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张炜炜 ：概念隐喻、转喻研究的热点问题与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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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张炜炜

来源：

《外语教学》2019年第4期

摘要

近年来, 概念隐喻、转喻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趋势, 取得了丰硕成果。认知语言学领域中隐喻、转喻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隐喻、转喻多维度上的变异, 隐喻、转喻的标注和识别, 隐喻、转喻理解的在线加工, 以及多模态隐喻、转喻等。在方法论上, 大量研究利用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等有关技术手段, 为概念隐喻、转喻理论提供了实证证据。

关键词：隐喻; 转喻; 热点问题; 方法论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概率模型的转喻识别英汉对比研究 (项目编号:17CYY00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正文

1.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Lakoff & Johnson (1980) 提出概念隐喻、转喻理论以来, 隐喻、转喻研究一直是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该理论创立初期, 学者更多地关注隐喻、转喻的本质、类型、功能等, 试图将隐喻、转喻从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中抽离出来。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增加, 学者建立了国际隐喻研究及应用学会 (RaAM) , 致力于在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方面为隐喻、转喻研究做出贡献。近年来, 隐喻、转喻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趋势, 在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广告学等多个学科中同时推进,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综述目前概念隐喻、转喻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探讨相关研究所涉及的方法论, 为未来研究指出可行的方向。

2. 转喻、隐喻研究的热点问题

2.1 隐喻、转喻的变异

认知语言学认为, 隐喻、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机制;隐喻、转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 (Lakoff & Johnson 1980)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 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隐喻、转喻的概念性和普遍性。鉴于人类普遍相似的身体体验性, 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确实存在不少通用的隐喻、转喻。然而, 体验性不仅涉及身体, 还涉及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 文化、历史因素都可能影响人类的认知模式 (Geeraerts & Grondelaers 2006) , 从而造成隐喻、转喻的变异。

2.1.1 隐喻、转喻的跨语言变异

认可隐喻、转喻具有概念性、普遍性, 并不意味着其不受任何限制、在所有语言中都表现一致 (Brdar-Szabó & Brdar 2012;Kövecses 2005) 。已有不少学者从跨语言对比的视角来考察隐喻、转喻的跨文化可用性 (availability) (Zhang et al. 2015a; 罗一丽、张辉 2016) 。这类研究致力于探讨隐喻、转喻的源域或目标域在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异同。即使在人类拥有共同生理体验基础的情感隐喻、转喻中, 我们仍可发现大量的跨语言差异。例如, Pavpertova (2014) 对比了英语和俄语中与HAPPINESS范畴相关的情感词汇所涉及的概念隐喻, 发现HAPPINESS概念隐喻在英、俄语的使用倾向和具体分布有所不同;Ansah (2014) 通过对比阿肯语和英语中的FEAR隐喻、转喻, 发现两种语言存在不少差异。除了情感范畴, 与身体体验性密切相关的身体器官隐喻、转喻也一直是隐喻、转喻跨语言变异研究的重点 (Musolff 2014;Tóth-Czifra 2014) 。例如, 通过对比丹麦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MOUTH隐喻、转喻, Nissen (2011) 发现, 即使是这三种亲缘关系较近的语言中, 此类隐喻、转喻也存在大量的文化差异。另外, Brdar & Brdar-Szabó (2009) 指出, 对于很多语言中通用的地名转喻, 其在不同语言中的能产性有显著不同:相对德语和匈牙利语而言, CAPITAL FOR GOVERNMENT在英语中的使用频率更高。

2.1.2 隐喻、转喻的历时变异

隐喻、转喻变异研究若仅停留于跨语言对比的维度将难以勾勒其变异的全貌。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 认识到文化因素在隐喻、转喻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后, 我们自然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同一语言中, 隐喻、转喻是否会表现出历时差异性?对此,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 情感隐喻历时变异的研究尤为突出。研究发现, 情感隐喻并非完全由生理体验性决定, 其跨语言、跨文化共性或变异背后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动因, 如Geeraerts et al. (2011) 。同时, 转喻在历时维度上的变异也值得关注。例如, Allan (2010) 追溯了与转喻类型MATERIAL FOR OBJECT相关的英语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语义分布;Zhang et al. (2015b) 量化了各个朝代中转指“女性”范畴的汉语转喻表达, 发现“女性”子范畴呈现出不同的历时演变历程。在隐喻历时变异研究中, 我们需要注意避免以下四类错误 (Geeraerts 2015) :1) “只重视主要意义”, 直接将词汇最主要的本义或最早出现的意义认定为源域, 而完全忽略词义发展的中间阶段;2) “只重视一形多义”, 只从源域词汇出发, 分析其隐喻义的分布情况, 但忽视某一隐喻目标域其源域的分布差异;3) “只重视自然经验”, 讨论隐喻产生的理据时仅考虑到明显的生理体验性, 却忽略其文化、历史动因;4) “只重视隐喻化”, 认为TARGET IS SOURCE的产生是隐喻化的结果, 而忽略了可能存在“去本义化 (deliteralizing) ”的重新解释过程。

