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杜兹 | 数字新闻业的未来：从经验到理论

作

者

马克·杜兹：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际数字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杨惠涵（翻译）：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全球新闻业正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进入“后工业”模式，本文基于此判断，选择蓬勃发展的数字新闻初创机构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对11个国家的21家新闻初创机构进行田野调研，分析数字新闻业在当下社会结构中的生存模式和发展路径，研判数字新闻业的未来。本文旨在从具有代表性的行业经验出发，深入展开数字新闻学的讨论，使新闻学理论的发展超越具体业务形式和商业模式，实现更高程度的理论化。此外，本文认为，数字新闻业应在发展过程中坚持新闻理想和传统新闻价值观。

【关键词】数字新闻(业)；数字新闻机构；记者；初创机构

一、引言：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境况

近几年，我曾经跟很多新闻从业者交流。这些交流对我思考新闻业的“数字未来”有很多启发。总体而言，新闻从业者似乎普遍认为该行业正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第一，技术的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新闻生产的成本不断降低。传统媒体发现自己被困在“沉重的”媒介环境中(包括大型的工作室综合体和相关设备、专门的新闻编辑室、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以及专为特定用途设计的专有软件包和硬件配置)。自由职业和创业新闻机构兴起，大量记者(无论是个人还是结成的网络或团体)利用其专业技能和人际网络，在既有新闻机构之外开创出一系列新的新闻生产方式。而持批判态度的人则认为，技术带来的风险在于其仅被用于维持现有的结构和生产周期，而无助于生产更灵活、更有创意的多媒体作品。

第二，组织和管理的障碍。传统新闻机构历来习惯于以各种“截止日期”为基准的生产流程，并围绕自身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来安排工作时间表，例如，依照公司、政府机构和政党的新闻发布会或财报发布以及公开声明等来进行工作规划。然而，数字技术的普及引入了一种新的媒介逻辑，这种逻辑似乎无视工业时代的时间表或基本可预见的新闻生产周期，进而迫使新闻机构积极地用“数字”生产实践取代传统生产实践。这成为许多新闻机构无法克服的管理障碍。

第三，文化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新闻正在成为一种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实践。在过去，新闻实践以正规机构为依托，呈现出组织化的状态，与媒体机构签约的新闻工作者在高度结构化的环境中生产内容。如今，专业记者的生活经历更加不稳定、碎片化且网络化。尽管如此，这个行业理解自身的主要方式仍是递归式的自我参照，这点对那些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的专业人士来说尤甚。人们普遍认为挑战和机遇均来自外界，新闻业的数字未来被视为传统新闻业遭遇的突发状况，而不是新闻业自身的文化出了问题而导致的。

新闻业是否能应对并超越上述挑战？答案或许要在方兴未艾的新型新闻组织中去寻找。这些另类新闻媒体是介于初创企业和编辑团体边界地带的新型机构，它们能更好地拥抱和引领创新，而不受新闻生产历史传统的束缚。近年来，新闻领域以各种方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和碎片化，个体记者网络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这或许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音乐行业类似，当时的老牌公司都在寻求出路，将自己尽可能地重塑为独立小众的音乐公司。

二、数字新闻业：从“后工业”模式到全球创业

在Anderson等(2012)看来，新闻业正朝向“后工业”模式发展。他们认为，为了适应数字媒体环境以及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新闻业需要新的策略、新的自我概念以及新的组织结构。在“后工业”语境下，新闻业越来越多地与公众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公众逐渐参与一个协同生产的“连续统一体”，从分享实时信息和提供目击者见闻，到公众自主创作新闻故事，塑造出一种新型的网络新闻(Beckett，2010；Russell，2015)。

在思考新闻业在数字环境中的角色问题时，Haak等(2012)看到了一个新的职业身份——“网络记者”，其工作“受网络实践驱动，依赖信源、评论和反馈，其中一些是可以随时在线获取的”(2012，p.2927)；他们认为这一新职业“不是对专业新闻独立性和品质的威胁，而是(将新闻生产)从严格的公司控制中解放出来”(2012，p.2935)。对于在线新闻的这种理解，部分源于人们意识到，新闻作为一种致力于验证和传播与公众相关信息的实践，如今越来越多地打破了传统机构的藩篱。正如Anderson等(2012，p.76)承认的那样，“新闻业已经死了，但……新闻业在许多地方都存在”。尽管许多记者仍在为传统新闻媒体机构工作，但如今的新闻编辑室看起来已经与20世纪中后期的新闻编辑室大不相同——由于大规模裁员和工作外包，它们基本上是空的，并且逐渐向内容、销售、营销和许多其他功能(包括流通管理、设计、多媒体运营和IT服务)融合在一起的综合运营体转变。

