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根等 | 探索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路径

作

者

李喜根：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张静：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霁雯：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数字新闻伴随互联网诞生，至今已有20多年。数字新闻实践的发展呼唤与之相关的理论建设。因此，探索、发展与创新数字新闻理论，回答数字新闻实践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成为新闻传播学界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数字新闻研究文献的梳理，阐释数字新闻的内涵以及数字新闻研究态势，分析数字新闻理论研究视角，探讨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数字新闻理论的方向和任务，在借鉴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和跨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探索我国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路径。

【关键词】数字新闻；新闻理论；传播学理论；理论创新；社会科学方法

引言

数字新闻(digital news)，即经由数字技术平台和运用数字技术处理、发布和传播的新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新闻行业发布与传播新闻的主要方式。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是媒体运用各类数字技术手段采集、处理新闻信息并通过数字平台向受众发布新闻信息的专业领域；也是新闻传播学界以数字新闻和相关新闻传播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包含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学术领域。作为新闻传播的实践方式，数字新闻从互联网诞生起就已经开始运作，至今已有20多年(Palmer & Eriksen，2000)。但是数字新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尚待逐步建立与完善。与数字新闻相关的理论建设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这里的理论指的是社会科学范畴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实证观察和研究所构建和检测的实证理论(positive theory)。理论的作用在于说明与预测相关现象，对深入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给予指导与启示，理论自身也在研究过程中接受检验并获得发展。理论对于相应的新闻实践也有指导作用。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结果能够揭示新闻传播规律，有助于提高新闻传播影响力、媒体公信力。数字新闻实践的发展呼唤与之相关的理论建设。数字新闻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数字新闻作为一个主要信息传播领域但用以阐释数字新闻实践的理论研究却相对缺乏的状况。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数字新闻已经有一些研究，但是用于探索、分析与阐释其规律的理论研究至今尚处于探索阶段。数字新闻实践的发展需要新闻传播学者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对于数字新闻理论的探索与创新不仅可以改变阐释数字新闻实践的理论相对缺位的状况，而且可以为深入开展数字新闻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学术资源。因此，探索数字新闻传播现象，发展与创新数字新闻理论、回答数字新闻实践对数字新闻研究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成为新闻传播学界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全新挑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数字新闻研究文献的回顾和梳理，阐释数字新闻的内涵以及数字新闻研究态势，分析数字新闻理论研究视角，探讨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数字新闻理论的方向和任务，在借鉴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和跨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探索我国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路径。

一、数字新闻国内外研究态势

本文对数字新闻研究文献的梳理从阐释数字新闻的定义和内涵开始，之后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数字新闻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探讨国内外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对于数字新闻理论发展的意义与推进作用。

(一)数字新闻定义与内涵

20多年前互联网把我们带入数字新闻时代。数字新闻作为一个专业领域，指的是以数字技术为手段、通过数字平台选取、解读、编辑、发布新闻信息的社会活动。依托于数字技术的数字新闻在国内的具体实践以及数字新闻呈现形式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种方式：数据新闻、虚拟现实新闻、智能媒体新闻、媒介融合以及移动媒体新闻(常江、杨奇光，2020；赵如涵、吴心悦，2020)，具体业务包括新闻生产、呈现、发布、互动等各个领域。国内学界对于数字新闻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有学者在对1961—2019年我国数字新闻研究的历史考察与话语变迁的研究中发现，“数字新闻”概念的发展始终与技术变迁、机构转型、政策规范等保持复杂互动关系(赵如涵、吴心悦，2020)。数字新闻既有新闻赖以生产和传播的技术含义，也是对以数字形态编制、发布新闻的统称。

数字新闻塑造新技术和信息传播平台，同时受新技术和信息传播平台影响(Steensen et al.，2019)。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阐释数字新闻的定义与内涵。有学者以实践特性定义数字新闻，认为数字新闻是以网络方式生产、发布和消费有关公共事务的新闻和信息，网络环境为其提供生存和扩展空间(Waisbord，2019)。有学者从学术视角定义数字新闻，提出数字新闻是以数字化形式体现哲学、规范、惯例、价值和态度与社会关系的具体方式(Duffy & Ang，2019)。也有学者以社会视角来定义数字新闻，认为数字新闻通过采访、报道、文本生产和辅助沟通的实践，反映、回应、影响数字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文化、经济逻辑(Burgess & Hurcombe，2019)。数字新闻包含与数字化之前和非数字化新闻形式同样的期待、业务、功能和局限；与非数字新闻相比，只是生产与发布新闻方式有所不同，而非不同的信息传播种类(Zelizer，2019)。有学者根据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访谈总结数字新闻的特性，包括使用新技术、快速及时、贴近受众(Perreault & Ferrucci，2020)。“数字”的意义已经超出以0和1来编码信息。这里的“数字”既不关乎信息的具体特征，也不是信息技术的特性，而是涵盖由技术创新支持的网络形式社会行为的新兴领域。由此，“数字”突出了新闻工作与新闻报道机构和结构的转型(Waisbord，2019)。数字新闻被赋予丰富的社会含义和信息传播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内涵(Robinson et al.，2019)。因此，数字新闻本身包含多重含义。它首先是一种新闻存在与表现形式，其次是新闻生产、发布和传播方式，最后是新闻作为社会公器所包含的社会关系。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需要关照这些不同方面。

