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专题｜人口红利还是人力资本红利： 生育政策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
原文信息
作者：
贾俊雪 |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
孙伟 |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
龙学文 |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
刊登信息：《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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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更好地认识与理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及其经济影响，本文基于中国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构建一个异质性居民代际交叠模型，深入考察生育政策（包括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政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养老保障负担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表明，生育政策对不同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效应，且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政策的影响不同。生育数量限定政策放松对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对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则具有“U”型效应，有利于减轻社会养老保障负担。超生罚款政策放松亦能减轻社会养老保障负担，但会抑制经济增长、加大收入差距。加大公共教育投入总体有助于生育政策放松取得较好效果；降低代际传导性有利于生育数量限定政策放松积极作用的发挥，超生罚款政策放松则具有相反影响。上述发现对于持续优化完善我国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良好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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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期以来，人口问题始终备受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二战后欧美国家婴儿潮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急剧增长，多国政府相继实施了生育控制政策（Robinson & Ross, 2007）。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于1979年正式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党的十二大将其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三十多年间，这一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较好避免了人口过快增长，显著提升了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蔡昉，2004；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带来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Barr & Diamond, 201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根据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变化，逐步将生育政策从“独生子女”政策放松为“全面二孩”政策，进而调整为目前的“三孩”政策，提出持续深化人口中长期战略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理论上讲，生育政策主要通过影响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人口质量及其分布，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就人口数量与质量而言，外生增长理论将人口增长视为外生的，认为其会带来劳动力增加，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故若人口增长导致社会平均人力资本下降，则可能抑制经济增长（de la Croix & Deopke, 2003）。因此，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对人口数量即人口红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平均人力资本（人口质量）即人力资本红利的影响；而且，其亦可能改变居民人力资本分布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的关键在于生育政策对不同人力资本家庭的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异质性影响（Jia et al., 2021）。就人口结构而言，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会加剧人口老龄化，致使人口红利消失，从而可能加重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但亦会减轻居民生育和教育负担，从而可能促进子代的人均教育资源增加，进而促进平均人力资本增长，这有利于创造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可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社会养老保障压力。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及其机理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Song et al., 2015；Choukhmane et al., 2017；刘永平和陆铭，2008；郭凯明等，2013；汪伟，2016），得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不过，仍存在如下一些改进空间。
一是不同人力资本居民的（内生）生育与子女教育投资决策往往存在较大差异（de la Croix & Deopke, 2003），意味着生育政策很可能会对居民行为决策产生异质性影响。事实上，如表2显示:“独生子女”政策倾向于明显降低了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5.39减少到2005年的1.98），但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受到较大影响，生育数量减少较多。已有理论研究普遍采用的是典型主体优化模型，无法很好捕捉生育政策的这一潜在异质性效应及其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的深刻影响。
二是已有研究在刻画中国生育政策时聚焦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政策维度，普遍忽略了中国现实经济中曾经的“超生现象”和超生罚款政策，无法很好地捕捉生育政策强度的变化（即便生育数量限定政策不变，降低超生罚款力度也意味着政策控制强度的减弱）；更重要的：无法很好地揭示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管制手段）和超生罚款（经济手段）这两个政策维度对居民行为决策，从而对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图2给出的直观描述性证据表明: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有所不同——最大生育限定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超生罚款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则倾向于具有正向线性关系。
图1：1982年和2005年不同受教育程度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
三是已有理论研究还鲜有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就生育政策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养老保障负担的影响及其机理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快速增大，分配不公问题十分严峻。新时代，中央将“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提升为国家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外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因此，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需致力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并重。在探究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时，其对社会养老保障负担的影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为应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中国逐步放松了生育政策。那么，这一做法能否有效缓解社会养老保障压力？无疑，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旨在弥补上述研究不足，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的影响及其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对已有文献进行有益补充，为中国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提供有益借鉴。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构建一个异质性居民的代际交叠（OLG）模型，提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生育政策经济影响的理论框架，深入考察了生育政策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养老保障负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如下3个方面：（1）异质性居民模型可较好地刻画不同人力资本居民差异化的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及二者间的权衡抉择，故可较好地捕捉生育政策对不同人力资本居民行为决策的异质性效应，从而对人口数量及其代际结构、人口质量及其分布，即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对经济的深刻影响，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生育政策经济影响的微观机理。特别地，本文模型中的异质性居民是连续的，这有助于更好揭示生育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机理。（2）鉴于超生罚款政策以往一直是中国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厘清其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的作用机理及其经济影响，对于这一政策的调整无疑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生育政策的两个维度（即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政策），以更全面地揭示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以及这两种政策的影响差异，为中国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提供良好借鉴。（3）本文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内深入探究了生育政策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对经济的短期与中长期影响及其机理，以及代际传导性和公共教育对生育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厘清生育政策蕴含的多重目标间的权衡抉择及其影响因素，同时有利于回答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如何配套衔接这一重要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以更好地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依据和有益思路。
编辑 李明
来源 《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商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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