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观智库防务安全研究中心 | “分布式”作战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俄乌冲突的教益和启示之七

      在俄方命名的第一阶段“特殊军事行动”中，乌军的小集群分散作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其2014年后接受美及北约军队的培训，又有其提供的情报信息支持，不少人称之为“分布式”作战。我们认为，相对于乌军从苏军继承的传统，其小集群分散作战确实受到了美及北约军队的影响，但距离美及北约“分布式”作战的构想仍有较大差距。原因在于，虽然任何作战方式都有类似的先例，正如“敏捷作战”早在二战时便已存在，“分布式”作战也可追溯至很远，可是后人援引这些先例时会用新的方式手段去开发和运用，将之提升到更高级的形式。就此而言，乌军在一定层面上具备了“分布式”作战的若干条件，在深层次上还有较大差距。

      “分布式”作战的前提是培养同质化的思维和创新活力。确保目标和思想一致与赋予小集群分散作战所需的独立自主处置权，是战争中的一对突出矛盾。世界主要国家军队解决这一矛盾的通行做法是，一方面通过长期的教育训练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保证各级按照同一套“思想程序”思考和进行战争，达到即使“殊途”也可“同归”的目的。也就是说，尽管战场环境不同、处置方法不同，但都符合总的作战意图。另一方面是建立相应的指挥体制，典型的如大多数外军采用的任务式指挥、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中央集中统一指挥与各战略区机断行事相结合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思想认识必须高度统一，事权处理必须灵活分散。毛泽东就一贯强调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方法论，其军事论著的主旨大多是用科学的思想方法统一全军认识；同时又坚决反对下级按“本本”执行上级指示，认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

      如果说以前统一思想方法与赋予自主权还处于较高层级的话，那么“分布式”作战则要使其进一步下沉，这无疑对基层官兵的理解力、判断力、创造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战后期德军采取的突击队战术可视为“分布式”作战的萌芽，战后魏玛国防军司令塞克特以其为参考重塑德军时指出了其中的关键：“至关重要的是，要教导我们的下级指挥官成为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如果他们知道应该何时独立行动，何时等待命令……那么相应目标就达成了。”上世纪80年代，被美军誉为“现代战略之父”的博伊德提出了“敏捷组织”的概念，建议改变严格的等级制度，由背景各异却拥有共同目标、相似经验、同质思维的人组成小型作战团队，他们因背景各异能产生新想法，又因自主权较大能灵活多变，还因具有共同目标和同质思维能一致行动。美现任海军舰队部队司令格雷迪则相当明确地指出：“任务式指挥是绝对关键的，但我们要有战略型的下士、战略型的军士。”

      就此来说，乌军接受美国及北约教育训练过程中肯定学到了相关技能，不过吸收、消化了多少技能尚需研究。从实情看，在冲突第一阶段，各个分队在既有条件下能够抓住对手脆弱的时机或针对薄弱的部位进行积极主动的攻击，显见上下都对作战意图有比较统一的认识理解，且在行动上具备较高的自主权。在冲突第二阶段陷入消耗战后，乌军则明显没有第一阶段那么灵活机动，究竟是因战略目的限制，还是受物质条件、对手改变策略的制约，抑或是经验丰富的人员损失较大，或者是新型作战指导没有真正确立，这些还有待观察。不过在整体上可以看出，乌军已与传统建军用兵模式拉开了距离，这为其转向“分布式”作战提供了可能。

      “分布式”作战的内核是形成彼此高度信任的团体精神。不难理解，小集群分散作战既要求建制单位有非常强的内聚力，不会因危险、恐惧而内容解体；又要求上下级之间、各作战单元之间相互信赖，不会因猜疑、担忧而加强控制，进而违背“分布式”作战的初衷。实现这样的效果，不可能只靠条令条例和纪律规范。克劳塞维茨早在论述“武德”时便已指出：“一支满身创伤、久经锻炼的部队所发扬光大的和经过锻炼的团体精神，是那种单靠条令和操典粘合在一起的常备军的自负和虚荣心所不能比拟的。相当严厉的要求和严格的勤务规则可以使军队的武德保持得长久一些，但不能产生武德。”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主要是靠开展军事民主达到这一目标的，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中即明确指出：“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

