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丨何平：苏楞额的“白银外流论”与近代中国的货币困境（一）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二十五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1年第6期。
以下为本期连载内容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中国货币领域的突出矛盾体现为银贵钱贱及与此相关的白银外流和白银短缺。其间为了解决货币短缺的矛盾，嘉庆十九年（1814）翰林院侍讲学士蔡之定在《为议行纸钞事奏折》中 [1]，提出发行纸币的主张，遭到嘉庆帝的严厉训斥。银贵钱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引发王瑬和许楣为代表的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的论争，各自从不同途径寻求摆脱白银不足引发货币困境的方法。
关于白银不足的原因，嘉庆十九年，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在《奏请严禁海洋夷商私运内地纹银及贩进洋钱折》中首倡“白银外流论”，主张白银外流导致白银短缺，而外国商人以外国银元“洋钱”来套取中国纹银是白银外流的重要途径。由于嘉道时期茶叶与鸦片交易体现出中西贸易的不对称结构和非正常国际贸易性质，引发白银从数百年间的流入中国转换为流出中国，最后引发中国厉行禁烟，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让中国陷入“屈辱的百年史”。白银外流不仅关乎中国货币问题的解决，而且关乎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这样，我们便从苏楞额提出“白银外流论”的文献出发，进行一个“瞻前顾后” 的长时段考察，就白银外流、银贵钱贱、中西贸易及近代中国的货币困局等相关问题进行统合的论述，以期从中西贸易的阶段变化中，揭示当时货币问题的症结。具体来说，第一，就苏楞额所上奏折，解读其“白银外流论”的主要内涵和清代中国白银货币供给的真实情景和银钱比价变动的动因。第二，通过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关系的考察，论述中西贸易的阶段变化对中国白银货币外部供给结构的影响。既讨论鸦片输入前中国长期出超地位促成的白银净流入对于中国货币供给的意义，也致力揭示西方对华贸易以鸦片替代白银支持和平衡贸易之后，对中国货币体制和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第三，从苏楞额提出的西方银元“洋钱”的流入出发，讨论白银铸币流入的意义及在中国得以流行的原因，论述清朝官方囿于成法，不铸银元的消极影响。
一、苏楞额的“白银外流论”及其货币内涵
乾隆晚期的大规模军事活动，致使清朝财政由充裕向亏空转化。同时，由于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商业市场规模的扩大，用银数量增多，官员豪商大量蓄积白银，打破了稳定的银钱比价关系，出现银贵钱贱，致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此背景下，时任户部左侍郎的苏楞额（？—1827）在嘉庆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上奏首倡白银外流论，论述白银货币短缺的原因及其化解策略。他称：
“向来外洋夷民，准与粤东沿海地方客商，以货物互相交易。至内地金、铁、铜、铅与外夷洋钱银两，均不得互相贩运，律载綦严。近年以来，竟有夷商贿连洋行商人，藉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每年约计竟至百数十万之多。并将外洋低潮银两制造洋钱，又名番饼，又名花边，每个重七钱三分五厘。始则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沿海愚民，私相授受，渐渐流行。迩年居然两广、楚汉、江浙、闽省，畅行无忌。夷商以为奇货可居，高抬价值，除不补色外，每个转加算银七八分不等。而民间买卖，希图使用简便，情甘加算。于是交易半用洋钱，内地银两翻觉艰于转运，兼之出洋银两过多，以致时形短绌。在夷商已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任意盘踞，欺蒙商贾，不但有干例禁，且于中华民生乐利，日被侵耗。商贾往往贪易洋钱，而于货物转为末务，以致关榷税课盈余银两渐形亏短。若不亟早严禁，实于国课民生大有关系。查律载，金、铁、铜、铅不准出洋。而银两虽无专条禁止，然同为金属，且用项繁多，亦应一并禁绝。应请敕下两广督臣、粤海关监督严禁，各口如有夷商偷运内地银两及贩进洋钱交易者，从重惩办。并请旨交各省督抚，将现在民间使用洋钱应如何筹酌办理饬禁，悉心妥议，俾不致骤形亏折，庶利弊肃清，而商民盈裕矣。”[2]苏楞额在奏折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夷商贿连洋行商人，藉护回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银两络绎偷运”，大量银两出洋形成“白银外流”。第二，白银外流的途径之一，是外国商人将“银钱”即银元带进内地，“补色易换纹银”，利用银元与银两的差价套利，使得白银流出。外国商人将内地足色银两偷运出洋，又将成色低的银元运进中国，不仅违反法规，也对中国的民生乐利带来耗损。而且，商贾贪图兑换洋钱，不致力于货物的售卖，导致“关榷税课盈余银两渐形亏短”，对国家财政带来损失。这是关乎“国课民生”的大事。
鉴于白银问题的重要性，嘉庆皇帝及时发出上谕，让两广总督蒋攸铦等查明洋商偷运银两出口实情。蒋攸铦回奏称：
“……奴才等遵即会同传集洋商伍敦元、卢棣荣等……当据禀称：纹银出洋，节经历任监督示禁，商等各有身家，何敢以身试法。夷商来粤交易，向系以货换货……如应找不敷尾数皆用洋钱，每圆以七钱二分结算，两无加补。往往出口货价，多于进口货价，只有找回洋钱，实无偷运纹银出洋情事，并称洋钱银水合足纹总有九成。……奴才等复密加察访，情形尚属相符，并取各种洋钱煎试比较，足色均在九成上下，不至过于低潮。吊查洋商贸易出入货簿：嘉庆十七年进口货价一千二百七万余两，出口货价一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十八年进口货价一千二百六十三万余两，出口货价一千二百九十三万余两。则所称只有找回洋钱之语，尚属可信。至于洋钱进口，民间以其使用简便，颇觉流通。每年夷船带来洋钱，或二三百万圆，或四五百万圆，以及数十万圆不等。现在粤省市价，每元换制钱七百二三十文，若至浙江、江苏等省，可值制钱八百数十文。江浙商民贩货来粤销售后，间有以贩回洋货不能获利，经带回洋钱者。此系该处洋钱市价昂贵，非由于夷人抬价欺朦。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顺舆情，免其饬禁，仍准照常行使，以安夷商，而便民用。……如洋商及通事人等，敢将银两私运夷船，定将洋商等照例治罪。”[3]蒋攸铦在奏折中，根据自身对行商行为和当地商情的调查，对苏楞额奏折中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了直接的回应。第一，在“以货易货”的中外贸易安排下，实施一口通商的行商等不敢以身试法，不可能偷运纹银出境。第二，外国商人将“洋钱”银元运入，主要用于行商和外国商人交易中找补不足的尾数。而且，外国银元与纹银及铜钱的兑换，在中国实施银两制度的情形下，是以其所含白银的质量和重量为依据，进行合理计值兑换，不存在套利空间。苏楞额和蒋攸铦的上奏和处理意见，促成原来白银单方面流入中国情景下缺乏白银出洋管理条规的清朝政府，创设新的管理法规，对白银出洋进行严格的管理。
