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经典 | 雷圭元谈图案创作
不久前，《装饰》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展”，作为优秀期刊之一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展出。
一本刊物，折射着一个时代。创于1958年《装饰》杂志，在六十余年的办刊历程中，始终紧随时代，将各个时期的设计面貌鲜活地呈现出来。
为迎接国庆节的到来，我们特别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重温经典”，回顾以往刊载于《装饰》上的旧文，与读者一同回眸中国设计的发展历程。
今天重温的是，雷圭元1959年的旧文《再谈谈图案学习上的几个问题》。
学习图案从何处入手，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入手，是整个工作的开端，从一系列复杂的环节中抓住它主要的一环。
学习上的开端，是一把开门的钥匙。
1963 年，雷圭元（左二）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图案班”（1962 年学院唯一招生的专业：日用工艺品美术设计专业）学生讲评图案课作业
学图案，我认为主要是把握一定的造型，一定的色彩，用艺术的手法组织起来，使局部服从整体，整体统帅局部的工作。
学习一开始，首先必须明确这一点，逐步养成全面思考的整体观念，是十分重要的。
造型、色彩、组织三者如果不联系，孤立地各行其是，矛盾不能统一，结果是很难产生满意的图案。
譬如：一个造型优美的瓷碟子，在碟子的边线上，加上一圈比例适当的蓝色的边线，足够成为完整的图案了。因为它的整体性非常明确。
相反地，如果不加考虑随便拿别人的画稿，画在这个瓷碟的不适当的部位，即使花去许多精力，却不是一种好的图案，因为没有从整体入手，因而得不到整体。
也有这样一种图案：造型、色彩都很美，就是不讲究组织结构，杂乱无章地东一块色彩、西一堆花纹。假使用这种办法装饰瓷碟子，那么，人们宁愿要一个朴素大方的蓝边瓷碟子，不愿意要一个画得不成章的花碟子。这种图案是好图案吗？当然也不是。
图案的造型、图案的色彩、图案的组织，顾名思义，一定是“图案的”。
这个观念，在一开始学习图案时，在思想上首先要明确。如同诗歌是诗歌，散文是散文，话剧是话剧，歌剧是歌剧一样各有自己的特点，在形式上各有区别。
图案的造型，绝不等于绘画的造型，图案的用色，绝不同于绘画的用色，图案的组织也不会和绘画的组织一样，不能混为一谈，而且绝不可以混淆。
但是它又不能与姊妹艺术绝缘，好比酒同水，酒是酒，水是水，但酒和水不能绝缘。然而互相却不能代替。
可以在图案的领域中利用一些像绘画的手法之类的东西，加强图案的艺术效果，就像绘画也可以利用图案中某些因素，加强绘画的艺术效果，其作用相同。
陶瓷设计稿，雷圭元，32.2 厘米×25.8 厘米，1940 年
为什么要这样分清？为的是找对了门路，有利于登堂入室，有利于把图案的规律下决心掌握到手。拿到了主要一环，一切可以迎刃而解。
脚踏两条船，摇摆不定，思想不集中是学不好一门学问的。勉强去做，也会弄得酒不像酒，水不像水，叫人辨别不出真味来。
图案的造型为什么只能是图案的造型呢？因为它是图案的容貌。为什么图案的色彩只能是图案的色彩呢？因为它是图案的服饰。为什么图案的组织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呢？因为服务的对象限制了它。它，不像绘画那样不受拘束，这个局限性形成了它独特的风格，也产生了它本身的规律。
图案的造型，虽然不同于绘画的造型，但是通过具体形象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是一样的。
图案的色彩，虽然不同于绘画的色彩，但利用色彩的效果吸引人，是一样的。图案的组织，虽然不同于绘画结构，但以此来笼罩全局，发挥艺术的感人力量是一样的。
图案，要求创新，这和其它姊妹艺术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圭元图案集》：陶瓷设计稿，25 厘米×29 厘米，1941 年
学习图案的时候，如果仅仅依赖前人所创造的图案资料，拼拼凑凑，集成一种图案，就像八股文章，味同嚼蜡。
这样做工作，会带来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贫乏。
古代的图案资料，真像宝库中的珍宝，丰富得很。造型、色彩、组织结构，千变万化。随便拣一点，一生都用不完。但是问题却在另外一方面，作为个人研究提高则可，作为推广则有所不可。
为什么呢？因为凡百事物是在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人的美感也在变化着、发展着。
古代图案之所以丰富多彩，主要是由于变化、发展而来的。总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否则，夏鼎商彝，不会进博物馆，“晋代衣冠”不会“成古丘”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了古人的图案创作，主要的源泉是来之于自然，取之于生活。惟有这样才能一代超过一代，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学图案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抱负。
就像明代以前的优美的服装，在美学上无可非议。但今天，为新的服装所代替了，适应于当时服装上的造型、色彩、组织等艺术处理手法，难道能完全不变吗？建筑上，曾在封建社会气概万千的“大屋顶”，在美学上也无可非议。但是，难道我们竟创造不出比它更气魄的建筑造型吗？事实上，“大屋顶”也成了尾声了。
