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全球经济“熵增”的内生力量：数字经济的进化与数字货币的破局
导读
1月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联合主办的大金融思想沙龙“数字经济与数字货币”（总第201期）线上研讨会成功举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做题为《数字经济与数字货币：人民币的新角色》的主题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就这一话题先后展开研讨。本次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宋科主持。
沙龙第一单元
沙龙第一单元，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做主题报告分享。
以下为报告全文：
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非常混乱、非常不堪，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熵”，2022年或大疫三年是全球经济熵增的阶段。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里说过：生命以负熵为生。熵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熵减，即混乱转向有序，需要人类付出很多的努力。
人类该如何付出很多的努力走出混乱加剧的状态呢？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了我们答案：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熵是自然增加的，实现熵减只能实行两个方向的努力——一是增强系统的开放性，打开自己，拥抱世界；二是提升系统的竞争力，审视自己，改革创新。
为什么提这些呢？一方面，从增强系统开放性来看，1月8日整个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将面向全世界打开自己，在开放的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另一方面，从提升系统竞争力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人类世界，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也正在迈出非常坚实的一步——数字经济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国际货币体系新一轮进化都在悄然发生。这是人类世界从混乱转向有序的非常重要的内生力量，也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核心内容——数字经济与数字货币。
新冠疫情就好像按下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加速键，加速了人类经济世界从线下模式向线上模式的进化，也就是人类经济世界的数字化进程。这里仅从《数字经济与数字货币：人民币的新角色》这本书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些思考和观点——我是如何看待数字经济的？它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生态，和传统经济有哪些异同？它朝向怎样的方向在演化，会给人类经济世界带来怎样大的改变？为适配于这样一种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货币体系又会发生怎样相应的变化？数字货币的赛道之上，又会有谁真正成为未来的货币？最后，我也会探讨一下，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性进化方向之中，中国和人民币会有怎样新的角色。
一
数字经济与经济新形态
1. 新模式：创造价值方式
数字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模式，或是经济发展到新的状态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态。
国家统计局已经对数字经济有了非常明确的定义——即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里面一个关键的点在哪里呢？在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一系列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能够帮助数字经济实现自我的更新迭代，从而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集聚新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动能。
权威分类把数字经济分为了两大类、五个分支：
第一个大类，我们称之为“数字产业化”，基于数据生产出来一系列的商品或活动。这里面包括了数字产品的制造业、数字产品的服务业、数字技术的应用业和数字要素的驱动业。实际上是以数据作为核心的生产要素，直接生产出商品。
第二个大类，我们称之为“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产业数字化”。前面一种叫数字的产业化，就是数字生产为商品；后面一种叫产业的数字化，就是用信息科学技术来提高现有产业生产的效率。这两个大类对整个实体经济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种新的生产投入方式和传统经济模式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从投入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投入资源。传统经济角度，生产要素主要有资本、土地、劳动和技术；数字经济就加上了一个新的类别，那就是数据，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产生一系列的重要作用。
但如果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来考虑，我们也不得不面临带来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如果想要更好地用于生产、更好地促进生产，首先有一点要能够得到保障——数据的产权要清晰：数据是谁的？生产要素是谁的，谁就能够从生产要素的使用中获益。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产权界定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困难或发展不健全的状况。产权界定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会存在数据滥用的风险和问题。
第二个问题，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缺乏意见统一的定价机制：如何给数据定价？数据能够帮助生产提高效率、帮助供需更好地匹配；但在发展过程中，如何给数据和数据流定价，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缺乏统一的权威答案。