在数字语境下，新闻机构与其说是一个“地方”，不如说是一个包含人、技术和空间网络的“过程”；这一过程有着高度的流动性，并且模糊了新闻编辑室场所的内外边界。新的组织方式要求新闻从业者超越新闻编辑室内部和外部的二元对立，因为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甚至会在工作中制造混乱——实际上，许多报道工作都是在编辑室以外的地方完成的。随着“后工业”新闻的兴起，新闻工作者队伍变得分散，他们由个人创业记者、自由编辑团体和世界各地涌现的新闻初创机构构成。

创业文化在新闻领域的出现是全球性的：从21世纪初以来，新的独立新闻公司(通常为小规模和线上的)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Bruno & Nielsen，2012；Simons，2013；Nee，2014；Küng，2015；Powers & Zambrano，2016)。在印刷和广播商业模式持续亏损的背景下，受众迁移到数字空间。在那里，他们用越来越少的时间访问新闻网站，却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查找和分享新闻(从而使脸书和谷歌这样的平台公司进一步吸走广告收入)。在这样一个充斥着非典型工作条件、持续管理改革、预算下降的组织环境中，新老记者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2013年，我开始了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名为“超越新闻”(Beyond News)(我即将出版关于该项目的同名图书，已与Polity出版社签订合同)，描绘了世界各地新闻初创机构的发展，试图理解在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运营实践背景下，数字新闻业是如何被塑造的。格罗宁根大学的塔玛拉·维茨格(Tamara Witschge)于2015年加入该项目，我们批判性地调查了那些在各种环境和国家中“创业记者”的工作。项目目前仍在进行中，涵盖11个国家的21个案例(见表1)。我们对该领域初创机构的识别遵循Bruno和Nielsen(2012)以及Powers和Zambrano(2016)的定义：主要建立在网络上的组织，与传统新闻媒体没有正式联系，并寻求被同行认可为专业新闻机构。此外，出于对本文研究目标的考虑，我剔除掉了一些不太符合研究需求的公司。

在对这些案例的研究中，我们对创建和运营一家新闻初创机构所涉及的因素展开探索，并考察相关专业人士如何在快速变化的数字新闻领域给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我们的目标是阐明这些新兴机构如何影响整个领域，以及社会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新闻的理解。我们期望能够对数字时代各种新的新闻形式、商业模式，以及实践和理解新闻路径做出丰富、深入的描述。

对于每个案例，我们都采用了一套基本的质化调研方法。

第一个步骤是与关键人员建立联系。我们的经验表明，如果一个人准备超越典型的知名新闻初创机构(比如美国的Vox、Politico和Quartz)，那么获得他的采访许可能就相对容易。

第二个步骤是制定和实施田野调研方案。我们试图让这些机构允许我们在一到三周内进行现场访问和办公室观察(如旁听编辑会议、跟进报道项目、在任何能作为工作空间的地方闲逛，等等)。在此期间，除了通过电话或Skype采访以外，访问研究员将尽可能多地采访这些机构的创始人、员工(如果有的话)、专业人士，并对正在同一领域工作的其他新闻业人士进行背景化的采访。为了之后能回顾对比，在荷兰进行了几次试点研究之后，我们便编写了一份采访指南，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内容大体如下：

(1)人员的专业背景；

(2)机构运营工作和实地工作中涉及的实践、能力和技能；

(3)人员组织与管理以及生产过程；

(4)工作的物质环境(工作空间、硬件和软件、技术等)；

(5)职业身份认同(聚焦道德、角色认知、地位和声誉、新闻价值、动机和目标、受众、社区和社会等维度)；

(6)记者认为数字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是什么。

第三个步骤是对机构内部和外部文档的访问。内部文件包括会议记录、电子邮件，以及与该机构的新闻策划、管理和商业实践有关的文件(包括草稿)。外部文件则包括媒体声明和公开责任声明(包括网站上的“关于”和“常见问题”部分)，发布在社交媒体(博客论坛、推特、脸书、Instagram、Pinterest、领英等)上的帖子，以及其他媒体对该机构的报道。