2.1.3 隐喻、转喻的体裁变异

语言变异研究不可避免会涉及体裁维度的变异。Herrmann & Sardinha (2015:4) 认为, 在对语言进行总体性描写以及针对语言中的隐喻进行特别描写时, 都应把对语域 (体裁) 的关注从边缘变为核心。目前而言, 隐喻、转喻的体裁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隐喻标注语料库的体裁对比研究。例如, Krennmayr (2015) 对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隐喻标注语料库中隐喻表达的分布进行了跨体裁定量分析。她发现, 总体而言, 新闻写作文本中的隐喻频率要显著高于小说文本, 但显著低于学术文本;就直接隐喻 (direct metaphor) 而言, 小说文本所在份额则高于新闻、学术文本。第二类是针对特定语篇进行的隐喻、转喻研究, 涉及的语篇包括红酒评论 (Paradis & Eeg-Olofsson 2013) 、足球电台解说 (Thalhammer 2015) 、网络社交布道文本 (Pihlaja 2017) 等。这类研究的侧重点并非是隐喻、转喻在体裁维度的差异, 而是通过分析特定语篇中的隐喻、转喻从而为概念隐喻、转喻理论提供补充, 并揭示该体裁的语篇特征。第三类是基于自建的多体裁语料库进行的跨体裁隐喻、转喻对比研究。此类研究的核心在于揭示隐喻、转喻中的体裁变异。例如, Beger (2015) 基于自建的两类心理学体裁 (在线咨询和学术讲座;语料库) , 发现了这两类体裁中ANGER、LOVE情感所涉及的概念隐喻分布不同;Zhang et al. (2018) 基于自建的新闻媒体和网络论坛语言语料库, 揭示了“政府”这一概念在网络论坛语言中更倾向于由地名转喻来指称。

2.1.4 隐喻、转喻的语言变体变异

近年来, 随着认知社会语言学 (参见Kristiansen & Dirven 2008) 的发展, 认知语言学者开始重视概念隐喻、转喻在变体 (lectal) 维度上的变异。此类研究主要关心不同语言变体中的隐喻、转喻变异, 如英语变体 (Callies & Onysko 2017;Shie 2018) 、汉语变体 (Zhang et al. 2011, 2018) 等。其中, Shie (2018) 以英语新闻媒体文本为材料, 对比了“英语为外语”“英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英语为官方语言”这些不同变体中词汇化隐喻和非词汇化隐喻的差异。同时, 也有学者尝试探讨某一语言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使用隐喻、转喻的差异 (如Takada et al. 2000) 或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隐喻变异 (如Berthele 2008) 。对于隐喻、转喻在变体维度上的变异, 除了从语言内部寻找动因以外, 还需要从文化特性、语言接触、意识形态等角度寻求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 在讨论隐喻、转喻的变异性时, 需要区分概念隐喻 (转喻) 和隐喻 (转喻) 表达两个层面:相对概念隐喻而言, 隐喻表达的跨语言变异性更强 (Kövecses 2005) 。