      二战结束后，美军曾组织专门班子，研究自由散漫、训练不佳、经验缺乏的美国大兵何以在战场上有出人意料的表现，最后形成了一份名为《美国大兵》的报告。报告指出，是否在意他人的评价和期望才是战斗意志的真正源泉，如果团队彼此熟识，就会因感情深厚而勇猛作战；如果成员经常更换，就会因感情淡化而不在乎彼此。美军检讨越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零散地而不是成建制地为一线补充兵员，由于没有经过充分磨合、缺少生死与共的考验，部队摩擦和纷争不断。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建议参考美军以“模块化”组建任务部队的模式。我们认为，“模块化”不是简单的拼装，它需要打破各“模块”过去特有的团体精神，形成所有部队之间紧密联结的精神纽带，建立共有的精神内核，这比部队编成、技术手段、协同方法等要难得多。

      根据未经充分考证的信息，在俄乌冲突初期，乌军的某些部队也曾一度出现了慌乱、恐惧、溃散的现象，不是我们想像的如后来的“分布式”小分队那样坚定果敢、灵活机动。虽然未经充分考证，这应该是真实的信息，因为它是所有部队在突袭之下的一般现象。但是随着战事的逐步展开以及国内外条件的变化，那些以小分队形式作战的乌军却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意志和素养，如马里乌波尔和北顿巴斯的守军。当然，就乌军来说，他们是为故土和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而战，这为其团体精神铸就了基石，至于在此之上是否会出现美军所讲的“战斗意志的真正源泉”，或者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武德”，我们可以借题发挥一下：经历这番血与火的洗礼，不管战争结局如何，乌军实施“分布式”作战的那种内核大概率会形成。

      “分布式”作战的关键是合理编成和使用协同手段。小型作战单元能够化整为零、分散作战，至少应结构均衡、沟通良好、机动性强，具有相对独立的火力配系和较长时间的维持能力。我们仍以一战时德军的突击队为例，1917年底德军先以营、团为单位组成合成化的突击队（后扩大到师），甚至班的合成度都比较高，如步兵班即由7人制步枪组和4人制轻机枪组组成，配备无线电设备，并有营、团所属炮兵支援。突击队以寻敌间隙快速渗透和推进为战术，并一度取得重大成功，但因其编成主要以步兵和便携的轻武器为主，向纵深发展时火炮、弹药、援兵等不能及时跟进，因而最终失败。正是在总结这一教训的基础上，德军才在二战中将坦克、装甲车、摩托化装备和步兵，特别是空中力量整合起来，创造了“闪击战”。装甲部队的行进速度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以装甲师为单位计算，时速等于步行，但由于合成度高，一遇战机便可不经准备和协同迅速投入作战。这一点甚至到海湾战争时依然如此，美第7军攻击前进速度平均每小时也就2.4公里，空降18军是4.1公里。伊拉克战争中，美机步第4师由伊科边境直冲巴格达，进军500公里用时3周。人们常常认为俄军装甲部队向基辅的进攻过于迟缓，实际上症结不是速度慢，俄罗斯国土辽阔，俄军常年组织跨区域大规模机动训练，机动水平相当高，关键在于部队编成不够均衡，遇有问题不能快速解决。

      2004年，美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詹姆斯·马蒂斯提出疏开配置大型部队，协调使用小型高能作战单元进行多点并行打击等包含“分布式”作战因子的战法，首先是因为美军具备较高的合成化、机动性、信息化和后勤水平。其后正式确立“分布式”作战，则是出于应对高端战争的需求，一方面更加分散地配置部队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利用更先进的手段协同各作战域进行作战，这是美军大力发展“全域指挥控制系统”的重要原因。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有了这样的系统，“分布式”作战就有了保证。分散作战意味着分散决策，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自然提高了掌握态势、组织协同的效能，却也增加了信息过载、越权干预的可能，而任何一个层级都有插手下级行动的冲动，但这恰恰是与“分布式”作战相悖的。毛泽东常说“要给干部以机动，因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博伊德则告诫美军，较高的指挥层级必须克制对下一级一切事情的干预，甚至只行使“领导权和鉴赏权”。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掌握和处理一切态势，没有了偶然性、摩擦力和不确实性，也就没有了战争。所以，先进手段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合理使用。况且，指挥控制系统只是指挥控制中的一个环节，并不等于指挥控制全部。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俄乌冲突中乌军“分布式”小分队作战编组的详细情况，大概是以坦克、战车、火炮为核心，灵活编配步枪组、机枪组、反坦组、防空组，根据野战和城市攻防的具体任务进行作战，小范围内通过无线电、无人机，大范围内依靠美及北约提供的网络信息实施协同。虽然分队有一定的合成度，但总体上信息化水平不高，包括陆空基在内的远程火力支援不足，持续跟进的保障能力低，指挥控制手段也比较落后，这使其“分布式”作战只能局限在一定空间内。特别是在绵亘的战线上，进攻中的突破或防御中的反击都会遇到很大困难。在这方面，乌军还不具备较高形式“分布式”作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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