第二，从产出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也和传统经济不太一样的。很多人把数字经济称为“虚拟经济”，即虚拟的，非现实的。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它能不能够创造价值？所谓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现在来看答案非常明确——数字经济已经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甚至已经构成了实体经济的半壁江山。从2019年开始，发达国家数字经济的GDP占整个GDP的比重就已经超过了50%，今天欧美这些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整个经济体量的比重都已经超过了65%。所以，数字经济不光是虚拟的概念，更是构成了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成为全球商品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数字经济或者数据是如何创造价值的？
数据创造价值的第一种方式，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让实际产出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潜在产出。数字经济本身不参与生产，特别是平台类的互联网公司，但能够优化信息匹配的质量，使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更加接近于潜在的真实水平。
数据创造价值的第二种方式，是数据流本身产生非排他性的数字产品。这些数字产品是有价值的，也是一种典型的商品。
数据创造价值的第三种方式，是使用数字化手段，优化生产过程，节约能源使用。即产业的数字化也是创造价值的。从产出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创造价值的方式可能和我们习惯的方式不一样，但它确确实实也对经济增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起到了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的上半场，创造价值的方式主要还是在满足信息匹配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使信息匹配更加高效，比如电商、共享出行、在线旅游、在线分发等等，这是非常明显的创造价值的第一种方式。
数字经济进入下半场之后，开始进入到另外一种更具内涵的创造价值新的模式，一方面它可以激励潜在产出朝着更加优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者的门槛，同时创造新的需求者的场景，帮助供需朝着更加优势均衡的位置移动。
刚开始没有数字经济时，均衡状态下，生产者的剩余和消费者的剩余都是有限的；通过信息匹配优化，新的均衡状态下，同样的价格带来了更多产出，生产者和需求者的匹配更加高效，同时带来了很多生产者的剩余和消费者的剩余，这是双赢的格局；此外相比于最开始的均衡，新的均衡具有更低的社会平均价格、更高的社会平均产出，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但实体经济变得更好了，消费者可以获得更便宜、更优质的商品，生产者产能释放，拥有了更大的空间。所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来看，数字经济都是创造价值的，都带来了经济生态一系列新的改变。
另外，数字经济相比于传统经济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传统经济是即投即用型的，后期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数字经济不一样，前期的投入存在一定的真空期，需要很长时间的铺垫，铺垫好之后，一旦达到某一个点，就会进入到边际效益递增的状态。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发展一旦跃过某一个点，实际上是加速往前进的状态，这是我们摆脱存量博弈、摆脱内卷的一种内生力量。
刘慈欣提出了人类科学发展的理论，即加速进化：人类社会科技进步是在不断加快的，实现等量科技进步所需时间是呈几何级数缩短的。这意味着一旦人类社会迈过积累的奇点，就有可能形成非常蓬勃、快速、加速度的发展。我们不知道数字经济全面地取代、或全面地压过传统经济的奇点是什么时候，但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一点——我们正在加速靠近这样的奇点。
综上所述，投入方面，数据是重要的投入因素，确权和定价是数字经济发展两个痛点和基础性的问题；产出方面，数字经济有非常多创造价值的模式，经济学上把它称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外部性、双边/多边市场等等，这里不解释这些名词了，它是我前面讲到的三种创造价值的模式，数字经济从之前消费互联网实现信息优化配置，到现在正在朝向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将会进一步改善人类经济社会基本面，把均衡位置推升到更加优质的水平；投入产出转化方面，“存量”不可谏，“升维”犹可追。
2. 新变化：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现在正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奇点到来之前的初生阶段、打基础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全球竞争阶段。哪个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基本问题解决上投入更多、产出更大、留下更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哪个国家就可能在整个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赛道之中占据新的巨大的优势。所以，新的变化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一旦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基本理念、基本问题解决之后，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后一个时期，人类经济世界的变化将呈现几何量级的特点。
第一，新基建领域。新基建供需升级在基础设施层面逐步展开。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可以创造新的场景、新的需求，比如新型交通网络能够带来城际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新型移动网络能够带来信息加速变化。中国在未来数字经济全球竞争之中，之所以能够保有自信，或者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的一些力量。2021年底，中国已经有5G基站142.5万，占全球60%以上；5G用户3.55亿。这也是我们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在新的赛道上能够实现快速的新的动能集聚充满期待的一个原因。