中文语境下数字新闻中的“数字”主要涉及新闻传播手段和平台，本身具有明显的技术特性。由于对数字新闻概念内涵尚不明确，数字技术只被看成新闻生产的前提，而以社会科学方法探索数字新闻与社会关系内涵的数字新闻研究较难入手，因此新闻传播学界较少关注数字新闻研究，更多关注以数据作为信息来源生产新闻和新闻本身包含数据的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

数据新闻是数字平台上运用各种技术手段生产、传播新闻方式总和的数字新闻的一种具体形式(秦静、潘玉，2015；秦艺轩、张淑华，2016；沈浩、罗晨，2016)。前《卫报》数字编辑西蒙·罗杰斯(Rogers，2008)在《卫报》网站发表的一篇博文中提出了“数据新闻”的概念，他把数据新闻描述为“运用数据制作出从技术层面看起来有趣、具有互动性能的视觉化新闻信息”。数据新闻中数据的主要形式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数据库及其他数据资源，其中符合新闻选题的数据被用于新闻分析(唐铮、李开宇，2020)。可视化、互动性、数字叙事被认为是数据新闻的核心特征(杨奇光，2018)。张超(2020)从梳理数据新闻的历史出发，探寻数据新闻“数据”一词的内涵演变，指出“数据”内涵逐渐泛化。

数据新闻作为数码时代的一种显著新闻形式，也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数据新闻研究涉及数据新闻特性(Loosen et al.，2020)、新闻的生产流程、报道内容，新闻记者的数据素养及其提升路径(Borges-Rey，2016)、数据采集与使用的伦理道德问题(Fairfield & Shtein，2014)，以及数据新闻客观性问题(Tong & Zuo，2021)。除了新闻业务问题，研究还涉及与数据新闻相关的理论问题(Ausserhofer et al.，2020；Zamith，2019)，数据新闻与社会事务的关系包括新闻文化、媒介市场和政治环境对数据新闻的影响(Appelgren et al.，2019)。

(二)国内外数字新闻研究

1.国内数字新闻研究

通过对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对于数字新闻的研究集中于数字新闻的实践层面，主要包含两大议题：第一，分析与解释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业如何从传统新闻传播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第二，在数字化条件下新闻生产与发布如何创新(白红义等，2021)。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重视探讨新闻数字化面临的实践问题，包括对于数字技术的认知与态度(丁方舟、韦路，2015；张伟伟，2018)，媒体转型带来的工作方式变化(何瑛、胡翼青，2017；王侠，2019)以及创新形式对受众接受新闻的影响(朱述超、万洪珍，2015；周葆华，2019)。此外，数字时代的媒体融合也是一个主要研究领域(陆晔、周睿鸣，2018；杨奇光，2018)。

作为数字新闻的一种具体形式，数据新闻实践提出了有关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下发挥作用和传播效果的新问题，对于数据新闻传播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检验和发展数字新闻理论。国内近年发表的关于数据新闻的文章有对国外数据新闻研究的介绍(张帆、吴俊，2016)，但是大部分是媒体实践探讨和个案研究，包括考察媒体的数据新闻生产方式(钱进、周俊，2016)、互联网媒体的数据新闻生产特点(方洁、高璐，2017)、基于大数据的新闻内容生产效能(唐铮、李开宇，2020)、数据新闻的专业化(李逸凡、薛国林，2015)、广播电视的数据化尝试(张锐、姜楠，2016)，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王悦、支庭荣，2016)。此外还有一些有关算法推送新闻的研究(崔迪、吴舫，2019；毛湛文、孙曌闻，2020)。

这些有关新闻数字化以及数据新闻的文章，多数专注于对相关新闻现象的讨论，较少运用从对新闻实践观察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回答有关数字新闻实践重要问题的研究。文献梳理发现，数字新闻，包括数据新闻主题下的研究，除了少数涉及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胡灵舒，2016；张淑玲，2018；周葆华，2019；唐嘉仪，2020)，多数讨论数字新闻的具体特性和相关业务问题，一般不涉及有关数字新闻的理论问题(邓备，2016；李晓飞、李欣人，2017；刘丹凌，2017)，偶有学者探讨与数字新闻传播相关的理论问题(吴小坤，2017)。这类对数字新闻现象和相关业务的探讨，并不以分析和阐释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适用性、检测和构建数字新闻相关理论为目的。在对数字新闻的具体探讨中，也缺乏以理论构建和发展为目标的基础概念化和充分的理论解析与阐释。

2.国外数字新闻研究

国外学者对数字新闻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主要探索数字技术的兴起带来的新闻生产、新闻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Eldridge & Franklin，2018)，既有关于媒体平台和技术环境，即网络与社交媒体环境对数字新闻的特征、数字新闻作为反映社会变化手段的影响的研究，又有技术层面以外数字新闻带来社会变化的研究(Kawamoto，2003)。国外学者尤其注重以社会科学方法探索与阐释数字新闻的传播过程，揭示数字技术与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带来的新闻传播现象的变化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Eldridge et al.，2019)。