第四个步骤是对这些机构在我们调研期间推出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全面分析，包括对新闻故事的内容分析，以及针对这些机构产出的成果有别于传统新闻产品的特征的“深描”。

尽管项目尚未完成，但我还是希望借本文这篇约稿，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阶段性成果。具体来说，我们的思考是围绕着这些新生数字新闻机构的三个关键问题展开的：

(1)是什么力量构成了这些新型新闻机构有意脱离传统体系、独立追求新闻梦想的动机和目标？

(2)这些新型数字新闻机构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3)在数字时代，影响新闻机构创办的潜在不稳定性因素是什么？

三、数字新闻初创机构的动机和目标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早在2006年就对全世界范围38个的新闻工会和协会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业的“后工业化”是一种标志性趋势。该报告揭示了所谓的“非典型”工作在新闻领域的迅速崛起，指出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记者在缺乏保险、持久稳定性或其他合同保障的环境中工作。自此，自由职业、独立创业新闻机构，以及工作条件灵活的传统新闻机构成为年轻记者和该领域的新人入行的首选(当然也包括在新闻业裁员大潮中受到影响的资深记者)(Deuze，2014)。人们可能认为，创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应对新闻业的就业危机。然而，我们的研究对象更多是把创业当作填补新闻商业领域空白的机会。相关的案例包括：将儿童视为严肃新闻受众(尼泊尔)；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视为利基新闻中创造价值的一部分(伊朗)；与传统新闻相比，以一种更具参与性或“主观”的声音制作深度报道(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等等。

实际上，在我们调研的案例里，最多被提到的创业动机可分为四个主题类别，都与所谓的新闻业危机无关，它们分别是：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

在技术方面，数字新闻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们会提到线上出版在成本效率方面的优势。具体来说，他们的动机是：相信基于数字平台进行新闻收集、生产、协同创新和传播是行业发展的最优解。新闻制作过程的全部工作几乎完全采用数字化的设计，信息、线索和资源都从互联网上(通常通过社交媒体)收集；故事和报道以多媒体格式(结合多种形式媒体，如文本、图片、信息图表和视频等)生成、编辑和制作；受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其中(从在网站上留言评论和转发分享，到用户生产内容，如发布博客帖子)；采取各种创造性的时间策略在线发布新闻信息，不受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时间表的限制。在过去，技术的复杂性往往迫使新闻机构采取流水线式的工业化生产策略，限制了讲故事的可能范围；在当下，数字环境则免费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代表性的例子包括诸如Medium、WordPress、Storify等产品提供的在线服务，或LibreOffice、Blender、Audacity等开源软件和音视频编辑软件)。

在经济动机方面，人们愿意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初创机构是基于一种务实的理念，即与单独行动相比，共同工作能让参与其中的记者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此外，他们的资本——可以将他们的资源、网络、人脉、声誉、技能和竞争力转化为获得商业机会、资金或资助渠道的能力——往往在联合起来后可以得到增强(Powers & Zambrano，2016)。在许多研究案例中，年轻的或新入行的记者会在一名或多名资深记者和编辑的指导下工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结成团体，记者们为达到收支平衡而做的努力也并没有丝毫减弱。对初创机构或创业个人记者来说，主要收入来源通常是非新闻性的，需要为商业客户工作，或遵循资助机构设定的参数范围。此外，设计、建立和维护初创企业的工作很多是靠免费劳动力，Fast等(2016，p.969)称其为“未来”形式的劳动力，涉及这样一类专业人员，他们“承担高风险，投入时间长，缺乏保障性回馈，容易被剥削，但也可能发现其中获益如此之大，以至于再也不用为人打工”。最后一种动机在样本中未得到体现，但却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InkaBinka的创始人售卖其开发的软件即可获利数百万美元。另一个经济动机方面的论点是，独立的环境提供了自由，使我们的研究对象们可以从事他们认为有质量的工作，而不是被绩效标准衡量。传统媒体的同行们常常因为过于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或者过于关心按配额生产而被解雇。我们无法检验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只能承认这些说法都指向了一个特定的目标：验证为何有些人从传统媒体出来，选择前路不稳定的小型初创机构。

