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家庭的分岔路口
那所名校只是个不敢做的梦，现实是，她的孩子即将告别城市“流动儿童”的身份，成为一名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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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家庭的分岔路口
记者 | 玄增星
编辑 | 张国
砖块已经垒到第40层。砖墙后面，一所学校的蓝色大门彻底从人们眼前消失了。这是北方某大城市一所容纳了500多名打工子弟的民办学校。
学校的关闭与暑假几乎同时到来。6月初的一个下午，当8岁的儿子紧攥着一张“传单”，哭着回到家的时候，李中山正在补觉。
床就挨着门，跟颜色泛黄的沙发拼在一起。李中山是农贸市场里一家猪肉批发商的屠夫兼送货员，老家在安徽阜阳。每天凌晨两点到中午，他负责把新鲜猪肉送到几个饭店和食堂，下午是他补觉的时间。
看到“传单”，他立马清醒了。
▎学校大门已经被砖砌上
那是当地政府“致未获批自办学校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上说，这所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存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教学设施简陋等诸多问题，要对其“全面清理”和“坚决取缔”。
“为了您和学生的切身利益及人身安全，请不要将学生送到该校就读，否则造成一切损失，责任由您自行承担。”
7月6日这天，当地下了一场暴雨。学校里的1300多套桌椅，还有黑板，甚至床铺，都被货车拉走。三四辆车在泥泞窄小的土路上折返了60多趟。
一道砖墙随后砌了起来。墙内除了空荡荡的校舍、五彩斑斓的墙壁、高竖的旗杆，没剩下什么了。
在这个暑假，家长们必须操着不同的方言，为孩子找到新的学校；而他们的孩子，统统说着流利的普通话，没有一点儿其他口音。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杨萍（化名）的儿子跟李中山的儿子是前后桌。她识字不多，消息还是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念给她听的。家里给这个孩子起名“安稳”，希望他的人生稳稳当当。
自去年3月从老家山东来到这座城市开始，杨萍和丈夫就在一个地铁站出口的停车场负责看车。角落里的管理处就是他们的“家”，面积不超过4平方米。一张双层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之外，只够放下一把椅子。“家”里没有冰箱，他们需要每天去一趟市场，购买当天吃的蔬菜和馒头。用水要到地铁站里接，上厕所就去附近的公厕。
杨萍几乎从没光顾过市场里陶玉春的摊位。因为那里是淡水鱼区，“太贵了，买不起”。陶家从安徽到此地做水产买卖快满20年，小儿子正在读五年级，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他每天凌晨1点钟起床，把门前鱼塘里从各地运来的草鱼、鲢鱼、鲤鱼用网捞起，送上鱼贩的车，再拉往不同市场。
▎2017年8月5日傍晚，鱼贩正在陶玉春（左下）的摊位收鱼，随后将运往其他城市销售
在这个距离市中心近40公里的乡镇，外地打工者形成了一张网络，网上交织着血缘、商业和人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连接村庄的土路上不断驶过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和汽车，在干燥的夏天，车轮扬起的沙尘夹着热浪滚滚袭来。路边的人大多趿拉着拖鞋，男人多数光着膀子，身上晒得黝黑。
如今，因为一所学校的命运，这张网开始震荡。
校长胡中宝处于这张网络靠近中心的位置。他那辆破旧的面包车后座上还堆放着一些学生没来得及取走的被褥。胡中宝老家在河南，早年也在外地打工，19年前开始开办打工子弟学校。他的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好几次说要被关”。这一次，他原本觉得有“99%的希望”不会关门。
他的希望逐渐减弱，一直到7月6日早上，货车轰隆隆开到了学校门口。
7月6日当天，李中山特意带着儿子去了学校。“为什么要拆我们学校？”儿子带着哭腔问。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叹了口气：“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大雨中，从门外看，只能看到高高的旗杆。孩子眼睛一亮，手抬得老高，“爸爸你看，红旗还在呢，学校没拆！”
▎2017年7月13日，几位工人正在用砖块把学校大门砌上
两年前，李中山想过把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送进公立学校。他居住的地方，距离镇上的公立小学不到1公里，走路只要10分钟，可他在大门口就被拦下了。