数字新闻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对数字新闻的研究也在探索之中。有学者认为不能只把数字新闻看成是新闻学的一个分支，那样不仅会限制它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潜力，而且会忽略其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应该把数字新闻看成一个新兴领域，数字新闻带来的变化不仅在于现有新闻机构的转型，而且在于新的多样态机构的产生以及随之发展起来的截然不同的规范与价值(Eldridge et al.，2019)。有学者以批判眼光审视数字新闻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提出以比较研究方法取代案例分析，增加世界不同地区研究成果交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构建理论框架，用来说明数字新闻的影响因素和复杂效果(Wright et al.，2019)。

《数字新闻》期刊这样定义数字新闻研究：数字新闻研究意在批判性地探索、记录、说明数字化与新闻、传承与变化的交互关系，努力聚焦、概念化、理论化由上述交互关系给数字新闻持续带来的矛盾、建构、力量失衡和争论(Eldridge et al.，2019)。有学者认为，数字新闻的新兴特征反映在算法、自动化、网络化、大众分享、一键发布等带来的转型，从整体、背景、缘由加以理论阐释就成为数字新闻研究的主旨。学者从转型中寻找新兴理论，揭示新闻转型带来的规范变化与发展以及社会各方互动角力的态势。因此，概念化、理论化数字技术兴起带来的新闻生产、新闻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寻找并采用新兴理论阐释数字新闻实践中的现象与问题，是数字新闻研究的重点。

1)数字新闻研究要览

20世纪90年代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国外学者对基于数字平台的新闻传播现象的研究包括以下方面：

①数字新闻环境下的媒体报道、信息流向与新闻创新；

②数字媒体生存与发展；

③社交媒体兴起对新闻信息传播和舆论的影响；

④数字新闻环境下的信息把关；

⑤数字新闻环境下的新闻伦理；

⑥数字新闻媒体社会责任及其影响；

⑦数字新闻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

⑧数字新闻理论研究与创新。

这些具体研究领域有的为理论发展提供实践材料和实证依据，例如，数字媒体生存与发展、数字新闻环境下的信息把关；有的与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直接相关，如数字新闻理论研究与创新。这些研究不论涉及新闻实践还是注重理论问题，都为数字新闻理论发展和创新开辟了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其中，以下三个研究方向对数字新闻理论发展的意义尤其值得关注。

首先是数字媒体的生存与发展，涉及数字新闻媒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困境、数字新闻业为适应数字环境工作方式的变化。新闻在数字时代如何生存是学界和业界面临的重要问题(Jääskeläinen & Yanatma，2020)。一项对美国50家报纸的研究发现，愿意付费订阅报纸在线内容的读者很少，依靠读者付费订阅数字内容难以支撑报纸在数字时代的生存(Chyi & Ng，2020)。一项对37篇研究付费获取新闻论文的分析发现，虽然付费获取新闻与消费者类型、新闻产品相关，但是很少有研究涉及心理需要和动机与数字新闻需求的联系。影响付费获取新闻的因素仍不清楚(O’Brien etal.，2020)。Erzikova和Lowrey(2017)对俄罗斯传统媒体记者数字化实践的研究发现，记者从事数字在线新闻工作的能力有限。鉴于数字新闻业并未产生大量的经济收入，管理者没有动力进行变革。Deuze(2017)对全球新闻初创公司的调查发现，新闻业正朝着“后工业”的模式发展，新闻工作越来越多地与公众灵活合作，收集、制作、共同生产和传播新闻(Powers& Zambrano，2016)。这些研究虽然考察的是数字媒体面临的实际问题，学者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分析和解释数字媒体生产和发展的理论路径。

其次是数字新闻环境下信息把关和舆论研究。以把关人理论审视数字新闻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于数字新闻理论发展具有显著意义。研究问题包括：数字新闻环境变化使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作用发生哪些变化(Livingston & Bennett，2003)？媒体使用者参与信息发布使把关人角色发生了哪些转化(Harrison，2010；Singer，2014)？研究发现，网络时代媒体从业者新闻把关人的角色已经被网络巨头谷歌之类的网络内容控制者所取代(Barnett et al.，2017)。大数据时代新闻把关人包含更多技术和数据成分(Wallace，2018)。社交媒体通过发布新闻成为反映和影响舆论的重要平台(McGregor，2019)。这些基于数字新闻实践的研究探讨的是数字新闻把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最后是数字新闻理论研究与创新，回答数字新闻时代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其中既有对数字时代新闻理论的总体考察，也有对适用理论的专题研究。例如Steensen和Ahva(2015)对《新闻学》(Journalism)和《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两份期刊2000—2013年发表论文的9000多个关键词和195篇论文摘要的分析发现，有关数字时代新闻的研究逐步显示更多的理论意识，所采用的理论方法也日益呈现多样性。适用于数字新闻的理论研究也取得新进展。Wallace(2018)提出了发展数字新闻环境下把关人理论模型的三个步骤。Domingo等人(2015)提出，用成员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来阐释媒体、公众以及不同社会参与者在新闻生产、使用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这些研究直接反映了近年来数字新闻理论研究成果。