第二，数字化生产领域。数字化生产在中国如火如荼——大规模量产、动态调整、小众市场挖掘……这些都依赖于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应用……这些都从生产层面带来新的一系列重要的变革。上海的特斯拉工厂映射了“中国智造”的一种发展，我称为“中国智造”的“花冠模式”。
数字化生产的第一个优势，低成本，它能够非常快速地形成巨大的产能，巨大的产能又能够产生非常明显的规模经济。比如特斯拉在中国工厂的落地，以及一系列技术的进化带来了其更低的成本。
数字化生产的第二个优势，它的迭代速度比传统生产更快。比如传统生产下从1.0版本升级到2.0、3.0；数字化生产加持之下可以做得更细，可以从1.0版本升级到1.1版本、1.2版本，慢慢过渡到2.0版本，每个版本的优化更加顺滑、更加自然。
数字化生产的第三个优势，它能够满足我们精细化定制的需求。今天老百姓的物质文化需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个性化。数字化生产能够满足从“有啥买啥”到“买啥有啥”，这是数字化生产的优势，也是新型制造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积累期。
第三，区块链领域。回到前面，我们讲到数字经济的痛点在于数据难以确权、产权没有得到保护，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是野蛮生长，二是容易出现负面的事情，给其发展带来了很多隐患。由科斯定理我们知道，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产权清晰是市场运作的关键基础。区块链的发展和应用对解决数字经济最基础的产权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效用。区块链技术在各个领域都有应用。从哲学意义上讲，区块链技术的特点是具有确产权与反垄断的经济思想。区块链每个链条都需要一一确认，这是对历史的肯定，也是对产权清晰的表述。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三个基础性问题——第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第二是产权问题，而第三便是数字经济生产力问题。
第四，量子计算领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种经济生态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看它是否具有很强的生产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基础科学的不断进步，量子计算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打开了计算机算力的天花板。二进制下，计算机算力的提升空间越来越小，即所谓的摩尔定律是慢慢减弱的、自我升级进化的空间是很小的；基础科学突破、量子科学获得新的进展后，计算机算力也会出现跨越式的增长。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基础科学进一步发展也在打开数字经济发展的天花板，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的生产力。
以上三个基础性问题，中国都已经谋求了重要的解决和进展，也都投入了非常大的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过去几年里持续地学习数字经济，第18次中央集体学习学习的是区块链；第24次集体学习学习的是量子科技。中国最高层、顶层的设计都致力于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些底层、基础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数字经济的发展才能够打实基础，才能够实现未来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新的跨越式发展。
3. 新局势：经济系统改造
数字经济大的发展也带来了全球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局势，整个全球系统都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发展态势。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化被动进入到收缩状况，全球化的今天可以说是愁云惨淡。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全球带来的第一个重要变化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数字化升级。IMF统计的2022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只有5%左右；2023年可能进一步下降到3%左右，都明显低于全球贸易增长的历史平均值。最近几年全球的保护主义、孤岛主义、民粹主义盛行，全球化遭遇了非常大的挑战，如果还有未来，很大一部分进展或正能量都来自于数字经济跨疆界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相比于传统经济更具有无国界、全球化规模效应的特点，比如沃尔玛、宜家等全球商业化巨头的门店数量增长。从物理层面来看，过去几十年的积累都比不上重要互联网平台在过去几年的快速积累。很明显，全球化的内涵正在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传统领域受到病毒、要素流动放缓等的影响，传统贸易遭遇了瓶颈；但全球化在数字化赛道上的进展却是不断加速的，数字化发展带来了全球化新的生机。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全球带来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全球数字经济分层发展。社会的分层、国家的分层都正在变得更加明显。现在经济学经常讲一个明显的趋势叫“K型复苏”，两极分化会越来越剧烈。造成K型复苏或全球经济分层越来越明显的关键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数字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数字化在不同国家发展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全球一些重要的统计显示，越是发达国家全球化进程就会越顺畅，无论是锂电的推行、还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抢跑的一系列努力都会变得更加自然、更加有准备。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不平等的特点，发达国家数字化进程是快于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进程的。而且这样一种宏观领域的分层也正在带来全球微观领域企业的分化。