苏楞额的奏折内容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出洋银两过多，以致时形短绌”，白银流出国外引发国内白银短缺，在清朝银钱并用的货币结构下，进而导致银贵钱贱。第二，洋钱在清代中国的流入和扩散流通，在外国商人的立场上意在套利和获取铸币税。
关于第一个问题，银贵钱贱是称量白银货币与铜钱之间的比价关系，其影响因素有白银方面的原因，也有铜钱方面的原因。在铜钱方面，由各省铸局私自制造的小钱（局私）和民间盗铸的小钱，可能影响两者的比价。由于清朝政府的打击和调节，不至于影响银钱比价的总体趋势。在白银方面的原因，既有清代白银使用增加的因素，也有外部白银供给变化的因素。我们知道，即使外部的白银流入不变或有增加，只要国内的白银需求超过白银的流入，就可能导致中国白银的短缺和银贵钱贱。这里仅先指出，在乾隆、嘉庆的白银净流入时期，就出现了银贵钱贱的现象。王宏斌的研究表明 [4]，从顺治帝进入北京到乾隆三十年的 100 多年间，银钱比价相对稳定，在 800 文／两上下波动。乾隆三十二年到嘉庆末年的 40-50 年间，银价上涨了 500-600 文，上涨幅度达 60-70%。我们摘取他的部分数据列表如下。
这既与私铸小钱的泛滥无关，也非洋钱的流入引致，而是经济发展格局下商品交易和市场扩大导致的“重银轻钱”的结果。不过，这里需要指出，苏楞额在银贵钱贱的压力下，感知到西方因素的破坏性影响。
关于第二个问题，洋钱使用引起白银价格的上涨，实际上，洋钱的输入中国，最初不是西方各国套利的手段，而是与称量白银形态一起，用以共同实现平衡贸易的手段。这里仅仅举出两个例子。
17 世纪中叶以后直到 18 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商品。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通常银元装箱运往中国，一般每箱装4000 个银元。1637 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 62000 枚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1757 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的直航贸易。荷兰公司为了实现对华贸易，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 30 万荷兰盾的银元前往中国。1784 年美国开启对华贸易后，以白银支付中国商品货款时，也多是采用银元形态 [5]。这段时期中西贸易的格局是，英国等西方国家没有相应的受中国欢迎的商品来交换他们热望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只能运送白银到中国抵充货价。那么，在使用白银称量货币的中国，他们为什么要运送银元形态呢？真是出于套利吗？
印度的中国问题学者谭中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当时广州的兑换率，他称，“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四两银锭；一百块新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二两银锭。而银锭的纯度一般是 94%，旧西班牙银元的纯度只有 90%，加上西班牙银元重量不足，因此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有纯银 41,600 格令（grains），而七十四两标准银锭则有 42,120 格令，比西班牙银币多 520 格令，或者说多 1.25%。”[6]“洋钱”与银块之间的比价存在着少量的浮额，这可能为外国奸商留下了钻营的机会。但是，在白银净流入中国的时代，以及近代西方控制白银走向之前，远距离运送银元来中国套利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
从当时总的情况来看，如同蒋攸铦所称，中国处于出超的地位，银钱实际上是外国商人在购买中国商品时不能以货抵货的支付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外国银元必须还原为称量白银的流通和财务功能。外国银元每经过一次手，便要称重一次，不久便成了加戳的洋钱。“洋钱逐渐失去了原形，只能以两来计算，零数便用分厘与铜钱。”[7] 外国银元脱掉了自身的外衣。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嘉庆十九年蔡之定议行纸钞奏折》，《历史档案》，1995 年第 3 期。
[2] 《户部左侍郎苏楞额奏请严禁洋商私运内地纹银及贩进洋钱折（嘉庆十九年正月二十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1）》，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8-9 页。
[3] 《两广总督蒋攸铦等奏为遵旨查禁纹银出口情形并酌议章程折（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初三日）》，同 [2]，第 10-11 页。
[4] 王宏斌 ：《乾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5] 庄国土 ：《茶叶、白银和鸦片 ：1750-1840 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
[6] 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Allied Publishers, New Delhi, 1978. Pp. 172-173.
[7] 《广州番鬼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275 页。
编辑 刘嘉璐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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