2)数字新闻研究方向

虽然数字新闻实践已有20多年，数字新闻理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目前国外有多份期刊致力于研究数字时代与新闻相关的问题，包括《新闻学：理论、实践与批判》(Journalism—Theory，Practice and Critic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以及近年出版的《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都在积极探索与数字新闻理论有关的问题和数字新闻理论发展创新方向。综合这些期刊近年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有学者发现，有关数字新闻研究中适用的理论框架有时难以确定甚或完全缺失，数字新闻理论研究任务迫在眉睫。学者在对数字新闻的研究中需要清楚认识数字新闻内涵，对数字新闻的基本概念进行阐释和辨析，包括相对于传统新闻学研究，哪些方面需要继承，哪些方面需要创新(Eldridge et al.，2019)。面对数字新闻发展提出的理论问题，需要明确数字新闻理论创新与发展任务。作为数字新闻研究的导引，根据学者提出的有关数字新闻的概念和关注的关于数字新闻的重要问题，《数字新闻》期刊提出以下五个方面作为深入开展数字新闻研究、探索数字新闻理论的方向(Eldridge et al.，2019)：

①解析数字新闻继承和变化之间的矛盾关系，避免只强调创新而忽略之前的新闻实践常规。

②继承与现有理论和概念相关的学术研究，开展有助于增进对数字新闻理解的跨学科探索；挑战那些占主导地位但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

③着力探索如何在数字领域定位新闻，避免将研究限制在新闻生产、发布或消费的熟悉领域，或局限于可以辨识的内容形式。

④重新考虑新闻与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将数字新闻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⑤推进对社会公众与各类新兴和现有机构之间角力的研究，包括那些影响新闻和技术或受到新闻和技术影响的社会活动，即以社会科学方法探索与数字新闻相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数字新闻》在总结数字新闻理论研究的同时明确提出数字新闻理论研究方向，将该刊作为学者提出新概念和理论的论坛。这些概念和理论既承认传统研究方式或既有观点的重要性，又对其提出挑战。研究成果反映了继承和变化：继承是指从现有理论框架或者概念出发；变化是指不断发现和研究数字新闻领域的重要进展。数字新闻研究成果不仅能用来说明和预测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揭示数字化时代媒体信息传播规律，而且能用于改进数字新闻实践、为制定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政策提供依据(Eldridge et al.，2019)。

国外学者对数字新闻理论研究的展望，同样适用于国内对数字新闻理论的研究。数字新闻研究不仅要探索新闻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回答媒体数字化转型提出的各种业务问题，而且要对新闻现象进行理论阐释，揭示数字新闻传播规律，构建说明和预测数字化时代新闻传播现象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通过对数字媒体时代媒体管理人、新闻记者、自媒体人和政策制定者互动的理论化阐释，充分显现数字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社会意义(Eldridge et al.，2019)。

二、数字新闻理论研究视角

数字新闻理论研究可以有不同方式，从不同视角探索并创新理论。国内外学者对数字新闻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理论的更新和发展开展有益的探索，从不同视角探索数字新闻理论研究路径。国内学者偏向从数字新闻实践视角探索理论问题，偶尔涉及理论检测与构建。国外学者则更多思考数字新闻实践之外的理论问题和数字新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如何从现有理论出发去发展和创新相关理论。这些从不同视角探索数字新闻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字新闻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考与探索空间，对新闻传播学界开展数字新闻理论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理论研究与创新思考

关于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角度，国内学者已有一些基于深入思考的阐述与研究。张涛甫(2015)提出了知识、价值和规范三个衡量维度，认为当前新闻学界与其他学科相比，缺乏中国语境下理论框架的突破。因此，知识维度要加强对新闻理论知识的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价值维度要为中国新闻理论提供一套明确的价值预设与意识形态基准；规范维度须注重为新闻传播研究提供研究范式和知识典范。骆正林(2019)根据麦奎尔对传媒理论的阐述，将新闻学理论划分为日常经验理论、实用操作理论、新闻规范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四种类型，提出新闻学研究需要不断创新研究范式，规划新闻学的理论谱系。有学者尝试用不同理论视角分析媒体数字化现象。常江(2020)根据对三位国家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探索“数字新闻学”相较于传统新闻学在四个方面的范式突破，包括数字技术生态性角色、数字新闻从业者技工化、新闻业形成的情感网络和数字新闻业的价值重建。文章还从价值内核、核心概念、研究实践和批判理论四个方面说明建构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具体维度，认为“数字新闻学”具备成为一种新的新闻研究范式和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条件。此外，还有学者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从不同视角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带来的变化，对媒体数字化转型作出理论化解读(白红义等，2021)。