2.2 隐喻、转喻的识别

2.2.1 隐喻、转喻的人工识别

概念隐喻、转喻研究离不开对真实语篇中的隐喻、转喻表达进行分析。如何识别语篇中的隐喻、转喻成为近年来隐喻、转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早在20世纪末, Goatly (1997) 就归纳出一系列可能的隐喻线索, 如metaphorically speaking, utterly, completely, so to speak等。这些线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关键词来抽取语篇中隐喻表达, 但会遗漏大量不含此类线索的隐喻表达。Stefanowitsch (2006) 总结了五种在无语义标注语料库中抽取隐喻、转喻的方法:人工抽取;搜索源域词汇;搜索目标域词汇;搜索包含源域和目标域词汇的句子;依赖“隐喻标记”进行搜索。之后, 学者致力于建立人工识别语篇中隐喻、转喻的标准, 如语篇动态方法 (Cameron et al. 2009) , 隐喻识别步骤 (MIP) (Pragglejaz Group 2007) ,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隐喻识别步骤 (MIPVU) (Steen et al. 2010) 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MIP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改进版MIPVU。这两种隐喻识别方法都需要借助工具书 (词典) , 以确定词汇的基本意义, 再通过对比词汇的基本意义和语境意义, 从而判断该语境意义是否具有隐喻性。已有不少学者利用MIP或MIPVU对真实语篇中的隐喻进行了识别, 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如Boeynaems et al. 2017;Bratic' & Stamatovic' 2017) ;也有学者对其进行修改, 并用于识别汉语语篇中的转喻 (Zhang et al. 2011, 2018) 或隐喻 (Lu & Wang 2017) 。然而, 对于大规模语篇而言, MIP和MIPVU都将涉及大量的人工标注, 耗时耗力。

2.2.2 隐喻、转喻的 (半) 自动识别

隐喻、转喻的 (半) 自动识别不仅是认知语言学关注的话题, 也一直是自然语言处理的核心难题 (Shutova & Teufel 2010;王治敏 2006, 2008;王治敏、俞士汶 2007;贾玉祥, 等 2009) 。隐喻、转喻 (半) 自动识别研究大致有两种取向。第一种是基于规则约束的识别方法, 主要依靠选择限制或偏好来进行隐喻、转喻识别 (Fass 1991) 。这类基于句法—语义规则的识别方法, 在实际运用中遇到了难题, 比如for Beijing这样的例子, 并无具体的语言规则来触发转喻义, 但Beijing在某些语境中完全可能转指“中国政府”或“北京市民”。而且, 这类研究主要借助内省例句或单一标注者提供的小量数据集, 无法准确地描绘转喻在真实语言中的使用。第二种是基于统计和机器学习的识别方法。一方面, 可以借助目标词的语义、语法语境, 利用基于实例的语义相似度来完成隐喻、转喻识别任务 (Birke & Sarkar 2006;Nissim & Markert 2003) 。这类研究通常基于大规模语料库, 并建立了统一的标注框架, 开启了数据驱动、基于统计的隐喻、转喻识别先河, 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人工标注大量的训练集和测试集例句, 语义相似度的计算完全依赖于语义知识, 其算法复杂且召回率不高。另一方面, 还可以把隐喻、转喻识别视为一个分类问题 (即分为“隐喻性/转喻义”或“非隐喻义/非转喻义”) , 利用半监督/无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来实现识别任务 (Nastase et al. 2012;Shutova et al. 2013) , 具体可采用基于记忆的学习 (Peirsman 2006) 、最大熵模型 (Gedigian et al. 2006) 等。这类方法只需要少量经过标注的种子集, 减少了人工标注语料的工作量, 但它不重视语言知识, 依靠有限的上下文信息 (通常只涉及目标句前三句语境) 来进行语义分类, 在识别精度和算法扩展性方面都面临着挑战。

2.3 隐喻、转喻理解的加工

隐喻、转喻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主要涉及隐喻、转喻理解的加工顺序, 以及隐喻、转喻信息的加工脑区等方面的话题 (Coulson 2008;王小潞 2009; 孙崇飞 2016;申奥、梅德明 2018) 。

