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 | 2020国际货币论坛·平行论坛一“财政货币政策合力，稳定市场主体发展”

7月25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20国际货币论坛·平行论坛一：财政货币政策合力，稳定市场主体发展”以线上闭门研讨的形式举行，论坛由IMI联席所长贲圣林主持。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国刚，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中国证券业协会专职理事刘青松先后发表主题演讲。之后的圆桌研讨环节由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主持，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原主任魏本华，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院长杨再平，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副局长方昕，衍生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金衍（北京）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大连商品交易所原总经理冯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贾俊雪、党委副书记钱宗鑫六位嘉宾进行了深入交流。

以下为与会嘉宾的观点集锦：

主题演讲

  王  信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融资现状及政策效果分析

今天想就四个方面对疫情冲击下小微企业的融资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是疫情下小微企业融资的总体情况。为应对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六稳”“六保”工作力度，重点做好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从普惠小微贷款来看，信贷支持力度加大、覆盖面扩大，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降，信用贷款占比提升。

再谈疫情期间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金融政策。央行已推出包括3次降准、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疫情防控和小微企业融资。

疫情冲下，小微企业面临诸多困境，相关政策也已取得明显成效。6月，人民银行研究局（所）联合江苏、浙江、安徽、陕西4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研究处对获得普惠信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疫情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产生了明显冲击：约五成样本订单同比下降，市场需求减少是主要原因；各类经营成本整体持平，税费负担有所减轻；四到五成样本企业营收和利润下滑，但用工保持稳定；实体经济营销模式基本稳定，短期内转型成效不显著。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表现出以下特征和问题：第一，样本首次贷款获得情况全面、大幅改善；第二，抵押贷款仍为主流，信用贷款期限较短；第三，融资成本整体低，受资产规模影响小，省际差异大；第四，长期信贷需求仍有上升空间；第五，融资渠道仍以银行贷款为主；第六，线上贷款业务占比较低。就政策效果来看，财政支持政策覆盖面宽，效果较好，金融支持政策达到了面宽、价低、质优、量升，样本企业普遍对经济增长预期良好。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几个政策建议：第一，积极满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等融资需求；第二，加大数字技术在信贷业务中的推广力度；第三，完善担保体系，加强融资支持；第四，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政策的知晓度和落地效果。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结合财政政策贯彻稳投资

稳投资作为六稳之一，需要我们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抓住怎样以制度改革、机制创新使投资的结构得到优化、绩效和质量得到保证提升这个关键，这是中国从当下抗疫到中长期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最有实质意义的一大真问题。当前对于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要救急疏困，但同时可有大量的资源运用于有效投资的项目，应该抓紧部署和实施，这对扩大内需有重大的意义，又对形成长期优质资产支撑可持续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在增加就业、改善中低端收入者境况这方面，可以运用以工代赈等机制而很快见效。

消费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消费不讲以投融资结构优化形成其可振兴、可持续的后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今年“三箭齐发”、赤字率抬高、发行特别国债和扩大地方专项债项目情况下，有了更多的资金可用，要在救急疏困的同时，积极考虑支持两新一重这些建设项目。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地考虑跟市场机制兼容的一些创新机制，比如说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

以财政政策支持稳投资，除了现在可动用的资金以外，最主要的是要在结构优化、绩效提升、机制创新等方面与其他部门、各类企业主体形成合力，把我们稳投资的资金，从各个方面动员起来，追求尽可能高水平的综合绩效。

  王国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保市场主体最重要的措施是赶紧启动横向金融

央行的一系列货币信贷政策在支持今年上半年经济回升，有效促进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上半年新增定期存款多于新增贷款，在灵活适度、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央行反而处于缩表状态。做更具体的分析，需要思考几个问题：能够有效地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中小企业融资，其性质是经营性融资还是投资性融资？央行的措施落实情况如何？对于诸多中小微企业而言，现在资金可得性和低利率哪个更重要？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以银行为主体的纵向金融体系，实体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系统。企业和企业金融活动可称为横向金融体系，企业之间的横向金融建立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上，有技术关联、市场关联、信息关联等作支撑，所以可靠性远高于银行贷款。现在企业存款有64万亿，其中40万亿是定期存款，这些定期存款实际上大多属于大型企业，这样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型企业将定期存款作为抵押获得短期贷款，从而挤占了中小微企业经营性的短期贷款份额；二是定期存款在期限内是死钱而不是活钱，由于缺乏横向金融，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本来应该获得货款、工程款，却被大型企业拖欠，日子过得越来越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银行业和他们的交易对手之间实力不匹配，仅靠纵向给予资金恐怕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此，保市场主体最重要的措施是赶紧启动横向金融。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金融政策协同性助力经济恢复