这些对理论发展的思考和对数字新闻实践基于不同理论视角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理论研究的要义，但是也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对现有新闻传播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忽略了用源于社会科学理论的传播学理论来阐释数字新闻现象、通过实证研究来检测相关数字新闻理论、构建和发展基于社会科学的数字新闻理论体系。例如，常江(2020)关于理论体系的想象与建构的文章以规范理论来界定数字新闻学的价值内核，忽略了与新闻传播密切相关且有丰厚积累的大众传播理论对构建数字新闻学理论的作用。骆正林(2019)关于新闻理论体系创新的文章介绍了四种理论类型，但未充分说明不同理论对于认识与理解新闻传播实践及其规律的作用与价值差异。日常经验理论和实用操作理论并不是理论，只是借理论之名说明日常经验和操作规程。规范理论是一种价值标准，反映理想追求，无需实证检验。只有社会科学理论是经过研究证实的关于研究对象的规律性认识。该文介绍了传统理论新闻学的三个基础性理论：新闻自由理论、报刊的四种理论、新闻专业主义。这些基础性理论不包含社会科学理论。而恰恰是社会科学理论的缺失，使得国内的新闻传播研究多为分析业务实践的个案研究和对策建议，缺乏理论指导下通过对新闻实践的系统观察探索新闻传播现象规律的研究，难以积累以社会科学方法开展新闻传播研究所获得的规律性知识。采用其他学科理论对数字新闻实践所作的分析提供的只是对相关新闻现象的解释，并不能提供经实证研究证实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以及用于说明和预测数字新闻传播现象和规律的理论体系。

(二)数字新闻理论研究视野

国外数字新闻理论研究注重用传播学理论解读数字新闻实践，在现有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数字新闻提出新的阐释(Liestøl et al.，2003)，体现传播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传承。根据Steensen和Ahva(2015)对《新闻学》(Journalism)和《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两种期刊2000—2013年发表论文关键词和论文摘要的分析，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涉及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不同领域，同时涉及公民新闻、舆论、全球化等专门领域，所涉及的现有的传播学理论包括把关人(gatekeeping)、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和新闻框架(news framing)等理论。学者寻求用传播学理论视角来探索数字新闻实践提出的新课题的路径，同时以对数字新闻现象观察的研究发现更新和发展现有理论。

有学者探讨了把关人概念在数字新闻时代的发展，认为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精英媒体不再是唯一的把关人(Dahmen & Morrison，2016)。Wallace(2018)提出发展数字新闻环境下把关人理论模型的三个步骤，包括识别接触、选择、发布信息的把关人原型，区别依据中心权威或者合作机制的把关平台，建立包含新型数字新闻把关人模型(digital gatekeeping model)。Steensen & Ahva(2015)指出存在三种不同但部分交叉的把关模式：第一种理想模式建立在单向线性信息传递基础上，即新闻报道从新闻来源到新闻受众经过若干道关卡；第二种模式是基于非线性的传播过程，新闻记者与新闻编辑部之外的人相互关联，通过各自的平台传递信息、报道新闻；在第三种模式中，新闻媒体把关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新一代的“终端”把关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其他数字媒体带动民众和权威决策者之间的直接交流。Schwalbe等人(2015)认为传统的把关人正在转变为查关人(gatechecker)，他们选择、验证和管理信息，但不再像从前那样单独控制信息发布。Singer(2014)认为用户已成为媒体网站上发布内容的第二把关人。用户将记者发布的新闻转发到自己的社交网络中，让社交网站所有人可见，用户对内容把关的影响范围超出熟人圈子，扩展到更广泛的受众，形成一个两步把关的过程。

议程设置理论是数字新闻研究中应用范围最广的理论之一，在对数字新闻实践的考察中重新获得检测。蒋忠波、邓若伊(2010)在梳理国外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媒体环境与传统媒体环境相比，媒体议程设置对受众影响的“时滞”(time-lag)大大缩短，媒体之间依然存在议程设置效果。国外学者通过考察媒体信息的不同特性比较第一和第二层次议程设置效果，发现有关报道对象的负面特性具有更强的第二层次议程设置作用(Wu & Coleman，2009)。还有学者通过实验检测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发现通过脸书(Facebook)接触政治信息能显著提高人们对问题重要性的认知(Feezell，2018)。也有国内学者运用议程设置理论考察数字化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石义彬、冯强(2012)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探讨了媒体间的议程设置效果，发现媒体融合使媒体间的议程设置加快，并促进信息在不同媒体间的整合与流动。郝帅、罗晨(2019)对重要舆情事件下的媒体与公众议程进行分析，检验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效果，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议程和传统媒体议程都与公众议程有着很强的关联，但社交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不如传统媒体。

国内外学者还检测传播学其他理论对数字化背景下新闻传播的解释作用，取得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有些研究涉及的理论来自其他学科。新闻传播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不必局限于运用传播学理论。新闻传播学者本来就有从其他学科引入理论用以说明新闻传播现象的传统(Steensen & Ahva，2015)。互联网的兴起和数字新闻的诞生推动学者重新思考新闻传播过程，催生不同于传播学理论的新的理论视角。例如，对于由依赖硬件转变为依赖软件形成的灵活、流动的网络社会，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Bauman，2007)提出流动现代性理论，亨利·詹金斯(Jenkins，2006)针对网络社会的人与社会的关联与变化提出融合与跨媒体文化理论。总的来说，基于传播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理论开展的数字新闻研究还不多，除了在现有传播学理论基础上构建包括新概念的测试模型、运用现有传播学理论考察数字新闻传播现象以及运用其他学科理论解释数字新闻传播现象外，尚未产生用于说明和预测数字新闻现象的新创理论。这种状况说明，在现有传播学理论体系基础上的理论思考依然难以突破现有框架，基于数字新闻实践提出的问题创新理论任重道远。

