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专题 | 中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迁：2000-2016
宏观经济专题是《IMI宏观经济月报》的特色，主要针对一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提高了本报告的学术内涵。本文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李言。本文利用2000-2016年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地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迁进行了多维度分析。研究表明：（1）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都主要表现为负向扭曲，且呈现改善的态势。（2）相邻省份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变动上具有较高的同步性，但同步性呈现减弱的态势。（3）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省份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与经济总量之间主要呈正比关系，东北和中部地区内部省份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经济总量之间主要呈反比关系，而资本价格扭曲与经济总量之间主要呈正比关系。（4）增加对外贸易占比或降低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将有助于减轻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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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速推进，但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依然滞后于商品市场化改革，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普遍存在。本文利用2000-2016年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对地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迁进行了多维度分析。研究表明：（1）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都主要表现为负向扭曲，且呈现改善的态势。（2）相邻省份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变动上具有较高的同步性，但同步性呈现减弱的态势。（3）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省份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与经济总量之间主要呈正比关系，东北和中部地区内部省份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经济总量之间主要呈反比关系，而资本价格扭曲与经济总量之间主要呈正比关系。（4）增加对外贸易占比或降低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将有助于减轻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2
引言
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情况下，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应该等于其边际产出价值，市场在此价格水平实现均衡，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不存在扭曲现象。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导致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和机会成本的偏差或背离。Lau & Pan（1971）将要素市场扭曲分为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前者是指单个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与其边际产出或机会成本之间的偏离，后者有两层含义：就同一部门而言，是指一种要素相对于另一种要素的相对扭曲程度，可以衡量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效率；就不同部门而言，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的价格构成比率不相等，可以在测算出每个单一部门内部要素价格扭曲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和计算获得。中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长期存在有其历史原因，在转轨时期，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制造业和保持出口行业的竞争优势以保持强劲的经济发展趋势，这些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与中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相背离，国家只能人为地降低发展制造业的成本，导致中国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一直比较滞后。就劳动力而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由此所产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特征也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扭曲，在这一情形下，一些人才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进行有效配置。就资本而言，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起步较晚，政府对于金融部门信贷决策的干预力度依然较大，资本市场的“寻租”问题大量存在，阻碍了资本的有效配置。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呈现以上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具有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故一般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而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使市场和价格信号扭曲，则是赶超战略的内生要求。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后者是提升生产率的主要途径（Restuccia & Rogerson，2017），所以，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是实现经济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培育更加具有竞争活力的市场经济成为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加速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从多个维度出发，对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地区层面的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进而揭示中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迁。关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测算，现有研究大多采用生产函数法、随机前沿分析法（Skoorka，2000）和市场化指数法（张杰等，2011）等方法。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因为该方法可以测算出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这也是该方法的主要优势。然而，利用该方法测度的结果却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王宁和史晋川（2015）认为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生产函数的形式选择。现研究主要采用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两种形式，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参数多，容易带来自由度不足、多重线性问题，针对整体经济的计量甚至出现了边际生产力为负的结论，与经济现实不相符合。