根据今天的会议主题，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在当前国内外多种约束条件下要正确处理深化金融改革与金融政策的关系。当前全球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对中国而言，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增强对包括国际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的吸引力。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企业家的积极性。这就要求不仅仅是短期的金融政策，而且要从中长期金融环境出发把深化改革放在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二个观点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性。至少从两个方面可以考虑政策之间的协同，一个就是时间序列上的协同，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不要给未来一段时期带来很多遗留的问题，换言之，要提高一定时间窗口内政策的投入产出比。第二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在方向和功能上的协同，要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第三个观点是要明确下一步金融政策的目标。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结构上的不平衡，同时一些部门恢复的速度存在边际减缓的趋势。既要继续促进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也要防范一些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解决的防风险、控杠杆问题。在金融政策的目标上，要注意全球宽货币、低利率是不是完全适合中国，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即可。金融政策重点可以放在信贷政策上，只有帮助实体经济降低成本，引导资金促进生产性投资，才可能既促进当前短期的经济恢复，同时也不至于影响中长期问题，包括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解决社会公平等问题。

  何德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后疫情时代财政货币政策必须把握三大着力点

在后疫情时代，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恢复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财政货币政策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把握财政货币政策的三大着力点。

一是着力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两大政策的合力。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事件都会有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应对方式，都会导致财政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特别是，为了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此次疫情，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边界在重塑、甚至被打破。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着眼于长期，在政府债务管理与货币管理之间、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建立起合理、规范、有弹性的“隔离墙”机制和间接联系机制，强化两大政策目标、手段、功能等方面的协调与配合。

二是着力防控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以及财政金融之间的风险传染。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金融部门，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风险形势。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国内外多种不确定性，必须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冲击，实现财政体系、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三是着力增强财政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达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目的，需要增强两大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要加大两大政策对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持、直接支持，确保已经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真正落地，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提高两大政策的效率。

  刘青松   中国证券业协会专职理事

 

  中国资本市场三十而立

中国资本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三十年来已经发展成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其最大贡献在于推动了国家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深化，塑造了市场经济主体，发展了市场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和环境。改革产权制度，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下的国有工厂通过股改发行股票并上市，变成了现代公司制企业；国有银行、保险公司等经过股改上市补充资本、优化机制，蜕变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银行和金融机构；市场经济理念的传播，民营经济的成长，科技创新浪潮的兴起，居民获得财产性收益，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架起国际合作桥梁。

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是一部市场化改革史，有“四立”：市场化改革，“破”了旧体制的桎梏，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高质量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资本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法治，从立法上赋予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平等地位并平等保护；党的领导是推进改革、完善法制、推动法治、落实依法治市、建设法治市场的根本保障。

展望未来，要坚持市场法治，维护产权独立，着力培育市场主体的微观活力，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我们国际化资本市场的主场。

圆桌研讨

  魏本华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原主任

 

  国内国际双循环大格局下货币与财政政策

我主要谈两点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特殊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能存在主与辅的关系。但从中长期的观点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等重要。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宏观政策结合了积极有为的财政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我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转为正增长是有力的证明，中国能够为其他国家恢复经济提供一个好的典型。既然宏观经济政策在上半年是充分有效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应该继续执行这个政策，当然在微观上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调整。

第二点感受就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最近实行了一系列的继续金融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是对市场释放的利好信号。“一带一路”政策给沿线国家创造了很好的就业机会、带动了经济发展。同时，中国也从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中受益匪浅。从上半年的贸易数字看，国际大循环上还有很多空间可做。另外，易纲行长前几天专门发文谈到，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疫情为满足成员国的资金需求实行新一轮特别提款权分配。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形成共识，通过对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将对全球的经济恢复增长、帮助有困难国家的经济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

  杨再平    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院长

 

  财政货币六层级合力稳市场

我国金融结构体系的特征是极端银行主导型，这也决定了在疫后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稳市场主体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是主力军。为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财政货币政策的后台支持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如何打好配合而形成有效合力至关重要，这体现在六个层级上。

一是稳基本生活。应由财政资金救济特困消费者群体，给他们发放消费券，并阶段性减免房租水电费，保其基本生存性生活。

二是稳简单再生产。财政、保险、政府担保托底共同发力，最大限度的救助企业复工复产简单再生产。

三是稳扩大再生产。财政继续发力，同时对就业增加等给予财政贴息，政府+商业担保配合，最大限度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对资金的需求。

四是稳并购重组。给予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鼓励银行提供并购贷款。资本市场在规范基础上为并购松板。进一步创新融资方式。鼓励各类投资者参与企业兼并重组。

五是稳企业增量。与就业增量等社会效益挂钩给予财政政策支持。增加各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同时发行特种集合债，动员社会资本参与地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基金。银行可通过投贷联动创新。

六是稳科创企业。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形成正向激励机制以及包容且推崇科创精英的社会文化氛围。鼓励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加大资本市场支持力度，同时优化融资担保体系，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

  方  昕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副局长

 