三、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路径

根据上述对国内外数字新闻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国内外学者在解读与借鉴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开展对新闻传播现象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几十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的积累都还是在对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现象的研究与探索中完成的。20多年前进入数字化时代，国内外学者针对数字新闻实践提出问题，从各种理论视角用不同研究方法展开探索。但是从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看，对数字新闻的研究理论化不足；运用理论指导、通过对数字新闻传播实证研究检测理论的成果还不多；在有关数字新闻的理论阐释和数字新闻理论体系建设方面，还缺少相对完整的理论成果。

在现有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础上发展与创新数字新闻理论，无论是对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还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都是巨大挑战。国内有关数字新闻理论的建设、发展与创新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在基于中国情境下的新闻传播理论构建，仍然缺乏显著进展(廖圣清等，2019)。要推动中国数字新闻理论发展创新进程，需要从解读与借鉴当代新闻传播理论以及数十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在探索数字新闻相关领域的理论，检测、发展与创新数字新闻相关理论，回答数字新闻实践发展对研究数字新闻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方面，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主要面临以下任务。

(一)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解析

国外传播学者在新闻传播理论领域耕耘了数十年，借助社会科学中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领域的已有理论与知识创建并发展了数十种与新闻传播相关的理论(Neuman & Guggenheim，2011)。这些理论不断经由对各类新闻传播现象研究的测试、修正和丰富，已经形成有较深厚积淀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些理论在数字时代对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中重新接受检验，又有新的发展。数字新闻理论的构建、发展与创新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对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开展系统梳理、科学分类以及深入分析，以了解当代新闻传播理论至今的发展态势、涉及的新闻传播现象、理论构建的现有成果。在充分了解现有理论资源和数字新闻理论构建成果的基础上，探讨理论研究之不足，进而提出明确的理论发展目标，为数字新闻理论的构建、阐释、检测与创新提供充分的学术资源和基础(廖圣清等，2019)。对当代新闻传播理论的解析，可以根据理论视野和特性展开，对理论视野和理论层面、焦点、来源的了解是数字新闻理论发展和创新的起点。

第一，理论视野，即理论关照的范围。在研究新闻传播现象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传播学理论，对事物和问题的研究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传播学理论可以按照其关照的视野来分类，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例如，媒介生态理论(media ecology)是相对宏观的理论，是对媒介作为环境的阐释，包括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媒介和技术作为社会力量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新闻传播领域的多数理论是中观理论，例如，媒体影响力理论(theory of media influence)阐释的是媒体作为社会机构，通过信息发布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公信力理论(theory of media credibility)阐释公众对媒体信任的来源以及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使得媒体信息能对个人与社会产生影响。微观理论阐释个人与媒体的关联，例如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该理论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即人对媒体的使用与满足来源于人所感知的媒体能满足人的需求的程度，人据此对媒体使用作出主动选择。

第二，理论层面，即理论涉及新闻传播包含事物的层级。传播学理论对新闻传播现象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包括社会层面、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例如，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是社会层面理论，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团体、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成员间的互动。机构层面理论的阐释对象是机构行为，例如，议程设置阐释的是媒体作为信息发布机构，通过对所报道信息的突出处理影响受众感知所报道问题的重要性。传统的把关人理论(gatekeeping)也是机构层面理论，阐释新闻媒体作为信息控制者决定哪些信息最终与受众见面。网络时代的信息把关人变得复杂起来，不再局限于媒体机构。个人层面理论，例如，媒体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认为，受众个人越是依赖媒体满足其个人需求，媒体对于个人来说就越重要，因此对个人的影响就越大。

第三，理论焦点，即理论聚焦的中心。传播学理论对新闻传播现象的说明都有明确中心，理论所专注的中心包括社会、媒体、受众。例如，媒介社会学理论(media sociology)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阐释媒体信息及其传播方式如何影响不同社会成员间的关系以及人的社会行为。以媒体为中心的理论有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阐释媒体信息传播构建人对社会现实的失真认知。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也是以媒体为中心的理论，阐释媒体以不同角度报道新闻使受众产生对于事物的不同认知，进而影响其对事物的态度和相应行为。以受众为中心的理论，例如，第三人称效果理论(third-person effect)基于心理学理论，阐释受众判断媒体信息对于本人和他人影响的不同认知。人们一般认为媒体信息对他人的影响会大于对本人的影响，这种认知偏见会导致对所涉及具体问题的不同态度。

