分投资是用来做这类项目的；另一方面，我们提出来新的领域里的“新基建”，这些领域里有很多和我们未来新的技术发展、新的未来形态，或者将来战略性新兴领域是相关联的，比如5G基础设施，通讯方面的，数字经济方面的，互联网方面的，还有生物医药方面的，这些领域的基建投资是这次“新基建”投资的重点。这样一方面能够加大投资，能够让我们的经济有个稳定发展的增长动力，同时也为后续的经济质量提升、竞争力提升提供更好的平台、更好的基础，实际是转型的一部分。所以，“新基建”的投资是很重要的。总体来看，这些投资的项目，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今年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另一方面能为将来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技术的准备。陈卫东认为，“扩内需”是战略支点，需聚焦消费回升和“两新一重”投资。一是“扩内需”将在当前和未来较长时间内成为我国经济调控主要战略。从当前来看，海外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时间和强度都难以预料，因而扩大内需成为稳定我国经济运行的最重要手段。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经此一“疫”，何时能走出“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的泥沼仍未可知，中美关系预计也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曲折前行，在这样的外部发展环境之下，“扩内需”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战略。
二是以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来推动消费回升至正常水平。疫情以来，消费回升速度明显慢于投资。从经济结构来看，2019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达到57.8%，是拉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引擎。因此，必须较快将消费恢复至正常水平，才能使得经济在下半年逐步回归正常增速。从《报告》释放的信号来看，未来一系列保民生、兜底线政策将加快落地，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同时，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复产复市将加快，为消费回补创造条件。三是投资聚焦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领域。一方面，新基建和重大工程将带来较大投资增量，对短期内稳住经济起到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明显加大。预计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将重点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为未来物业服务等企业进入小区创造条件。IMI特约研究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认为，鉴于外需下挫和消费受抑的预期，为实现今年的就业目标，基建投资等仍需明显发力。初步测算，传统基建叠加新基建、旧改的合计投资增速全年可能需要15%以上。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基础情景（财政赤字率底线提高至3.6%、新增专项债规模提高至3.75万亿等），该政策力度可支持的政府投资增速约为8%左右，未来仍存在一些资金缺口。展望未来，逆周期政策更多着眼于社会维稳而非经济刺激。尽管如此，鉴于疫情冲击的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宏观政策仍有望在政府工作报告所勾勒出的基础情形上逐步加码。新基建固然代表着新的方向，但从实际规模和带动效力来看，新型城镇化及传统基建更能挑起稳投资的大梁。 5
中央首提“国内国际双循环”代表了怎样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布局？
IMI学术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海英指出，组建中投公司是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大举措，是展示中国企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全新窗口。中投公司相对国际同业机构的一大独特优势就是背靠中国市场，这也是中投公司与国际机构开展投资合作的独特视角和重要切入点。中投公司希望能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模式的道路。基于上述考量，中投公司认真践行“中国视角投资”。一是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二是坚持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三是搭建跨境投资生态系统。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扭曲了原本失衡的全球宏观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将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变局称为“范式的变革”（ParadigmShift）。我们将面临三大周期拐点，对国家财富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是货币周期面临百年未有之低利率，本轮疫情将进一步打压全球利率水平，国家外汇资产需要更为均衡的全球资产配置。二是逆全球化态势加剧，国家财富管理要采取更加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以适应愈发复杂的国际环境。三是地缘政治周期出现拐点，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国家财富管理需要更加重视和强化风险管理。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利用好中投公司在国家财富管理中积累的经验和探索的路径，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扩大投资平台、创新运营方式，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是推动国家财富管理的顶层设计，借鉴国际经验，通过立法确定国家财富管理的运作目标与管理模式，明确机构定位和职责分工，改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科学的运作指引。二是优化国家财富的全球配置，进一步加大外汇资产多元化力度，将更多的债券投资转化为优质股权投资与实物资产投资，促进国家财富的保值增值，并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创新国家财富的投资方式，通过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加深与国际机构的投资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绑定格局。IMI学术委员、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认为，大湾区将在金融改革和开放方面继续领跑全国金融业，而在不同体制机制下实现规则衔接和市场互联互通本身也是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具体实践。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人口、面积、GDP、货柜吞吐等指标与东京、旧金山等世界级湾区并驾齐驱。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辐射能力最强的区域，能够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发展并辐射东南亚等经济带。为此，应尽快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实现《纲要》提出的战略定位和目标，探索创新、开放、绿色和共享发展路径，有效扩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戴稳胜认为，“双循环”的提出，意味着中央将以做大国内市场、拓展国内经济发展纵深、强韧国内产业链为抓手，保障国内经济能在最恶劣环境下实现最低经济循环，同时以扩大国内市场开放，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等为手段，争取不同外部环境下不同水平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从而实现以坚韧的经济内循环为核心、活跃的国际经济外循环为外围的国际国内双循环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为实现这一战略规划与布局，首先是扩大国内市场，拓展经济发展战略纵深。两会明确了今年要确保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本身就意味着消费市场的扩大，报告也提出了拉动市场、保消费的任务。其次，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新形势下的西部大开放战略正式实施，中国经济进一步往纵深拓展。要采取多种手段强韧本国产业链，以保障最恶劣环境下的国内经济内循环。第三则是坚决、务实地扩大开放，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例限制，以实打实的政策优势吸引特斯拉落户上海、霍尼韦尔公司新兴市场总部暨创新中心的武汉落成等都对外资传达了明确的欢迎信号。财政部金融司樊蓉认为，中央高屋建瓴地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破局良方，是结合国际形势发展和对中国优势、产业结构深入思考和判断后，作出的重大战略规划和长远布局。一方面，正如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在当前外需承压的情况下，要着力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带动国内产业升级，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高一新”建设，以新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着力解决有关领域“卡脖子”等难点、痛点，构建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我国制造业门类齐全，是全球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国市场对外仍有巨大吸引力。当前全球产业链松动，对我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短期重点是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和我国全球产业链地位。中长期看，我国应以创新推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化危为机，化被动为主动，推动我国由外需驱动的被动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转变为内需大循环驱动的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同时，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虹吸效应，更好利用外资，进一步推动我国国内大循环发展，形成互相促进、双向拉动的良性双循环。观点整理 李锦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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