从未来三年全球最强的十家企业的变迁的图表中可以明显看到，企业的变迁背后是非常明显的宏观趋势之力。演变到今天可以看到，数字经济使全球新生力量、全球经济最核心的力量、最伟大的企业更多地聚集在了这些带来生产力变化的重要阶级。一系列科技巨头正在取代传统产业巨头成为新的全球最强企业的代表实际上也是全球经济分层的一种微观特征。数字化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一种重塑性的影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而不同、更加有层次。我们每个人都想在这种分层之中站得更高、走得更远，中国当然也是这样。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全球带来的第三个重要变化是中国数字经济提速增长。新一轮全球数字化浪潮之中，中国一直是力争上游的，且已经取得了值得期待的阶段性成效。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去年年终中国数字化白皮书的测算，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是39.8%。我给大家再稍微分解一下。
前面讲到，数字经济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叫数字产业化，即数字经济的核心资产是由数据这种生产要素直接生产、或者高度相关的商品，这是数字经济最直接、最核心的领域；第二类叫产业数字化，即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改进现有的产业。这是两种不同的GDP统计。
在中国，第一类数字产业化占整个GDP的比重是7.3%，8.35万亿左右的体量；第二类产业数字化大概占32%；也就是说核心资产和非核心资产的比重是1：4.5左右。所以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处在相对奇点之前的积累阶段。对中国来讲，一方面意味着我们潜力很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另一方面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目前已经有了追赶发达国家数字化进程的趋势，也在一系列基础设施和基本理念的突破上做好了准备。所以接下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这也是我一直相信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应有之义的重要内涵的关键原因。全球投资者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寄予厚望的。
中国资本市场过去几年表现非常一般，2022年港股最低跌破1.5万点，A股也跌破过3000点。但即便我们整体股指表现一般，数字经济结构性赛道还是受到了全球资本的追捧。这是因为从宏观上，中国经济有巨大的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先行优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础理念的解决；从微观上，中国又拥有大量的独角兽企业可以投资。中国的独角兽数量是仅次于美国的：截至到2022年9月份，全球共有1199家独角兽企业，中国占比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虽然数量比美国少得多，但基本上除了美国就是中国。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既带来了经济社会和经济发展一系列新的变化，也创造了新的投资方向和新的一系列重要积极变化。中国的很多现象都和数字经济发展有关，比如新国货的崛起与其说是情怀的体现，不如说是数字经济的加持。
此外，互联网监管的加强，与其说是施加的约束，不如说是让整个市场变得更接近优质均衡的宏观审慎性的努力。圈层文化越来越显著的背后，是数字经济加速了人与人的分类和认同。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变革和人群回应，这些都是人类自我进化中自然的表现，是一种数字化的力量。
4. 元宇宙：数字经济进化的终极形态
数字经济虽处于新生阶段，但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在全球、媒体和资本市场带来一种新的热潮——元宇宙，其概念源自于1992年科幻小说《雪崩》。元宇宙是数字经济进化的终极形态；我们现处于奇点出现的新的阶段，而元宇宙毫无疑问是奇点出现的成熟阶段。不同的人对元宇宙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褒有贬，利益诉求的不同造成了对元宇宙的理解不同。
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对元宇宙的理解也不一样。其实，很多元宇宙的概念在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前的网络游戏、网络社区里都有了。为什么过去已经有的理念在今天会有这么多人追捧呢？因为出现了新的变化。为什么这些理念在今天变得如此有生命力、在资本市场如此有号召力呢？因为这些理念在今天技术加持之下终于有了实现的希望。元宇宙有8大要素：硬件、连接、算力、虚拟平台、工具、支付、内容、资产……它代表一系列新的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包括5G、云服务、量子计算、区块链、DeFi、NFT……这些不同业态在各自领域的技术进步使元宇宙的概念真正具有现实希望变成一种可能。
元宇宙就好像游戏里的“缝合怪”，把不同生物机体缝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东西，元宇宙实际上就是一种“缝合”的技术所带来的产物。缝合怪是否具有灵魂？元宇宙作为各类新兴技术的集合体是否具有灵魂？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元宇宙是非常重要的理念，是人类关于未来的畅想，是植根于人类源自于恐惧的创新——人类为什么在不断地创新，技术为什么在不断地发展？因为害怕。我们害怕黑暗所以有了火和光；2008年全球大水漫灌，我们对货币霸权和货币超发的恐惧催生了比特币；我们对货币欺诈的恐惧催生了区块链。
元宇宙的诞生实际上是人类对自我存在的一种恐惧。人类对自己的存在是有恐惧的，为战胜这种恐惧，我们一是追求永生、追求存在的延续；二是追求对存在的创造，如果人类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映射，那么我们对自己就会更加自信；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存在就会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所以元宇宙对应的是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求解，元宇宙会带来对人类经济世界一系列重要的改变。
元宇宙在今天为什么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一系列关于人类存在的设想、关于人类存在延续的理念，借助于现在的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VR/AR技术所有这些缝合技术的发展，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融合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我认为元宇宙代表的是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无缝连接、相互渗透的过程。我认为元宇宙不是个噱头，是有意义的。人类的生产力、数字技术的生产力带来的裂变已经使我们具备探讨和实践元宇宙的可能性。