“看门的直接告诉我学校名额满了，不让我进。”这个屠夫身材壮实，手上永远缠绕着一股肉腥味。
同一个市场另一头的水产区，个子矮小的陶玉春根本没走近过那个校门。“人家不认识你，进去找谁说话？”
在狭小的停车场管理处，杨萍也说了同样的话。
他们相信这个社会重视“关系和人情”，不愿意徒劳碰壁。他们的许多重要信息来自“听说”，比如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想要进公立学校，需要备齐很多证件，尽管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但他们坚信自己“拿不出来”。
陶玉春老家发过一次大水，地里的庄稼全淹了。后来他卖过水果、运过木材，最后还是坐上了前往这座大城市的绿皮火车。那是1998年，他清楚地记得一张车票要68元，列车上挤满了“背着蛇皮袋子出来打工的人”。他跟妻子把被子放在过道里，“来个人就要让”，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熬过了一天一宿。
李中山比他早到6年，同样是挤在车厢里过来的。那年5月，在家里收麦子的前一天，一直“憋着劲儿要走”的李中山终于离开了家乡。大巴车上有40个座位，却塞了116个人，“根本坐不下”。当时只有1.5米个头的李中山被人群夹到了目的地，他带了200元钱，分开装在腰带、裤兜和鞋底里。
那是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出现了国家最早涉及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安排：“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
但小学都没毕业的李中山并不在意，因为他是来“赚钱”的。
刚开始，从没做过水产生意的陶玉春把高利贷借来的本钱赔了个精光，“鱼也丢了，筐也丢了”。这对南方夫妻没想过“冬天这么冷”，靠着四处借钱，才慢慢缓过来。
过了两年，他们把大儿子从老家接来。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视为政府必须依法保障的权利，明确提出了“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
他记得自己“填了张表”，就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公立小学。大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好，家里的生意也慢慢上了正轨。那几年，陶玉春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城市。
李中山也有过快乐的日子。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一家煤炭企业搬运蜂窝煤，每个月能挣260元，那时他每月的生活费大概只要30元。第一次发工资，他跑到地摊上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蓝色的牛仔外套、黄色的毛裤和白色的回力球鞋，五六件衣服里有一半是二手货，但他还是“高兴了一天”。
那时，他最喜欢趴在墙头看马路上闪着灯光的车流，经常从晚上10点看到凌晨两三点。他还总是特意去坐大楼里的电梯，那些都是他在老家从没见过的光景。
如果不是一次工伤事故把他的两根手指轧断了一节，这种快乐还将持续好多年。他只待了两年，就离开了。
从繁华地段到城市边缘再到郊区
这些年里，陶玉春的落脚点一直在变。2003年，他所在的市场被拆了。听说另一较偏的地方有市场在招商，陶玉春把所有家当装上一辆货车，在“非典”期间搬了过去。
他记得，从那时起，公立学校开始变得“难进”了。大儿子正要上小学四年级，但是公立学校“名额满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2000年到2010年，全国0~17岁流动儿童规模10年间增长率超过80%。许多城市的公办学校却在不断合并、减少。
陶玉春把大儿子送进了民办学校。199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在《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提出，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
在陶玉春搬家的同一年，胡中宝开办了他的打工子弟学校，第一学期只招了13个孩子，到了第二年，就到了100个。截至目前，这所学校已经累计接收过1.3万多名流动儿童，用胡中宝的话说，“服务两代人了”。
两年前，陶玉春把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小儿子送到了胡中宝的学校。但他所在的第二个市场的土地，要被征用建造回迁房，他只好再一次把十几年的家当装进货车，从城市边缘搬到郊区。
市场摊位后面就是这一家人的住所。除了墙壁是彩钢板，室内跟普通人家没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待了十几年，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一次他搬了六七趟。