第四，理论来源，即理论的专业领域来源。传播学是一个较年轻的学科，传播学理论不同程度借助于其他学科，相当一部分理论有着其他学科的印记。传播学研究所依赖的理论主要是本领域积累与传承的传播学理论，也有从其他学科理论派生而来的理论、跨学科理论以及未定名的理论模型。例如二级传播理论(two step flow theory)是传播学理论，阐释媒体信息传播过程中有影响、有资源的个人作为信息中介对受众理解、处理媒体信息产生的影响。派生理论，是从其他领域借鉴、经常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所用的理论，例如，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来自心理学领域，阐释人的动机和行为受到对事物的态度和社会规范的影响，而人对事物的态度和社会规范都受到媒体和人际交流的影响。跨学科理论的例子如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该理论源于社会学，阐释创新产品通过社会系统和信息传播而逐步被人采纳。因为信息传播渠道和人际交流在创新产品扩散中的作用，该理论逐渐被用来说明新产品采用和新观念传播过程中信息渠道和信息交流的重要作用。信息管理理论(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ory)既有管理学的印记，又有信息科学的出处，阐释信息处理过程以及不同信息处理方式带来的结果，适用于解读数字新闻的信息处理。此外还包括尚未用理论命名的各种说明信息传播过程中重要事物关系的理论模型，例如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likelihoodmodel)、系统启发性模型(systematic-heuristicmodel)。

(二)当代新闻传播理论与数字新闻理论研究

数字新闻实践的开展虽然已经有20多年，但是数字新闻理论建设还在起始阶段。在一个领域发展或创新理论是一项艰巨工程。区别于传统新闻，数字新闻依存于数字信息平台，通过新技术手段传播。但是数字新闻依然是新闻传播实践，因此，有关数字新闻理论的阐释与发展，要从对新闻传播领域现有理论的检视与整合开始，论述数字新闻理论发展逻辑、理论发展的条件与要素，以及与数字新闻相关理论的发展变化历程，探讨现有新闻传播理论对于数字新闻的适用性以及理论整合方向，为新媒体条件下数字新闻理论的整合与创新提供坚实基础和必要前提。相对于数字新闻实践，要评估已有理论的说明力和解释力在哪些方面尚有欠缺，哪些方面可以作为理论发展与创新基础有所继承，明确提出数字新闻理论发展急需解决哪些问题，进而确立检测、发展和创新数字新闻理论的方向与程序。

国外学者开展的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起源于对新闻传播现象的观察，然后提出有关理论的设想，包括阐释基本概念，说明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构建描述重要概念之间关系和事物存在与发展过程的模型。这类有一定理论含义的模型通过具体研究项目进行检测，根据研究发现对模型进行修正、补充，并在随后的研究中继续检测，不断丰富与完善，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依然遵循这一模式。在数字新闻蓬勃发展的20多年里，新闻传播学者针对与数字新闻相关的现象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数字新闻时代媒体信任与公信力、新闻多样性、信息来源、假新闻以及媒体效果等，涉及有关媒体公信力、媒体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以及信息管理等理论，在理论发展与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新闻传播学者需要搜集国内外过去30年(1991—2020年)有关新闻传播理论及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应用，尤其是数字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文献；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揭示近30年国内外新闻传播学者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方式、研究重点、研究进展，回答有关当代新闻传播理论与数字新闻研究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数字新闻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哪些新闻实践领域，当代新闻传播理论中哪些理论在数字新闻研究中获得了检测，有关数字新闻的研究有哪些重要理论发现，数字新闻理论研究有哪些缺陷和亟待回答的问题，数字新闻的哪些方面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尚未涉及，数字新闻实践提出的重要问题提示数字新闻理论在哪些方面需要拓展，在现有数字新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如何探索与开辟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路径。对于有关新闻传播理论文献的内容分析，将为数字新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充分的学术资源与前提。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有关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中外学术交流。当代新闻传播理论从国外学界逐步引进后，在一些研究领域成为国内学者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的理论导引。但是总的来说，国内学者运用当代新闻传播理论指导新闻传播研究的成功案例还不多，多数学者对当代新闻传播理论有一定了解，但是对基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要件、理论检测方法、理论检测标准以及理论检测步骤尚不熟悉，对用来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尤其是数字新闻理论研究的手段，并据此检测相关理论的规范研究方法还不熟悉，因此，难以在当代新闻传播理论指导下开展对新闻传播现象，尤其是数字新闻实践的系统研究，更疏于在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拓展理论思考、检测相应理论、依据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与创新新闻传播理论、开展数字新闻理论体系构建。我国数字新闻实践起步几乎与国外新闻同行同步。由于不同的新闻体制，中国数字新闻实践有其明显特点，例如媒体的公有性质、媒体的政府喉舌作用、主流媒体的优势地位等。但是不论媒体地处世界何方，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体都有其共同之处，即通过采集并发布新闻信息服务于公众，新闻信息因为其传播方式、所包含的价值、与公众的关系、涉及的问题等会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当代新闻传播理论为说明、阐释和预测各类新闻传播现象提供了系统认识，可以帮助学者更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数字新闻传播的特性与规律。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数字新闻实践尽管不同于其他新闻体制下的媒体，同样需要有相关的数字新闻理论对其进行说明、阐释，并且预测其发展规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数字新闻实践。因此，当代新闻传播理论与中国数字新闻实践结合显得十分必要，构建、发展与创建适用于中国情境的数字新闻理论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迫切任务。