二
适配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货币
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货币主要分为三类：加密货币、稳定币和CBDC（央行数字货币）。这三种路线都可能代表数字货币的未来、数字经济未来需要的货币形态。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三种路线中哪一种会成为未来的货币——有可能是三个中的一个，也有可能三个都不是，还有可能是三个东西某种形式的结合。我们知道的是，由于数字经济的体量、发展和生产力的积累，人类正在进入货币体系加速进化的阶段。主流央行对数字货币的接受度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转折。
2020年之前大多数央行是不太承认数字货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央行已经加入到试点和研发过程之中了。国际清算银行图表显示，转折点映射了世界的发展：一方面加密货币给央行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带来了线上经济模式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快速发展。加密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是有区别的：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主流威权主义；主流技术构成也有很多不同，加密货币比央行数字货币更具匿名性，但央行数字货币本身也有一定匿名性。
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加密货币哪一种会成为未来货币呢？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现在是没有答案的。这里面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特币的波动率真的很高吗？比特币的交易速度真的很慢吗？目前我们的安全性已经受到了挑战吗？比特币有限的产出会不会带来债务的通缩螺旋？
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随着数字货币体系的发展，加密货币（尤其是比特币）越来越像一种数字的资产，而CBDC越来越像一种真正的货币。CBDC是由于一系列数字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需求变化而创造的货币的一种新的形态。
三
人民币的新角色
人民币的新角色实现了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中的一系列破与立。
数字人民币能够带来的第一种变革是打破现有的一种垄断格局。它使整个支付行业的发展更加具有公平性、安全性，更加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具有细节的一些数字场景的支付需求、交易需求等等。
数字人民币能够带来的第二种变革是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数字货币是个新的赛道。传统赛道上，中国人民币货币的地位相比于中国经济的地位有很大的不对称性：货币地位来说，人民币在全球排在第五到第八（不同的维度）；经济地位来说，中国无论是体量、贸易等等，要么是第一，要么是第二，货币的地位和经济的地位是不对称的。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IMF有个研究，货币的使用是有惯性的，美元起跑得比我们早，国际体系里我们作为后来者想撼动它的位置很难。数字货币赛道上，中国拥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是起点公平的，数字人民币和数字美元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这实际上给了中国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更大的空间。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很多技术性的壁垒，包括有一些新的问题在产生。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数字人民币的产生还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直达政策时有更大的空间性，政策优化有了更多的空间，这也是我们相信数字货币将会给中国经济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未来机会的关键原因。
经济是货币的基础，只有搞清楚数字经济是怎么回事、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还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去发展，才能够知道、预判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去进化，数字人民币才会有怎样的成长空间和未来新的机会。
我认为，中国在整个数字经济发展和基础夯实上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有一定先发优势。我们应致力于把这种优势进一步扩大和转化为中国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这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长期能够保持在中高速最关键的一股力量，一股来自于未来创新的力量。
沙龙第二单元
沙龙第二单元，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展开讨论（以姓氏拼音为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分别从数字经济和数字货币两个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关于数字经济。首先，数字打破自然人、法人甚至物的黑箱，走进并重新认知“我是谁”，可以在更细颗粒度观察和运作。其次，以新的方式更大程度上的集成，数字经济里往往基于某套规则体系演化成某种生态，并可以对规则体系和生态进行比较和选择。再者，数字技术成为社会的技术背景，伦理、价值和社会治理与技术背景共生共塑。是走向多中心下的共识机制，还是去中心后的超级中心，人类是走向觉醒和回归，还是走向替代需求的开拓和满足，并不必然，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最后，数字世界处于新世界的展开过程，不同于成熟平稳的世界和逐步萎缩的世界，世界在探索中创造和运行，个别产品、基础设施和规则同时产生，并在分工分层中完善。关于数字货币。不同世界需要与此相应的信任载体。