其次，测度的数据来源、计量口径的不同。例如资本价格是使用资金的市场交易成本，不应低于国家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但大多数研究使用的资本价格均低于此标准。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测算过程中采用C-D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同时结合随机前沿估计方法，即考虑无效率因素，对生产函数相关参数进行估计。另外，在对资本价格进行估计过程中，本文并不是采用相关研究常用的Hsieh & Klenow（2009）的设定方式，而是将资本价格拆分为贷款利率和资本所得税率三部分，增强了资本价格设定的合理性。本文在测算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基础上，从空间分析视角出发，分析了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协调度和偏离度。协调度从相邻省份的视角揭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迁，反映的是相邻地区之间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上的变动是否具有同步性，偏离度从四大地区的视角，即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揭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迁，反映的是在一个更大的地区内部，比如东部地区内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动是否与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具有同步性。以上两个维度的分析也这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为了更进一步理解推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变迁的因素，本文最后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简称PVAR）模型，分析对外贸易占比和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和政府财政支出占比对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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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方法与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利用生产函数法，且从总量层面切入，将要素价格扭曲引入地区i利润函数中，然后通过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式得到测算要素价格扭曲的表达式。采用生产函数法测算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区分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进而可以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在具体测算过程中，首先需要将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引入地区i利润函数，并假设地区i追求利润最大化：
地区i的生产函数为C-D形式，理论函数中τN和τK分别表示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通过求解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并进一步转换后，就可以得到测算扭曲的表达式：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估计各个生产要素的生产弹性，从而确定全要素生产率对的资本产出弹性。为了测算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程度，需要获得总产出（Y）、资本存量（K）、劳动力（N）、资本价格（RK）和劳动力工资（W）等数据。
2、数据处理
本文选用的数据主要来自wind数据库，由于西藏地区的部分数据缺失，所以本文测算的是不包含西藏的30个大陆省份的相关数据。首先来看地区总产出数据的处理。利用总产出指数，将数据转换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地区资本存量数据的处理。测算该数据需要三笔数据，即2000年地区固定资本存量、2000—2016年固定资本形成额与投资品价格指数（IP）。其中，后两者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关于2000年地区固定资本存量（K2000），本文主要参考Hall & Jones（1999）的测算方法，用2000年固定资本形成额（I2000）与2000—2010年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几何平均增长率（θ）加上固定资本折旧率（δ）的比值来表示，即K2000=I2000/(θ+δ)。几何平均增长率计算公式为θ=(I2010/I2000)0.1-1。参考张军等（2004）的研究，本文将折旧率设定为9.6%。在上述三笔数据的基础上，采取永续盘存法测算出以2000年为基期的2000—2016年各地区资本存量，其测算公式为Kt=(1-δ)Kt-1+It/IPt。地区资本价格数据的处理。本文假设资本价格包括两个部分，即贷款利率和资本所得税率。贷款利率则是采用1到3年的贷款利率。资本所得税率主要通过生产税净额乘以（1-劳动者报酬率），然后除以资本存量得到。
地区劳动力数据的处理。将地区三大产业就业人员进行加总，得到地区劳动力数据。地区劳动力工资数据的处理。由于已经换算得到了地区劳动力的数据，所以只要得到劳动力工资总额就可以得到劳动力工资，后者可以通过总产出乘以劳动力报酬率获得。之后还需要将其转换为实际值，本文主要采用地区总产出平减指数，将名义劳动力工资总额转化为实际劳动力工资总额。
表2对前面处理的数据进行了整理，并进一步从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分别进行汇总。据表2所示，从均值来看，除了劳动力投入，东部地区的其他数据均为最大，而西部地区除了劳动力工资，其他数据均为最小。从标准差来看，除了资本价格，东部地区同样也均为最大的地区，而中部的资本价格、劳动力投入和劳动力工资的标准差最小，西部地区的总产出和资本的标准差最小。以上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是均值较大且波动较大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则是均值较小且波动较小的地区。
本文这里主要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首先对产出和投入数据取对数，然后使用stata13.0进行估计。为了保持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将式（2）的生产函数转换为劳均变量形式，即：
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可知，资本产出弹性的均值为0.3357，劳动产出弹性的均值为0.6643。利用以上估计得到的参数，结合前面的式（3）和式（4），就可以对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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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的测算结果
表3和表4分别对各省份2000-2016年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的均值和时间层面变异系数测算结果进行了汇总，并将整个时期划分为两个时间段，以2008年为分界点。选择2008年为分界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为了应对上一轮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增强了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力度，而根据相关研究（Restuccia & Rogerson，2017），政府干预是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有必要考察一下2008年前后，政府所实施的措施对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对整个时期不同省份的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进行比较，其中，时间层面变异系数主要反映数据的波动情况。本文还将进一步对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均值和空间层面变异系数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这里四大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主要是通过对地区内所有省份的数据取平均值得到，而空间层面变异系数则是用每一年四大地区内部所有省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均值和标准差求得，用于衡量四大地区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差异，该值越大说明地区内省份之间的差异越大。