2.3.1 隐喻、转喻理解的加工顺序

关于隐喻、转喻理解的加工顺序, 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假设。第一种是“标准语用模型” (或称为“层次假说”) 。该模型认为, 隐喻理解首先加工字面意义, 当字面意义不成立或与语境不一致时, 再进入隐喻意义加工层面;隐喻义是在对该表达进行字面意义分析并判断字面意义不成立之后, 通过语用推理来获得的 (Searle 1979) 。因此, 隐喻表达 (如My job is a jail.) 的加工会比所对应的本义表达 (My job is bad) 的加工更难:若采用行为实验测量反应时, 隐喻加工的反应时更长。如果接受标准语用模型, 我们预期在理解隐喻表达时会出现前期N400效应——表示字面意义和语境的不协调, 然后再出现一个后期ERP成分——表示隐喻义的可及。然而, 在Pynte et al. (1996) 的ERP实验中, 尽管发现隐喻表达 (Those fighters are LIONS.) 比控制组的本义表达 (Those animals are LIONS.) 引发了更大的N400成分, 但没有发现有效的后期ERP成分。也已有学者通过实证数据证明这种两阶段的加工模型站不住脚 (Gibbs & Gerrig 1989;Harris 1976) 。第二种是“平行假说”:隐喻表达和本义表达的加工涉及同样的认知机制, 并不需要等待字面意义被拒绝后再开始加工隐喻意义 (Glucksberg & Keysar 1990) 。根据该假说, 若N400振幅可以反映本义表达加工的困难, 那么同样也能反映隐喻意义的加工困难。因此, 预期在加工熟悉的隐喻 (如Those fighters are LIONS.) 和不熟悉的隐喻 (Those apprentices are LIONS.) 时, 所产生的N400振幅应该会有差异。第三种是“语境依赖假说”:在拒绝字面意义之前, 语境有助于发现隐喻意义, 当前文语境有关联时, 隐喻意义可直接进入。Pynte et al. (1996) 的实验表明, 隐喻的熟悉度不会影响隐喻的加工, 而语境的关联性会影响:以上述LIONS隐喻为例, 与有关联的语境条件 (They are not cowardly) 相比, 在无关联的语境条件下 (They are not idiotic) , 无论隐喻是否是熟悉的, 在N400以及600-1000毫秒处都会产生负的ERP效应。语境对隐喻加工的作用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Prat et al. 2012; Yang et al. 2013等) 。

2.3.2 隐喻、转喻理解的加工脑区

隐喻加工所涉及的脑区也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参见Yang 2014) 。学者借助ERP, fMRI等脑成像实验技术, 以脑损伤病人或正常人为被试, 对隐喻理解的大脑机制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认为, 右脑在隐喻理解的加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Lindell 2006;Mashal & Faust 2008) , 因此, 右脑受损者的隐喻理解能力较差 (Brownell et al. 1990) 。然而, Oliveri et al. (2004) 对隐喻加工的右脑优势假说提出了质疑, 认为某些支持右脑假说的实验在方法论上具有缺陷, 结论并不可靠。比如, 许多支持右脑优势假说的实验采用的是迫选范式, 实验所发现的右脑损伤者的不足并能体现其隐喻理解的不足, 而可能仅意味着右脑损伤者无法很好地完成拒绝实验刺激替代意义的这一任务 (Coulson 2008:183) 。此外, 也有大量研究发现, 隐喻理解加工所涉及的脑区不仅局限于右脑, 还包括左脑区域 (如Coulson & Van Petten 2007;Mashal et al. 2005) 。例如, Rapp et al. (2007) 发现, 大脑在加工本义刺激和隐喻刺激时并没有偏侧性差异, 左脑、右脑都具备加工隐喻意义的能力, 右脑的参与与隐喻性无关, 而和其他因素有关, 如规约性、隐喻义是在词层面还是句子层面呈现、任务复杂性等。

目前, 学界关于隐喻加工的大脑侧化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即便是同一作者, 似乎也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发现。比如, Mashal & Faust (2008) 发现了右脑在隐喻加工中的优势作用, 而其后的研究则未能发现隐喻加工中的右脑优势 (Mashal et al. 2009) 。对此, 我们需要注意, 实验任务、材料、目的、数据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不同都可能造成实验结果的不同 (Gibbs 2013) 。在解读实验结果时, 必须需要考虑实验刺激中隐喻、转喻的类型。例如, Mashal & Faust (2008) 提出的右脑优势仅存在于对不熟悉的隐喻的加工, 对于熟悉的隐喻并不适用;Schmidt & Seger (2009) 发现, 加工简单隐喻时左脑额中回被激活, 而加工复杂隐喻时左额下回被激活;Joue et al. (2017) 观察到, 加工外部转喻 (即, ICM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 颞顶联合区被激活的程度远大于加工内部转喻 (即, 整体ICM和其部分之间的转喻) 。

2.4 多模态隐喻、转喻

要发展概念隐喻、转喻理论, 离不开对非语言类隐喻、转喻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 以Forceville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概念隐喻研究从纯语言层面拓展到图像层面 (Forceville 1996) 。Forceville & Urios-Aparisi (2009) 进一步编著了《多模态隐喻》, 标志着多模态隐喻理论的正式建立。自此, 认知语言学界的隐喻、转喻研究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多模态转向, 隐喻、转喻的非语言表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兴趣。