生活一改变，为生活服务的一切图案也不能不改变。抱残守缺总敌不过群众革命的劲头，青年人的朝气。
青年人喜新厌旧，亦是情理之常。
但是，图案也和其它的姊妹艺术一样，有它自身的继承性。
青年人，对自己祖国的工艺美术史、图案纹样史的知识比较浅薄。由于知识不足，容易对古代的遗产，抱全部否定的看法，认为古代的图案是封建的“过时”的东西，不屑一顾。
旧样翻新，雷圭元，20 厘米×15.7 厘米，1941年
唐瓷花文新用途：刺绣靠枕、藻井装饰、漆器图案
旧样翻新，雷圭元，20 厘米×15.7 厘米，1941年
唐瓷花文新用途：刺绣、漆器图案
这种态度，必须纠正，因此要重视遗产的学习。
学习遗产的主要目的，是养成对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具备敏锐的辨别能力，丰富自己的图案知识，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从而推陈出新。
假使把遗产奉为惟一的典范，创作图案处处要“对证古本”，岂不成为考据家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中国图案确实有一段时间，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低落了，至今还有残余的影响。但不能笼统地认为“今不如古”，也不能片面地要求把博物馆中一些好花样搬到群众面前，就可以“万事大吉”。
事情不那么简单。其道理何在呢？
中国日用品上的图案，到清朝中叶，渐渐失去了图案上的“主权”。封建的、古典的典范中渗入了资本主义末期没落的虚伪的毒素。一般说来是低级趣味的“洋式”与西太后所喜欢的“烦琐”混杂而成了奇怪的“中国式”。
由洋商、买办提倡，从沿海一带流播到其它各大城市中，从建筑到室内布置，从吃的到穿的，都弄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美其名曰“文明”。其实以文明为招牌来推销图案上的“劣货”，对民族形式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极大的侮辱。
图案上这种不健康的情调继续存在了整个世纪。民间图案的健康、明朗、崇高、朴素的风格，被这股怪风所吹起的烟雾给蒙蔽了。颓废、庸俗、“黄色”的图案像污水流入了祖国大地。
另外一方面，所谓“有识之士”，办学堂，兴实业，把西洋一套图案教学法也带进了学堂。图案的法则开始见之于教科书中，小学、中学、专科学校都把它视为规范。由于它具备一些科学的理论基础，很快为青年所接受，直到如今。虽然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没有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由于它没有和生产结合，只是在课堂上一代传授一代。
解放以后情形大不相同了，培养了一批新人，输送到生产岗位上去，总算是学有专长，学以致用。虽然根底尚浅，知识尚不够丰富，但条件比旧社会好，和群众接触的机会也多，青年一代有不少突出的人材，用图案这门艺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创造了不少为群众所欢迎的新图案。
但是，问题还不少。现在顺便提出几条来和同志们商讨，给初学图案的人作为参考。
一、过分强调了“法则”；科学的分析代替了艺术形象思维
这是一个图案教学上的问题。图案的美的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理解它，熟悉它，很有必要。如造型上的对称与平衡，色彩上的对比与调和，构图组织上的变化和统一等法则，凡是学图案的必须懂得。再如，“单独纹样”、“适合图案”、“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构成方法，是前人遗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学习之后，对创作省掉了不少重新摸索的时间和精力，有利于推陈出新。
这些法则都是“规矩”，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
但规矩只是工具。
认为学会了这些法则，就能创作，那就错了。工欲善其事，必须利其器，因此，学习的时候，必须严格、认真学习基础图案。问题在于要善于利用工具。工具是由人来掌握的，图案是人的理想之物，人的理想不是由工具来决定，是由人的世界来决定。所以，科学的法则不能代替艺术形象思维。学图案的人，如果不在艺术修养上下工夫，图案可能画的很“对”（合乎法则，循规依矩，合乎古典的规范）。但是缺乏思想性、艺术性、创造性，也仅停留在技术的熟练而已，这样的图案拿什么来感动人呢？
这是一个值得提出来商讨的问题。
二、把“写生变化”看成惟一的创作依据，强调自然规律，忽略了意境
这也是教学上常常遇到的问题。变化，究竟怎样变？把同学难倒了，有时也把老师难倒了。其实是把不必要的束缚当成了困难。什么束缚呢？我认为是片面地把自然的生长规律强调成为变化的根据。往往越是把它提到重要地位时越难达到图案美的效果，越面对了自然的形象，越没有办法，结果是越来越被动。人们之所以要创造图案，其动机是由于生活中需要某种图案而又缺乏某种图案。假使古已有之，自然也有之，那就不必创造了。
所谓写生变化是把自然之物，改变为理想之物，这是图案艺术的特点，它不同于绘画者也在这里。