1、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测算结果根据表4，从整个时间段各省劳动力价格扭曲均值的大小来看，我国所有省份的均值都大于1，其中，天津的均值最大，为1.7892，广西的均值最小，为1.1894。分时间段来看，在2008年之前，17个省份的均值大于其整个时间段均值，且东部地区11个省份中就有8个省份的均值大于其整个时间段均值。其中，天津的均值依然最大，为1.8783，广西的均值依然最小，为1.1634。在2008年之后，与2008年之前相对，13的省份的均值大于其整个时间段均值。其中，天津的均值最大，为1.6889，新疆的均值最小，为1.2178。从各省劳动力价格扭曲均值的变动趋势来看，2008年之后，17个省份的均值有所下降，下降省份占比超过半数，该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有所减轻，因为根据前面关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定义可知，只要趋近于1的情形，都是价格扭曲减轻的情形。以上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劳动力价格存在“征税”成分，即劳动力供给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其对生产的边际贡献，但这一征税成分在2008年之后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说明大多数省份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出现了改善的势头。
不同省份劳动力价格扭曲随时间波动的差异明显，但2008年之后，多数省份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随时间波动的程度都有所减轻。结合前面对均值的分析结果，各省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不仅有所减小，而且随时间波动的程度也有所减小。另外，2008年政府对经济的刺激政策并没有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这与近些年政府主动对自身干预行为进行约束以及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关。
下面本文进一步从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的角度对劳动力价格扭曲进行分析。根据图1，从四大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均值的大小来看，东部在2007年之前一直是均值最大的地区，之后东北地区则成为均值最大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几乎一直都是均值最小的地区。从均值的变动趋势来看，四大地区的均值大致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即先偏离于1，而后又趋近于1。随着市场化改革依然在继续稳步推进，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四大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先逐渐恶化后逐渐改善，后期出现改善趋势既与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小有关，同时也与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劳动市场法律法规有关。
从四大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空间层面变异系数的大小来看，四大地区之间交替领先，东北地区由前期的最大值变为后期的最小值，东部地区在后期成为均值最大的地区，另外，西部和中部地区先后成为均值最小对的地区。从空间层面变异系数的变动趋势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致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东北和中部地区则是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前面的定义，空间层面变异系数反映地区内各省份之间的差异，以上结果表明，近些年，四大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在劳动力价格扭曲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
2、资本价格扭曲的测算结果
通过将表4与表5进行对比可知，从总的测算结果来看，大多数省份资本价格扭曲的均值和时间层面变异系数都要普遍大于劳动力价格扭曲。分时间段来看，在2008年之前，所有省份的均值相较于整个时间段的结果更加偏离于1，其中，福建的均值最大，为2.4845，天津的均值最小，为1.4323。而在2008年之后，除了天津，其他省份的均值都有所下降，且少数省份的均值由大于1转变为小于1。从各省资本价格扭曲均值的变动趋势来看，2008年之后，几乎所有省份的均值有所下降，根据前面关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定义可知，所有省份的资本价格扭曲程度均有所减轻。
不同省份资本价格扭曲随时间波动的差异明显，且2008年之后，省份之间的差异趋于缩小，且从两个时间段的结果对比来看，2008年之后，所有省份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随时间波动的程度都有所减轻，原因与前面劳动力价格扭曲时间层面变异系数减少的原因相似。结合前面对均值的分析结果，各省资本价格扭曲程度不仅有所减小，而且随时间波动的程度也有所减小。造成资本价格扭曲逐渐减少的原因与造成劳动力价格扭曲逐渐减少的原因相似。
下面本文进一步从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的角度对资本价格扭曲进行分析。根据图2，从四大地区资本价格扭曲均值的大小来看，在2007年之前，东北地区的均值最大，之后则是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几乎始终是均值最小的地区。从均值的变动趋势来看，四大地区的均值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但近些年转变为上升趋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四大地区资本市场所存在扭曲取得明显改善。从四大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空间层面变异系数的大小来看，2008年之前，除了西部地区，其他三大地区都曾是均值最大的地区，2008年之后，东北地区成为均值最大的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均值在大部分年份都是最小值。从空间层面变异系数的变动趋势来看，所有地区均呈先降后升的变动过程，其中，东北和西部地区上升幅度相对较大。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2000年以来，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都主要表现为负向扭曲，且两者都偏向与1变动，加之随时间波动减弱，这些都表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在价格扭曲方面呈现改善的态势。同时，四大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在劳动力价格扭曲方面的差异先扩大后缩小，而在资本价格扭曲方面的差异则是先缩小后扩大。
3、稳健性分析
接下来本文通过改变资本折旧率的方式对前面的测算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参考相关研究，将资本折旧率设定为5%（王华，2018）。为了节省篇幅，本文仅陈列四大地区的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测算结果。
将图3分别与图1和图2的结果进行对比可知，无论从测算数值，还是从变动方向，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的均值与空间层面变异系数的测算结果都与前面的测算结果相同，表明前面的测算结果是稳健的。由于下文的分析都是基于前面的测算结果，且前面的测算结果相对于资本折旧率是稳健的，所以就不再进行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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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的测算结果
关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的测算方法，本文主要借鉴王薇和任保平（2015）的研究，构建各个省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