目前, 多模态隐喻、转喻研究已涵盖了广告、电影、漫画、手势语、音乐等多种体裁。其中, 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转喻最受关注 (Downing et al. 2011;Forceville 2012;Van Mulken et al. 2010) 。例如, Pérez-Sobrino等探讨了多模态隐喻、转喻对观众理解广告内容的速度、深度以及广告感染力的影响 (Littlemore & Pérez-Sobrino 2017;Pérez-Sobrino 2017) 。电影也是多模态隐喻、转喻研究颇为关注的一类体裁 (Coёgnarts & Kravanja 2012;Forceville 2015) 。这类研究将概念隐喻、转喻理论与认知电影研究结合, 探寻电影技术手段 (如镜头的剪辑、拍摄的角度等) 与隐喻、转喻意义构建之间的关系。此外, 漫画 (尤其是政讽刺漫画) 中的多模态隐喻、转喻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Abbott & Forceville 2011;Bounegru & Forceville 2011) 。与广告体裁的正面宣传不同, 此类体裁所涉及的隐喻、转喻多含有批评或讽刺的意义;如何借助多模态隐喻、转喻来传递此类负面意义是此类研究亟需回答的问题。此外, 多模态隐喻、转喻研究还进一步拓展到手势语 (Chui 2011;Mittelberg & Joue 2017) 、音乐 (Pérez-Sobrino & Julich 2014;Zbikowski 2008) 等。体裁或媒介对于多模态隐喻、转喻构建和阐释的影响正是相关研究的重点。Forceville (2008:478) 指出, 是否判断为隐喻、如何阐释该隐喻, 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所出现的体裁, 如广告、动画片、操作指南、网站等。

同时, 多模态隐喻、转喻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跨语言、跨文化差异也值得探究。Lantolf & Bobrova (2012) 分析了美国和乌克兰的啤酒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他们发现, HAPPINESS IS DRINKING BEER和BEER IS A PERSON分别都是两种文化中的主要隐喻和次要隐喻, 但乌克兰广告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隐喻LOVE FOR THE MOTHERLAND IS DRINKING BEER;这种跨文化差异不仅是广告策略的不同, 更能反映出两种文化对于幸福、啤酒、友谊、爱国等概念化的不同。Littlemore & Pérez-Sobrino (2017) 从跨语言的视角考察了广告中多模态隐喻、转喻的作用, 对比了英语、西班牙语和汉语被试在广告理解速度、广告的阐释以及广告带来的心理效果方面的跨文化差异。

3. 隐喻、转喻研究的方法探讨

在概念隐喻、转喻理论提出初期, 学者更多地依靠内省语料来构建理论假设 (Lakoff & Johnson 1980)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者逐渐开始利用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 对隐喻、转喻进行实证研究, 以期对概念隐喻、转喻理论进行完善和修正。

3.1 基于语料库的隐喻、转喻研究

目前为止, 语料库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隐喻、转喻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Deignan 2005;Stefanowitsch & Gries 2006) 。语料库为隐喻、转喻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真实语料, 使研究者摆脱了对语言直觉的依赖, 从而更加系统、客观地对隐喻、转喻现象进行描绘。基于语料库的隐喻、转喻研究在解决以下问题上有着巨大的优势:隐喻、转喻在多维度上的分布差异 (参见第2.1节) ;词汇的隐喻、转喻用法和其本义用法在语言形式上的差异 (Deignan 2006;Hilpert 2006) ;概念隐喻、转喻的语篇特征 (Martin 2006) 等。

从操作层面来讲, 隐喻、转喻语料库研究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从语篇中将隐喻、转喻表达抽取出来。隐喻、转喻的识别方法已在前文提及, 不再赘述 (参见第2.2节) 。在隐喻、转喻标注过程中, 需要注意隐喻、转喻源域和目标域的层级性 (granularity) (Zhang 2016) 。例如, 转喻类型PIECE OF CLOTHING FOR PERSON的目标域可进一步细分为SOLDIER、OFFICIAL、FEMALE、CHILD等子范畴;不同子范畴之间所涉及的转喻各自并不相同 (Zhang et al. 2015a) 。同时, 为了避免研究者标注的主观性, 还需要考虑测量者间信度这一问题。例如, Markert & Nissim (2003) 和Pérez-Sobrino & Littlemore (2017) 分别采用了Cohen’s Kappa系数和Cronbach’s Alpha系数来评估隐喻或转喻标注的信度。