(三)开辟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路径

数字新闻实践需要理论去说明、阐释和预测，数字新闻实践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不断深入开展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运作建议与发展方向。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与实践需要不断突破原有的认识，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测试、补充和创新原有的理论，构建数字新闻时代新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以适应深入分析新闻传播现象的需要。新闻传播学界需要在整理、分析现有新闻传播学理论以及其他与数字新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科学方法、通过跨学科研究方式展开一系列理论创新研究，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多学科理论发展的成果，通过文献梳理、理论评析、实证研究等方法对理论开展解析、测试、评估，构建适用于数字新闻的新的理论模型与理论体系，同时将相关理论用于开展并指导对数字新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取得有关数字新闻的理论成果，推动数字时代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因此，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领域一项开创性工作，需要从资源、手段、路径、目标等方面综合考虑、合理设计、科学实施。

第一，学术资源。既包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至今积累的文献，又包括掌握新闻传播理论、熟悉相关文献、能开展创新性研究的专家学者。从事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专家学者，应当既了解数字新闻理论创新动因与面临挑战、数字新闻实践亟须通过深入研究回答的重要问题，又了解理论探索、发展与创新的科学方法。为满足上述要求，需要依靠从事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数字新闻实践多年的专家学者共同承担数字新闻理论研究任务，为我国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构建有效的学术组合。他们将从数字新闻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结合国内数字新闻实践，综合国外同行的研究发现，开展理论探索与科学检测，使得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成果不仅适用于中国新闻传播环境，而且具有广泛的说明与解释力。

第二，创新手段。理论发展与创新需要利用多种手段，包括从不同理论视角、学科视角考察与数字新闻相关的理论问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回答有关问题、检测相关理论。例如，基于算法的新闻推送，可能涉及受众信息需求满足、受众选择性接触带来的社会信息淤塞，也可能因为信息定向推送导致受众对社会问题认知偏狭、社会观念极化。同一新闻来源引发的问题，可能涉及不同理论，因此，可以用不同手段来解答。这些手段包括吸取不同的学术资源、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不同的理论探索方案，回答有关数字新闻不同方面的理论创新问题。尤其要注重实证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包括问卷调查、实验、内容分析和网络数据挖掘与分析，为构建与发展数字新闻理论提供实证依据。实证量化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对理论概念的检测，对于理论适用性、创新性、科学性以及局限性的评估，测试依据相关理论和文献以及数字新闻实践提出的假设，在此基础上实现由当代新闻传播理论到数字新闻理论的传承与创新，逐步构建有关数字新闻的系统理论，并使相关理论获得确认、补充和拓展。

第三，创新途径。指的是通过何种途径去探索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中遇到的问题。除了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积累的成果中获得学术启示，一个重要途径是借助多学科理论支撑开展跨学科研究。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虽然已经开展了几十年，但和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相比，依然是相对年轻的学科，学术积淀尚不够深厚，新闻传播现有理论有时无法解释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数字新闻传播实践问题。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经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回答有关新闻传播现象的重要问题，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数字新闻实践涉及的问题经常超出信息传播本身，例如融合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效果。媒体效果研究的对象包括人对各种事物的看法，涉及不同领域人的行为，需要依靠不同领域的理论予以阐释和说明。因此，开展跨学科研究是我国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途径。

第四，创新目标。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是一项长期任务，理论研究本身也需要从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理论探索的新方向。因此，新闻传播学界须设定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目标以及需要解决的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最急迫的问题，厘清数字新闻理论的基本内涵，依据数字新闻实践提出的最重要问题开展理论发展与创新研究，在现有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并完善有关数字新闻的理论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研究项目对所提出的理论进行测试和验证，进而建立有关数字新闻的基本理论体系，积累与数字新闻实践密切联系、经过实证研究检测的理论文献。依照这个创新目标开展的研究结果将不仅为今后数字新闻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资源，为数字新闻实践提供有实证依据支持的理论导引，还将为国际同行在数字新闻领域的理论探索提供发展与创新理念，对新闻传播理论的知识与文献积累作出有重大价值的学术贡献。

四、结语

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在今后几十年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和系统工程。数字新闻发展带来的新现象、新问题催促学者在这一领域开展理论探索与创新，为回答和解决数字新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理论导引，同时以理论指导高质量数字新闻研究的深入开展。理论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来源于新闻实践。20多年的数字新闻实践不仅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理论问题，也为数字新闻研究和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依赖对问题的探讨和思辨，而且要对现实的数字新闻现象和不断创新的新闻实践开展深入观察，对重要事物间关系和事物发展过程进行充分考察，在现有理论和文献指导下进行系统分析和阐述，逐步提出有创新意义的假设和研究问题，运用适当有效的研究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以解答有关问题，推进理论发展。新闻传播规律的发现、理论发展与创新就是通过这样不断深入的科学探索才取得的。有关数字新闻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研究工作，更需要通过持续不断、长期深入的系统探索才能逐步积累有关数字新闻的规律性认识，构建和创新不仅适用于解读当前情境下数字新闻实践的理论，而且能够说明、预测与数字新闻相关的社会现象和数字新闻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现象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数字新闻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者在发展与创新数字新闻理论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充分利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资源，而且要不断开拓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资源。在吸取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界齐心协力，以开放的头脑、开阔的眼界、批判的精神、探索的心态为数字新闻理论发展和创新共同开辟出一条科学、坚实的路径。

本文引文格式：李喜根、张静、张霁雯：《探索数字新闻理论发展与创新路径》，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5期，56-79页。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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