其中，Ci表示省份i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τi表示省份i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τ-i表示省份i相邻省份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均值。当τi=τ-i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C 取得最大值1，表明省份i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其相邻省份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相同，省份之间生产要素市场发展协调度水平处于较高水平。C值越偏离1，表明省份i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其相邻省份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偏差越大，省份之间生产要素市场发展协调度水平处于较低水平。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和前面测算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空间层面变异系数都可以反映地区之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差异，因此，这里需要进一步对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区别进行说明：第一，两者测算所针对的对象不同，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的出发点是省份层面，即对每个省份进行测算，而前面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空间层面变异系数则必须从更大的层面切入，比如三大地区或者全国层面。第二，两者所反映的地区之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差异的视角不同，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主要反映的是一个地区与其相邻地区之间的差异，而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空间层面变异系数则反映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地区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前者反映地区之间的差异范围更小，而后者反映地区之间的差异范围更大。
根据表6，从整个时间段各省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的大小来看，所有省份的均值在0.98到1.00之间，其中，湖南的均值最大，为0.9995，天津的均值最小，为0.9816。分时间段来看，在2008年之前，湖南的均值依然最大，为0.9996，天津的均值依然最小，为0.9816。在2008年之后，江苏的均值最大，为0.9999，天津的均值最小，为0.9815。从各省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的变动趋势来看，2008年之后，15个省份的均值更加趋近于1。以上结果表明，从整个时间段来看，相邻省份在劳动力市场发展方面的协调度处于较高水平，相邻省份间差异较小，而在2008年前后，相邻省份在劳动力市场发展方面的协调度水平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下面进一步从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的角度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进行分析。根据图4，从四大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的大小来看，没有哪个地区的均值一直是最大的，早期西部地区的均值最大，而后是中部地区，最后是东北地区，最小值则早期是东北地区，后期是东部地区。从均值的变动趋势来看，四大地区均大致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其中，东北地区后期的上升趋势最明显。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来看，2000年，东北地区均值为0.9879，东部地区均值为0.9972，中部地区均值为0.9961，西部地区均值为0.9964，到了2016年，东北地区均值为0.9989，东部地区均值为0.9962，中部地区均值为0.9984，西部地区均值为0.9977，四大地区中只有东部地区的期末值小于期初值。以上结果表明，就相邻省份劳动力市场发展协调水平来看，四大地区内部相邻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始终较小，且近些年发展差异趋向于缩小。
2. 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的测算结果
通过将表7与表6进行对比可知，从整个时间段各省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的大小来看，尽管多数省份的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略小于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但同样处于较高水平。根据表7，从整个时间段来看，所有省份的均值在0.97到1.00之间，其中，江苏的均值最大，为0.9992，山西的均值最小，为0.9743。分时间段来看，在2008年之前，江苏的均值依然最大，为0.9992，山西的均值依然最小，为0.9760。在2008年之后，上海的均值最大，为0.9996，青海的均值还是最小，为0.9667。从各省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的变动趋势来看，2008年前后，18个省份均值更加接近于1。以上结果表明，与前面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相似，从整个时间段来看，相邻省份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的协调度处于较高水平，相邻省份间差异较小，且在2008年前后，相邻省份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的协调度水平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下面进一步从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的角度对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进行分析。根据图5，从四大地区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均值的大小来看，中部地区在多数年份都是均值最大的地区，而东北地区的均值则是均值最小的地区。从均值的变动趋势来看，东北、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均值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中部地区的均值则呈上升的趋势。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大小来看，2000年，东北地区均值为0.9694，东部地区均值为0.9837，中部地区均值为0.9879，西部地区均值为0.9800，到了2016年，东北地区均值为0.9799，东部地区均值为0.9924，中部地区均值为0.9988，西部地区均值为0.9839，四大地区的期末值均大于期初值。以上结果表明，就相邻省份资本市场发展协调水平来看，尽管四大地区内部相邻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早期呈现缩小的趋势，但后期只有中部地区依旧保持上述趋势，其他三大地区则有所扩大。
通过以上对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的分析可知，2000年以来，无论是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还是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都处于较高水平，表明相邻省份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变动上具有较高的同步性。就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的变动趋势来看，无论是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还是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均未呈现稳定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另外，四大地区内部相邻省份之间在劳动力价格扭曲变动方面的差异有所缩小，而在资本价格扭曲变动方面的差异早期呈现缩小的趋势，但后期则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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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偏离度的测算结果
