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近些年来，陈志武特别留意了儒家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试图据此厘清“文化的金融学逻辑”，并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家庭内”金融市场。对此，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认为，任何对中国文化内涵及制度结构的误读和误解，都会在整体经济发展模式及相应制度结构的选择方面导致无可估量的长期后果。基于此，我们还是坚持依靠既有文献的支持就儒家伦理的演进，特别是“家庭内”市场的结构及其金融逻辑做些力所能及的梳理和澄清。理论史上，经济金融发展中的文化因素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作为此研究领域的早期开拓者之一，美籍日裔政治思想家福山（Fukuya-ma，F）曾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文化因素的忽视做过尖锐批评，他强调指出，“斯密充分认识到经济生活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它不能与社会习俗、道德和习惯分开来单独加以理解。简而言之，它不可与文化分离”。相比之下，“当代经济辩论向我们展示的只是片面的观点，它们没有考虑这些文化因素”。究其原因，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曾经取得的暂时胜利为其“带出了相当明显的自负情绪”，“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仅满足于已有的荣誉，而且越来越武断地认为他们找到的经济方法能够用来建构人类的整个科学，他们提出的经济法则适用于任何地方，并且他们不承认实施过程中明显的文化差异”。从总体上看，目前牵扯文化因素的经济学分析尚未进入或者成为主流，但是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却在迅速积累。特别是，迄今国内外已有不少专门文献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一个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国家而言，这当在情理之中。大致看来，除了少数文献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曾经束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市场成长进程之外，既有的大部分相关文献倾向于冷静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效应，其中越来越多的分析结论表明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演进具有积极作用。邹至庄认为中国与美国不同，可能基于其特定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伦理），中国人的经济金融行为倾向于保守，通常不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因此，中国文化似乎有助于金融稳定。相比之下，专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当然，既有文献中有关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总体判断及其结论同样适用于金融发展。近些年来，陈志武特别留意了儒家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并试图据此厘清“文化的金融学逻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且兼具挑战性与敏感性的话题。陈志武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着一种所谓的“家庭内”金融市场，这个市场看似另类，其实其运作机理以及交易逻辑与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并无二致。在这个市场中，父母是投资者，子女则被视作金融产品，养老金、信贷、股票这些证券被人格化地体现在他们身上。问题是，子女毕竟属于十分特殊的金融产品，作为投资者，父母靠什么从他们那里获取稳定的投资回报呢?与由显性金融合约“编织”而成的现代金融市场不同，“家庭内”金融市场本身包含着一系列隐性金融合约，这些合约的执行无法有效利用法律和监管等正式投资保护制度，而只能依赖于文化约束。陈志武认为，“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性合约执行机制”。那么，文化又是如何被用来执行隐性金融合约的呢?在陈志武看来，隐性金融合约得以有效执行的要害是子女基于家庭内特殊市场结构而形成的“内疚感”。为什么非得用这种情感因素来充当执行机制呢?简言之，那是因为此种隐性金融合约所包含的交易具有非自愿性质。子女毕竟无法选择父母，甫一出生就已被自动嵌入既定的“家庭内”市场结构，无论当事人同意与否，相关金融合约便开始自动生效。对于作为投资者的父母，子女这个金融产品一旦出生，就注定得长期持有，无论回报高低，都难以通过进一步的市场交易进行资产组合。这种对金融产品的持有“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内生”出投资者对高投资回报的偏执。从理论上讲，强制性交易合约是要付出巨额的事后调整成本的，当子女逐渐长大且拥有自己的效用函数而开始表达自己的金融意愿时，这种隐性金融合约就会面临重新签约甚至解体的风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正式制度保障而仅靠“血缘”或者情感因素加以维系的脆弱合约。对于投资者来说，哪怕投资品（子女）产生丝毫的“私心杂念”，都会导致整个投资计划的彻底失败。显然，在既定的“家庭内”金融市场结构中，投资者要谋求高的投资回报，确保子女对隐性金融合约的忠诚度就具有无可置疑的紧迫性。在陈志武的逻辑中，子女的内疚感显然是确保合约执行忠诚度的基本制度安排。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子女内心充满内疚感从而无条件地忠实执行父母“强加”给自己的这份隐性金融合约呢?如所预料，儒家文化在此被牵扯出来，陈志武认为，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为了确保隐性金融合约的执行而设计出来的制度体系。虽然陈志武并未就内疚感的产生机理给出系统解释，但他显然十分看重家庭内市场秩序的“血缘联系”及长幼尊卑结构的基础性作用，而儒家文化（特别是“孝道”文化）被认为是长期以维护上述“家庭内”市场秩序从而节约隐性金融合约的执行成本为己任的。不可否认，着眼于儒家文化与隐性金融合约之间的深层制度联系探寻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演进，确属前人罕有涉及且意义深远的理论角度。从总体上讲，陈志武对于这种“制度联系”的剖析富有创建且不失理性，其中还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理论发现。他认为，如今中国金融发展仍然举步维艰，“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在深植于社会的儒家文化”。按理说，这只是一个极其普通且不乏随意的理论判断，纯属一家之言，大可不必过度关注或者做出专门的学术反应。可是，考虑到如今大多数人对儒家文化的结构与内涵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关儒家文化金融绩效的价值判断出于何种意图，或许某些不经意间稍显“另类”的表达都很容易刺激人们的“眼球”并“挑逗”起某种好奇，进而形成一些所谓的“集体共识”，最终势必产生巨大的误导效应。至为重要的是，经济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适宜模式，而只要是适宜的模式，就注定要植根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毫无疑问，任何对中国文化内涵及制度结构的误读和误解，都会在整体经济发展模式及相应制度结构的选择方面导致无可估量的长期后果。基于此，我们还是坚持依靠既有文献的支持就儒家伦理的演进，特别是“家庭内”市场的结构及其金融逻辑做些力所能及的梳理和澄清。 编辑 文锡炜
来源 《金融博览》2020年第6期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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