相比之下，杨萍一家是到来最短的。去年3月，他们到达后，没时间欣赏这座城市的面貌，刚下火车，就钻进了地铁。此后的一年多，这家人大多数时间里，生活范围就是地铁站旁的停车场管理处。
刚来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3个人根本睡不下。他们捡了一张全部抽屉都坏掉的桌子，又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张双层床。几把椅子也是捡来的，靠背已经断掉。
杨萍并不知道，在她来到这里之前，国家已经开始“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非本地户籍适龄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进一步提高。打工子弟学校，是这个识字不多的女性，为儿子作出的选择。
从“流动儿童”到“留守儿童”
李中山记得，在老家每次考试过后，有小孩成绩不好，常有老人念叨：“都坐轿子谁来抬？”
十几岁时，李中山听了总是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不用抬。”老人把眼一瞪：“轿子还能会飞？”当时的他莫名地相信：“有一天会飞的。”
几十年过去，40多岁的李中山如今有些动摇。
他算过，如果要让孩子上公立学校，他每年至少需要交1万元社保，几乎占他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要是能交得起社保，还在这里打工？”他打工受伤后曾离开过这座城市，在温州做过塑料加工，在港口拉过货。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中，他3天等不来一趟活，只能把货车卖了，赔了七八万元。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垂头丧气。听说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做猪肉批发，6年前，他带着老婆孩子又回来了。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流动人口呈现举家迁移特点，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方一起流动，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约占60%。
从家里到学校，走路只要十几分钟。李中山夫妇每天凌晨两点出门前，会在桌上留下8元钱，让儿子上学路上买早餐。儿子怕黑，晚上总是蒙着头睡，李中山不放心，在天花板上装了一个摄像头。每天午夜，在闪着红光的乱哄哄的肉市，在摆着三四把尖刀和生肉的摊位前，他会偶尔在手机上看一眼熟睡的儿子。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早已跟父母不一样了。李中山记得，自己刚来打工时有次买饭，指着馒头用方言说了三遍“馍”，服务员没听懂，他又羞又气，转身走了。而现在，他的孩子回一趟老家“像是旅游”，说着一口普通话，村里其他孩子坐在地上玩，他们一定要坐椅子。一听说要把他们送回老家读书，只有俩字：“不干！”
回到城市，他们却还是“外地人”。李中山家要跟另一户共用一个厨房；如果不下雨，杨萍都是在室外做饭，一个电磁炉一口锅，油盐酱醋都晾在外边。赶上天气不好，她只能在屋里熬点米粥。用完的锅碗瓢盆都塞在桌子底下，跟孩子的一筐玩具摞在一起，大多是别人送的旧玩具。
陶玉春的房子算是摊位的一部分，按规定不允许做饭，他的妻子总是等夜幕降临，在门外蹲着炒两个菜。两米深的鱼塘后面升起白烟。菜通常是素的，她特意解释：“孩子不爱吃荤菜。”
但是等饭菜上桌，他们又与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家庭没有什么区别。饭菜摆在落满晚霞的旧纸箱上，摆在低矮的茶几上，摆在可以折叠的桌子上，一家人总会围在一起。像任何普通人家一样，霞光会透过窗子、门框、镂空的塑料门帘洒进房间的地上。房间不大，但也整洁。“卧室”跟“客厅”会用窗帘隔开，进“卧室”的时候要换鞋。
学校被关停后，这些原本平稳行驶的家庭仿佛遭遇了落石。暑假是一个缓冲带，但这个假期，每个家庭都必须确定方向盘的转向。
山东人杨萍和安徽人李中山都打算把孩子送回老家，请亲戚帮忙照看。他们自己“不敢回去”。他们认为留在城市里，给孩子挣出在老家盖房和结婚本钱的可能性更大。
陶玉春家的土地已经转包出去，连退路都没有。他打算把孩子送到另一所民办学校，但是每天上学来回要花将近3个小时。
把孩子送回老家之前，杨萍打算带他去看看当地一所名牌大学的校园。以前，常有这所名校的学生志愿者去打工子弟学校上课，孩子喜欢他们。
坐在停车场的空地上喝着稀粥，她干笑着说，“考上不敢想，就是去看看”。
那所名校只是个不敢做的梦，现实是，她的孩子即将告别城市“流动儿童”的身份，成为一名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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