其中，下标i、j和t分别表示省份、地区和年份，Ii表示j地区的省份集合。agg_τj表示以地区j内所有省份的总产出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得到的地区生产要素价格扭曲。θi是个权重系数，反映了资源在省份间的配置情况，这里用省份在地区j中的总产出份额来衡量，ave_θj表示地区j内所有省份的平均总产出份额；τi为省份i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ave_τj表示地区j内所有省份的平均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我们将省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产出份额的协方差项记为dev_τi本文利用该项反应生产要素价格那扭曲偏离度，其经济学含义为：如果dev_τj为正值，表明地区内总产出份额越大的省份，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也越大，总产出份额越小的省份，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也越小，换句话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产出之间存在一种正比例关系，我们称此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是正向偏离；如果dev_τj为负值，表明地区内总产出份额越大的省份，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却越小，总产出份额越小的省份，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却越大，换句话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产出之间存在一种反比例关系，我们称此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是负向偏离。由于偏离度相当于一种地区层面的加权平均值，故下面重点对四大地区的结果进行分析。
1. 劳动力价格扭曲偏离度的测算结果
图6展示了2000年以来，四大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偏离度的变动轨迹。根据图5，从四大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偏离度的大小来看，早期除东北地区外，其他三大地区的偏离度均小于0。在2004年，东北地区进入负向偏离过程，而西部地区则进入正向偏离过程，在2008年，东部地区进入正向偏离过程，中部地区的偏离度则始终处于负向偏离过程。从偏离度的变动趋势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致呈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东北和中部地区则是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以上结果表明，近些年，就劳动力市场而言，东部和西部地区均呈现正向偏离，即地区内部总产出份额越大的省份，其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扭曲更严重，而东北和中部地区则呈现负向偏离。
2. 资本价格扭曲偏离度的测算结果
图7展示了2000年以来，四大地区资本价格扭曲偏离度的变动轨迹。根据图6，从四大地区资本价格扭曲偏离度的大小来看，西部地区的偏离度几乎一直是最大的，而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偏离度则先后是最小的，且经历了由负转正又转负的过程。从偏离度的变动趋势来看，东北和中部地区呈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呈先降后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趋势，近些年，四大地区的偏离度均有所上升。以上结果表明，就资本市场而言，同劳动力市场相比，正向偏离趋势性更强，即地区内部总产出份额越大的省份，其资本市场存在的扭曲更严重。
通过以上对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偏离度的分析可知，2000年以来，劳动力价格扭曲偏离度出现负向偏离的情形相对较多，中部地区一直处于负向偏离，东北地区则由期初的正向偏离逐渐转向负向偏离，表明这两个地区内部总产出份额越小的省份，其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价格扭曲越严重。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偏离度则在后期进入正向偏离过程，表明这两个地区内部总产出份额越大的省份，其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价格扭曲越严重。反观资本价格扭曲偏离度，其出现正向偏离的情形相对较多，东部和西部地区一直处于正向偏离，东北和中部地区则是在期初处于负向偏离，之后进入正向偏离，尤其是中部地区，很快就进入转变过程，表明从整体来看，不管是哪个地区，其内部总产出份额越大的省份，其资本市场存在的价格扭曲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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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因素分析
1. 模型设定
变量Yi是前面测算的省级层面的劳动力价格扭曲（τN）和资本价格扭曲（τK），变量Xi是本文重点分析的影响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变动的因素，主要包括对外贸易占比（trade）和国有和集体全会社固定资产投资占比（seo），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中经网[1]和国家统计局网站[2]。之所以重点考察以上两个影响因素，主要是因为相关研究一致认为对外开放或政府干预是导致中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简则，2011；谭洪波，2015；时磊，2018）。另外，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和缩小政府对经济干预范围也是中国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所以，研究这两者对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对外贸易占比（trade）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时磊（2018）指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选择主要是与其资源禀赋相匹配的资本密集型，而经济发展初期的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中资本是较为短缺的，这就使得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发展路径的第一步就是扔掉竞争性的经济制度，建立非标准的、限制竞争的经济制度以在资本短缺环境中构建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要素环境，进而使得微观主体有足够激励和动力去主动学习西方技术，这种非标准的、限制竞争的经济制度造成了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但我们同时认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资源禀赋差距将会有所缩小，此时，为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政府一般会主动进行改革，完善市场机制，从而有助于减轻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国有和集体全会社固定资产投资占比（soe）用国有和集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上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衡量，用于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按照登记注册类型进行划分，其中就包含国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集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所有制是引起要素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简则，2011），就劳动市场而言，李文溥和李静（2011）指出，在传统的正规劳动力市场上，政府部门、国有事业、国有企业的正规就业者基本上是不可退出的，这就形成了绑架机制，导致了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尽管市场化程度较高，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个别劳工与资方之间的力量依然悬殊，因而，这种市场决定的“均衡”劳动力价格必然低于真正劳资力量均衡下的劳动力价格。就资本市场而言，鄢萍（2012）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面临的边际利率远远高于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面临的边际利率又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2. 模型检验