农牧业和商品贸易时代，商品供求交易是该世界的主要交易方式，黄金白银等实物货币成为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信任载体。工业时代，基于未来预期的生产和商业模式成为交易主体，或者说金融资产是主要交易对象，主体信用尤其是主权信用支撑的货币成为信任载体。数字时代将规则和生态作为交易对象，也需要将这类对象中可以被普遍信任的载体，如通证作为这个世界的货币。数字货币是数字时代人类普遍信任的载体。数字世界刚刚展开，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信任载体还没有完全凝聚成型。所以，我并不认为现在的加密货币、稳定币甚至央行数字货币就是未来数字货币的终极形态。这些形式都还只是未来数字货币形态的探索，是潜在数字货币的种子，并不具有货币的所有特征，但具有潜质。随着数字世界展开和演化，信任载体会更聚集。我们央行数字人民币（CBDC）做了很多自我约束，平衡传统货币和加密货币，顾及商业银行和第三方支付的利益，也平衡了存款货币的信用货币系统稳定要求，但毕竟开启了具有一定数字货币特征的探索和迭代。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从数字经济时代对货币、金融体系的要求和货币竞争的角度阐述了观点：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实体经济主要形态发生了变化，也相应地要求整个货币体系也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数字经济时代对货币和金融体系提出新的要求：一是满足资金融通需求，保障安全性和便利性；二是发挥数字资产交易媒介作用；三是引导数据资产在时间和风险上实现有效的配置；四是信息不对称下的信用创造和数字传导；五是技术信仰包容；六是金融创新适应数字创新和维系金融稳定。数字经济时代存在货币竞争，一是传统货币体系与数字货币的竞争，最直接的竞争是移动支付与数字货币的竞争，二是数字货币之间不同形态的竞争，比如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之间的竞争，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存在着竞争，从国际竞争角度来讲，不同国家数字货币之间也存在竞争。央行数字货币发展路径，同样也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从M0到全功能货币的扩展何时实现；央行数字货币到底是聚焦零售市场还是批发市场；技术路线选择上存在着不确定性，是分布式还是中心化；在数字货币时代，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到底是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来主导；数字人民币爆发增长点在哪里，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是否可以推广数字人民币。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总结了数字经济的三大作用：第一，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疫情以来尤其是2022年中国经济持续超预期下行，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体制性、结构性等中长期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制约。政策端看，疫情之前决策层也一直发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出台了不少文件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其中，数据在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被列为“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之外的第五大要素，也被认为是要在传统要素之外找到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际来看，202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提升至8.9%、21%、40.9%，近些年多省市也已把数字经济作为重要的产业扶持对象。第二，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也具备规模优势；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也许能成为未来人民币崛起或走向世界的重要依托，尤其是成为一带一路、货币互换协议等之外的人民币国际化新手段。此外，发展与安全并举已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总要求，数字经济在安全领域也大有可为。第三，数字经济有助于优化政策效率。数字经济、数字货币具备单一、可追溯的特征，也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模式，已有实践来看可提升政策效率、更好发挥结构性功能，比如，近年来政策力推的货币政策直达、财政政策直达，很多城市正加速构建的智慧政府、数字政府，数字钱包也可作为给老百姓“发钱发物”的有效载体等。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围绕央行数字货币、加密币与稳定币提出了五点评论：前三点评论与央行数字货币有关。第一，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可以通过实现从央行到最终用户端的对接，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发挥准财政政策的功能。不过，数字货币为零售型，这是充分发挥数字货币精准滴灌功能的一个前提。第二，央行数字货币跨境使用试点可以提供一条绕开SWIFT报文系统的新路径，未来数字货币可能会成为我们突破美国金融垄断和金融霸权地位的一种方式。然而，这需要数字货币是批发型货币。第三，不要对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过于乐观，若一国金融市场提供金融资产的能力不足，其他国家投资者对该国金融市场的信心不足，那么即使数字货币做得再精美，数字货币结算、清算做得再高速，也作用有限。第四点和第五点评论分别针对稳定币和加密币。从纯粹货币角度来讲，张明更看好稳定币，因为稳定币和加密币最大的区别在于稳定币背后有主权信用的背书。盯住多种货币的稳定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平抑汇率波动、市场价值更加稳定的特点，而加密币的市场价值波动太大。但是，加密币的理念和底层技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他认为在加密币方面未来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eSDR，二是官方信用和私人场景的结合。
观点整理：孙元元 林靖澄 任堉秸 薛昕安 林柏帆
本文监制：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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