  财政货币政策需留有余地，隐性风险需要关注防范

从二季度表现来看，中国已率先走出疫情的冲击和短期衰退，领先全球已成定局。但在外部环境总体不好甚至恶化、疫情持续、全球衰退、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仍要留有余地，不可用力过猛，也不能立即退出。

具体有四点建议：

一是防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幅度反弹。防止地方融资平台成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基础性平台，大量挤占财政和金融资源，造成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推高实际贷款利率。

二是防止僵尸企业继续消耗宝贵的财政金融资源。僵尸企业的出清实际上比较缓慢，在今年有可能借企业救助政策继续消耗资源，产生道德风险。

三是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特别是一些高风险的金融机构继续借助影子银行苟延残喘。在积极稳妥地用好我们现有资源的情况下，必须下决心把这些高风险金融机构尽快清除，否则会延缓攻坚战的步伐。

四是防止过度地强调内循环导致自我封闭。双循环有一个国际循环，内循环也要促进国际循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在不断地扩大开放的力度，把自己封闭起来是很危险的。

现阶段要继续扩大进口，把中国率先实现的增长变成其他国家的机会，带动其他国家的增长；扩大对外投资，面对全球产业链调整压力主动布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有效循环，进一步打通人民币国际化投资渠道，扩大人民币供给，改进人民币全球清算基础设施，从而提高市场份额和应对冲击能力。

 冯  博   衍生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金衍（北京）国际咨询公司董事长、大连商品交易所原总经理

   明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职能底线保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

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非常好，对上半年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有其职能底线的。首先应当明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间的职能差异，过度、越位使用政策会削弱其实际效果。

比如，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最核心的职能是保持货币的流动性，如果依靠中央银行通过信贷政策激活小微企业，则主要应是起信贷政策引导作用，事实上对中小企业作用有限，而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免税等手段支持则能够获得更好的成效。其次，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的整体效果也是有限度的，不能透支财政政策能力过度支出。比如说，政府部门应根据财政收入和融资能力的最大能力来确定支出，而不是先确定支出项目，逼迫财政拨款，乃至央行增发货币。中国经济基础雄厚，民间、市场具有很强活力，但近年来个别政策过度强调集中力量、国企作用、一体思维等，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和市场的创造性与活力。当前我们应积极落实中央决策，重视国内市场、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国内外经济循环，合理、适度发挥财政与货币政策作用，这对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至关重要。

  贾俊雪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控制支出创造减税降费空间 财政政策才能更加积极有为

实际上，这些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一直较大。但为什么没有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那样，在较短时期内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呢？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前主要是以增加支出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政策手段，当时的基础设施底子薄，因此政策效应大，见效快；但现在基础设施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政策效力下降，因此效果不明显。因此，中央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更多地强调减税降费，以降低企业负担，增强市场活力。

如何使这样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这需要协调好短期政策取向与长期体制机制建设的关系。首先需要处理好财政的三角关系（支=收+债）。在我国政府债务（尤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业已较大、需要警惕财政风险的情况下，今后的关键在于较好地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唯有如此，才能为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腾出政策空间，才能确保减税降费有效落地、真正发挥作用。除了现有的措施外，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最重要的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干预。在此基础上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地方政府是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主体。为了确保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还需要处理好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特别地，需要适当上移事权和支出责任，切实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有效避免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拆东墙补西墙”，从而制约减税降费政策的整体实施力度和实施效果。

 钱宗鑫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

   当前宏观环境下的财政金融政策

宏观经济面临的冲击并不是只来自于疫情。2019年第四季度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的展望并不乐观。新冠疫情加剧了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疫情既是供给冲击也是需求冲击。两种冲击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供给冲击推高物价，需求冲击压低物价。根据今年2-6月CPI和PPI的环比变化，当前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需求端。但需求冲击也会产生供给问题。物价下降对企业盈利产生压力，如果一些在正常经济形势下有较好增长前景的企业破产，对供给质量会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基于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这一判断。从中短期来看政策主要是补需求和创需求，同时保护企业。

对当下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几点思考：首先，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应留有余地。在疫情结束后，鼓励需求的政策效果可能会更好，也可能需要进一步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应对外需压力。其次，刺激政策可能有一些副作用，如增加宏观杠杆率和类似于僵尸企业的资源错配问题，这需要在这些副作用和总量刺激之间去寻求平衡。从操作层面来看，应注意政府和市场配置的配合问题。财政政策更多是政府主导，具有直接快速的优点，但资源配置效率可能不是最优的。而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但市场主体配置可能忽略一些正外部性。比如，银行可能不会考虑中小企业信贷对宏观经济的正面溢出效应。

本次论坛更多嘉宾的精彩观点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欢迎持续关注！

统稿 | 周润

观点整理 |陈玉琳 程梦瑶 付彭会 郭瑞华 贺涵 侯津柠 李锦璇 文锡炜

编辑 | 李昂  

责编 | 金天 蒋旭

监制 | 商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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