第一步，对相关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选用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为LLC检验和FISHER ADF检验。根据表8的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在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所以所采用的数据是平稳的。
第二步，对P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进行检验。根据相关检验的判断标准，应该选择最小的检验值对应的滞后阶数。根据表9的检验结果，τN与trade、τN与soe情形对应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阶，τK与trade、τK与soe情形对应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阶。
第三步，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合表10的检验结果，只有trade不是τN的Granger原因。
3. 模型分析
首先分析对外贸易占比对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根据图8，对外贸易占比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将会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向下波动，进一步结合置信区间可知，对外贸易占比增加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负面影响是不显著的。再来看对外贸易占比对资本价格扭曲的影响，对外贸易占比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同样将会导致资本价格扭曲向下波动，进一步结合置信区间可知，对外贸易占比增加对资本价格扭曲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上述结果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起到了降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作用，尤其是针对资本市场，进而说明中国发展至今，已经不再通过压低劳动力与资本价格的方式获取比较竞争优势。
接下来分析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对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根据图9，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将会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向上波动，并在第2期左右到达波峰，进一步结合置信区间可知，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正面影响在长期是显著的。再来看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对资本价格扭曲的影响，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同样将会导致资本价格扭曲向上波动，且波动过程较为复杂，分别在第1期和第3期左右到达波峰，然后开始收敛，进一步结合置信区间可知，国有和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对资本价格扭曲的正面影响在早期是显著的。以上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依然是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因此，降低国有和集体经济规模，即减轻政府干预经济程度，将有助于降低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坚持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增长，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也能够降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尤其是资本价格扭曲。同时，坚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适当放开行业限制，允许更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将有助于降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8
主要结论
第一，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测算结果来看，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都主要表现为负向扭曲，且价格扭曲偏向于1变动，表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在价格扭曲方面都呈现改善的态势。另外，近些年，四大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在劳动力价格扭曲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四大地区内部各省之间的资本价格扭曲方面的差异先则越来越大。
第二，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协调度的测算结果来看，无论是劳动力价格扭曲还是资本价格扭曲都处于较高水平，都十分接近于1，表明相邻省份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变动上具有较高的同步性。劳动力价格扭曲协调度偏离于1变动，表明相邻省份在劳动力价格扭曲变动的同步性有所减弱，而资本价格扭曲协调度先趋近于1后偏离于1变动，表明相邻省份在资本价格扭曲变动方面的同步性先增强后减弱。另外，四大地区内部相邻省份之间在劳动力价格扭曲变动方面的差异均有所扩大，同时，四大地区内部相邻省份之间在资本价格扭曲变动方面的差异早期呈现缩小的趋势，但后期则有所扩大。
第三，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偏离度的测算结果来看，劳动力价格扭曲偏离度与资本价格扭曲偏离度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就劳动力价格扭曲偏离度而言，中部地区一直处于负向偏离，东北地区则由正向偏离转向负向偏离，表明这两个地区内部总产出份额越小的省份，其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价格扭曲越严重。东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偏离度则在后期进入正向偏离过程，表明这两个地区内部总产出份额越大的省份，其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价格扭曲越严重。就资本价格扭曲偏离度而言，其出现正向偏离的情形相对较多，东部和西部地区一直处于正向偏离，东北和中部地区则是在期初处于负向偏离，表明不管是哪个地区，其内部总产出份额越大的省份，其资本市场存在的价格扭曲越严重。
第四，从影响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变迁的因素来看，对外贸易占比增加将会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同时减轻资本价格扭曲，且对后者的影响是显著的。国有与集体经济投资占比增加将会同时加剧劳动力与资本价格扭曲，且对两者的影响也均是显著的。因此，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有助于降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注：文章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20 年第1期的《中国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变迁：2000-2016》
编辑 李昂
来源 《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期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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