如果能做到思想上不依赖自然，不依赖古人，了解自然，改造自然，了解古人，超过古人，这叫做思想上起了变化，思想变化走在前，图案变化也就越来越明确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所谓“文明”其实是怪样儿的图案，之所以低级就是没有进步的理想，革命的理想。我们要和这种“传统”决裂，才能解放思想。图案是人类装饰当时生活的理想之物，是为文化也为政治，所以，不能等闲视之。
理解自然物的生长规律是必要的，因为通过它可以认识美的法则，但不能误解为写“真实”。在这个问题上也给学习带来了苦恼。画什么花，一定要叫出名堂来。画鸟，一定要数羽毛的根数。这是以画教课书的插图一样来画图案。学生看到古代的、民间的、少数民族的图案上的花鸟并不“真实”怀疑它不科学。
看看自己画的图案，够“真实”但“洋味”太重。
夹在中间，不上不下，进退两难。
有自作聪明的人把齐白石的画代替图案，免得自己去变化，免去了许多麻烦。其结果是把图案的价值和作用、绘画的价值和作用都降低了。
由于怕犯形式主义而写“真实”，几何形的图案退居极其次要的地位了。
花花，草草，盛极一时，形成图案风格上的一“花”独放。花布上是花花草草，床单上是花花草草，枕套上是花花草草，脸盆上是花花草草，草帽上是花花草草，儿童的汗衫上也是花花草草，而且都是“科学”的花。
生活中确实是需要花，它可以陶冶性情。
但从早到晚，从街头到室内看不完的“花”。确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
图案设计稿：壁纸，雷圭元
发表于《艺风》1935 年第3 卷第2 期，尺寸未详
图案设计稿：壁纸，雷圭元
年代未详，26 厘米×19 厘米
图案设计稿：壁纸，雷圭元
年代未详，25.6厘米×25 厘米
三、日用品的图案设计追求欣赏品的效果，结果是动机好，效果并不好
日用品和欣赏品要有个分别，如痰盂上印上齐白石的画，叫人蹲下去欣赏，大可不必了。花布上印满了齐白石的画（连年龄、签名、图章都照抄了），穿了这身衣服，是给观众欣赏名画呢，还是给荣宝斋做广告，令人不解。绘画的某种表现方法，可以利用来丰富图案，但不能拿原来供欣赏的独幅画代替图案。
日用品的整体设计，包括使用方便在内，以造型、色彩为主要构成条件，必要时加些花纹，绝不要锦上添花，画蛇添足。像钢笔、手表、提包、鞋子、帽子、衣服、茶具、餐具、烟具、收音机、电视机、汽车等造型和色彩，总以单纯、雅致为宜。天天与人接触，刻刻与人见面的东西，花花绿绿，闹闹嚷嚷，也会搅扰使用者的情绪，对休息也有影响。同时许多日用品放在一起，花纹、色彩太庞杂了，也会弄得像“庙会”一样，精神不得安静。
日用品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应该和欣赏品分一下工，对两方面都有好处。
日用品的造型，是随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是富有时代性的，群众对日用品的“时式”是很感兴趣的。群众不会要求汽车的造型继承于轿子，电灯的造型继承于煤油灯，玻璃酒杯的造型继承于爵杯或羽觞。我想这方面不需要“对证古本”。应该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日新月异，倒是日用品所追求的艺术方向。
《圭元图案集》：灯具设计稿，25 厘米×29 厘米，1941 年
图案设计稿：壁纸，雷圭元
年代未详，13.7 厘米×11.8 厘米
四、把图案作为教育工具与绘画等同起来，结果是既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目的不明
图案本身有它的特定任务，即服务于美化人民的生活，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但是所谓教育意义又和其它姊妹艺术有所分工。它不同于绘画，也不同于鼓动宣传画。
尽管这样也绝不减低图案为政治服务的作用。我们常常遇到要求图案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反映政治斗争，否则就认为图案是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这是一个片面的看法。
曾经看到云南建水出产的陶器——云南的特产“汽锅”。是蒸鸡的器皿，上面刻了一句标语：“遵守纪律”。这样一来，好像政治性很强了，其实把吃饭和政治教育等同起来，反而把政治庸俗化了。
另外一件作品是福建漆的笔筒上写着“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格言，使这个笔筒使用者的范围受到局限。
又看见一套福建漆的文具上，画了一个人在扫地，大概是利用这块小小的园地来宣传清洁卫生吧？
诸如此类的图案题材还不少，最多的是枕套、汗衫上印上政治标语口号。
图案的使命，图案服务对象，如果不明确，就给学习图案的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影响了图案艺术水平的提高。踌躇不前，进步就比较慢了。
以上这些问题，仅仅是在工作中遇到的或想到的一些问题，借“装饰”的一页，作为座谈提出来，就教于关心图案的同志们。
客厅布置设计，发表于《良友》1936 年第1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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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字 |《装饰》1959年总第7期
图片 |《装饰》2016年第6期，郭秋慧：《“古今中外 以我为主”：雷圭元设计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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