目前, 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利用定量统计方法对隐喻、转喻语料进行数据分析, 以发现隐喻、转喻使用中的规律和趋势。例如, Tay (2017) 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探讨了心理治疗文本中的隐喻特点;Zhang (2016) 利用泊松回归建模量化了体裁和历时因素对于转喻使用的交互作用;Zhang et al. (2018) 采用逻辑斯蒂回归建模考察了转喻分布中体裁和变体因素的交互效应。这种多维度的数据分析思路也顺应了认知语言学采用多元统计的方法论趋势 (张炜炜、刘念 2016) 。

3.2 隐喻、转喻心理实证研究

近年来, 基于心理学、神经科学技术的隐喻、转喻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此类技术有助于观察隐喻、转喻的在线加工机制, 从根本上揭示人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目前, 隐喻、转喻心理实证研究主要采取以下方法和手段:1) 采用行为实验, 测量任务中被试的反应时或对被试的产出进行分析, 如一系列时空隐喻实证研究 (Boroditsky 2001;Duffy 2014) , 也可采用眼动技术记录被试在加工隐喻、转喻过程中的眼球运动轨迹 (Frisson & Pickering 1999;Columbus et al. 2015;陈香兰、段雅超 2015) ;2) 利用脑功能成像技术研究隐喻、转喻这类认知活动的神经机制。其中, 应用ERP和fMRI技术所得的成果尤为注目, ERP技术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 更有助于发掘隐喻、转喻理解的加工顺序 (Lai et al. 2009;Pynte et al. 1996) , 而fMRI技术能有效显示不同脑区或某神经网络的激活情况, 更能反映出隐喻、转喻理解的加工脑区 (Joue et al. 2017;Mashal et al. 2005) 。

尽管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为隐喻、转喻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证据, 在很多问题上隐喻实证研究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对此, Gibbs (2013) 认为, 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实证结果时, 学者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实验设计中的以下四个因素:1) 被试个体因素的不同, 涉及年龄、性别、职业、文化背景等;2) 实验材料的不同, 涉及隐喻的规约性、频率、熟悉度、凸显性、语法结构、音韵类型等;3) 实验任务的不同, 被试所完成的任务可能是阅读理解类、决策类、记忆类、赏鉴类、识别类等;4) 评估隐喻、转喻理解的方法不同, 可采用整句反应时、眼动技术、脑功能成像、理解排序、开放性阐释、绘图等手段。为了排除个体因素和实验刺激带来的差异, 我们在数据处理时可将被试和刺激材料作为随机变量建立混合效应模型 (Baayen et al. 2008;Speelman et al. 2018) 。此外, 在实验设计中, 也需要对实验材料进行多方面的控制。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当前概念隐喻、转喻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实证方法。我们发现, 一方面, 研究重点已从论证概念隐喻、转喻的概念性、体验性、普遍性特征, 逐步转为对隐喻、转喻中的多维度变异的探讨。这种对隐喻、转喻在真实语言使用中变异的重视, 正反映了认知语言学“再语境化”趋势 (Geeraerts 2010;Semino et al. 2013) :要揭示概念隐喻、转喻的规律, 不可脱离其所在的语言文化语境、历史语境、语篇语境、社会语境等因素。另一方面, 既然隐喻、转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机制, 那么它们就不仅停留于语言层面, 也体现于图像、手势、声音等感知符号系统, 多模态隐喻、转喻研究的兴起, 为概念隐喻、转喻理论提供了非语言层面的证据。

无论是从研究问题还是研究方法来看, 隐喻、转喻研究已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隐喻、转喻识别方法的开发不仅需要借助概念隐喻、转喻理论, 还离不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支持;隐喻、转喻语料库的建设和标注也需要语言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统计学等多方面人才的跨学科协作;多模态隐喻、转喻的研究需要与广告学、电影学、商学等学科进行对话;隐喻、转喻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与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更是密不可分。我们认为,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概念隐喻、转喻研究需要进一步突破学科桎梏, 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 以期产生更多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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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 张勇晨

编审 | 赵耀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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