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对比前三次规划，“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点在哪？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对比前三次规划，“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如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的新动能有哪些？如何提高消费和投资在扩内需中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3月7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并作出解答。他表示：扩内需要把“三驾马车”拆分成“多驾马车”，“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以下为访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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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记者：对比前三次规划，“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杨伟民：五年规划都是时代背景的产物，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编制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体包括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约型社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主体功能区战略，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等；“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编制的，所以要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挑战，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位置，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两同步”； “十三五”规划是在党的十八大后制定的，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经济发展理念的升华。在“十四五”纲要中，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有两个：一是时代背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我国发展全面打压、遏制；二是“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此前的四个五年规划，都是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展开的。目标不一样了，历史方位不一样了，所以，“十四五”规划的基本逻辑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记者：“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在哪些领域？

杨伟民：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风险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们必须增强在充满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谋发展的本领。如，我国进口中最多的就是高技术和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受阻将对我国产业链带来影响。为应对这种风险，就要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同时，也要推动绿色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降低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

从国内来看，挑战和风险集中在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少子化和老龄化和居民杠杆率上升过快等。如，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虽然不是最高的，但上升速度快，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只有40%多，居民收入与居民债务之比是比较高的，因而会导致消费率下降，影响消费增长，反过来又影响了供给侧的增长，乃至影响经济增长。

记者：如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解决好重大攻关项目的“卡脖子”问题？

杨伟民：第一，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强国家队建设，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第二，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就是为了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第三，激发人才活力。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按照中央关于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的精神，依据新的专利法，给予职务发明人以产权激励。从“谁出资谁拥有”，变为“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这样就可以明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形成更多科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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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发展的新动能

记者：你此前在发言中提出，新发展格局“新”在供需、需求、分配、生产和贸易等多方面。在你看来，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主要在于？

杨伟民：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释放结构性红利和体制性红利。总书记去年在看望经济界政协委员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总书记说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就是我们的潜力所在，这些问题解决了，就会转化为发展动力。

举例来看，在供给侧我们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如高技术产业中需要大量进口芯片。在需求侧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要解决生产要素流动和市场化配置，这样才能形成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但这一过程中又涉及到改革。因而，改革可以激发结构性和体制性红利，是发展的新动能。

记者：如何解决好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杨伟民：国内大循环中有很多堵点，如创新、农民工、房地产、物流、杠杆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一些消费品供给短缺等。

比如，房地产问题。部分城市的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地方政府都希望土地卖高价、房子卖低价，这是一个矛盾。一些城市，一方面商品住宅一房难求，另一方面办公楼却大量空置，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低，北京的占比是30%，上海是22%，深圳是16%，而东京、纽约、首尔、伦敦等大都市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都在40%-60%。所以，需要调整用地结构，这期间又涉及税收制度改革。再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畅通生产、分配、支出三环节循环。在生产端，有利于延长人口红利，增加劳动者一生的工作时间并进一步形成终身职业；在收入端，有利于增加劳动者一生的总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在支出端，有利于扩大劳动者消费，支撑全国消费扩大，通过消费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再如，加快发展供给短缺产业。我国不少消费型产业供给不足，表现为净进口率（进口-出口/消费支出）高。具体来看，第一产业中主要是农产品、乳制品；第二产业中主要是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日用化学产品、医药制品，比如日化净进口率高达35%，其中主要是化妆品大量进口；第三产业中主要是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和广义的文化产业，如广播电视电影的净进口率达到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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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三驾马车拆分成四驾、五驾、六驾

记者：国内居民消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如何提高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杨伟民：可提高居民收入，同步或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调整分配格局，降低房价房贷压力，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稳定居民消费率。

从整个需求体系来讲，过去我们讲三驾马车是非常必要的，主要分析投资、消费、净出口在经济增长当中的贡献率。现在我国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内需中究竟要提高哪些方面。我认为在扩大内需中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90%，而消费的贡献率是-20%左右，净出口的贡献率是20%多，今年这种情况应该会调整过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我们希望能更多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要关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比例；消费中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比例；投资中制造业投资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民间投资与国有单位投资比例等。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提高内需中消费的占比；消费中，提高居民消费占比；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占比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下降；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比例提高，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下降，民间投资占比提高等。

记者：在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时，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哪个更重要？

杨伟民：总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计算发现总消费中政府消费的比重有所提高，但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未来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

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过去城镇居民消费占比在逐步提高，这是符合城市的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这一趋势的。当然城市的消费力也比农村要高。

记者：除了消费，投资在拉动有效需求方面能怎么做？

杨伟民：从2020年的情况以及之前的情况来看，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主要是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后劲不足，扩大投资需要增加有效投资。

虽然投资占经济的贡献率总体来看可能会下降，但是投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投资一般分成三大类——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我认为未来应更加关注如何提高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我们不能总是靠房地产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总靠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为了维持经济的正增长加大了专项债规模，所以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对投资的贡献率是比较高的，而制造业的投资相对来讲还是不太稳定、不太理想。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去年才有的，近年来制造业投资总的来讲都有所不振。制造业投资中，应更加关注民间投资。因为民间投资中除了一部分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的较少，还有一部分主要是用于投资制造业。所以，制造业投资到底能不能上去，关键是民间投资。民间投资为什么上不去？我认为与市场压力较大有关。市场没有扩大，消费的量没有扩大，土地等融资成本还比较高，因而投资后的盈利资本回报率比较低。此外，对于餐饮、酒店等行业，目前的供给已经饱和，当然，未来的潜力很大，应扩大这方面的消费和优质供给，提高这些行业的总供给能力，也会给民间投资一个比较良好的预期。总的来看，我们既要关注三驾马车，但是还要把这三驾马车再拆分，拆成四驾、五驾、六驾，具体来看究竟问题在哪里，要采取哪些措施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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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距不能完全以GDP总量衡量

记者：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下一阶段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杨伟民：建议重点关注农业转移人口、蓝领员工的融入城市，即享受户籍人口享有的全部公共服务。

记者：如今随着落户政策的放开，跨地区人口流动的限制减少，这会否进一步放大地区间的产业升级差距与收入不平衡的程度？如何缩小区域间差距？

杨伟民：流动人口减少是不是趋势还有待观察，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当然其中也有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因素。

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间GDP的差距。但有些地区的人口流出，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慢、收入低，导致人口流出过多，人口流出多又拖累经济增长，人口继续流出，形成恶性循环。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要稳住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人口的收入。缩小区域差距，主要看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和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等这些方面。区域差距不能完全以GDP总量来进行衡量，各地条件不同，总量上不同具有必然性。

编辑  艾建伟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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