在文化动机方面，很多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记者都认为，自主性是衡量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最重要维度。有学者对来自31个国家的记者进行调查后指出：“世界上大多数记者都已经认识到工作自主权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他们理想中的自主权与所拥有的实际自由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在新闻自由有限的国家存在，其他国家亦然。”(Willnat et al.，2013，p.172)无论我们的研究样本是来自美国和荷兰等西方国家，还是来自伊朗和古巴等媒体政策更为严格的国家，记者们的一个关键文化动机都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以摆脱他们心中传统媒体机构的束缚。与此同时，真实可被感知的自主性也伴随着相应的代价，因为它“足以让人在这个高度竞争化和不确定领域里，将这种自主凌驾于日常生产中可能出现的所有不安、限制或劣势”(Banks，2007，p.55)。客观来讲，我们样本中的许多初创企业的工作条件一点都不好：人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工作和私人生活空间的界限消失；往往报酬过低或没有报酬；无法预测其工作或公司接下来的走向。然而，新闻创业的相对自由自始至终都在被吹捧和颂扬。

最后，是案例研究中呈现出的社会动机。独立记者们实地工作的一个残酷的副作用就是容易被社会孤立，而团结在一起、与小组一起工作、以团队形式开展项目，为这一副作用提供了解决方案。在这些初创新闻机构里，同事情谊和友好合作关系随处可见，甚至经常吸引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当你目睹采访和研究的人充满激情，并且能相互认可他们对工作、公司、产品和新闻职业的热情时，你会很难保持中立和审慎。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这种团队合作形成的相对松散网络的独特性。初创机构是一个流动的空间，里面居住着一群临时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要么出于必要、要么出于偶然，也同时做着其他事情、寻找其他机会、考虑替代选择。因此，这是一个不稳定的集体，但也是极具吸引力的集体。

记者在工作的同时追求个人成就的实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我在重读Bantz等(1980)研究新闻编辑室的经典著作《新闻工厂》(这本书记录了美国当地电视新闻编辑室的日常工作流程)时，我惊讶于他们是如何预测到记者离开新闻机构、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新事物的动机的。三位作者在研究中充分考虑了新闻机构将生产过程日常化的后果，无论这种管理决定是多么必要或可以理解：“采用流水线方法、结合日程表的新闻工厂模式，至少造成了四个组织化后果：(1)缺乏灵活性；(2)新闻产品缺乏个人投入；(3)从生产率角度评估新闻工作；(4)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期望与工作现实不一致。”(Bantz et al.，1980，p.59)这样看来，初创企业文化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某些记者对传统媒体业务和管理实践的严重失望。

四、数字新闻初创机构的运转方式

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个关于数字新闻的重要的批判性发现，即除了少数例外，初创机构推出的数字新闻产品通常赚不到足够的钱来覆盖制作高质量新闻的成本。目前，几乎所有小企业都为了维持收支平衡而在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没有单一的商业运作模式。数字新闻领域竞争激烈，收入和资金来源极不稳定，且往往是暂时性、充满变化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初创企业没有商业运作。事实上，看到这些记者以各种创造性的方式找到收入来源是具有启示性的。以丹麦的Zetland为例，他们设计的现场新闻表演(live news performances)的剧院门票十分受欢迎。意大利的IRPI专门雇佣全职员工来搜寻并申请资助和补贴(来自国际的)。一些初创企业有会员项目(如De Correspondent、Mediapart、Follow The Money)，还有些机构则依赖广告、付费墙和订阅。大卫·普罗茨(David Plotz)2014年在美国网站Slate刊登的文章中写道：“数字媒体至少有76种赚钱的方式。”这句话也许属实，但同时，掌握、组织和应用各种灵活的商业模式也并不容易，而且不能保证会成功。

对商业模式(或对缺乏商业模式)的讨论表明，“商业”成为初创新闻机构压倒一切的元素，且贯穿这些机构的全部工作以及确保其正常运转的所有活动。资本、收入、收益和投资回报，作为不变的因素，渗透到创业新闻记者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每论及此，通常都将其描述成：为了做想做的事而不得不如此。对于自由记者和一些新闻机构来说，交叉补贴是很常见的。自由撰稿记者可以通过经商或为公共机构工作来增加收入，而新闻公司可能会从事品牌内容的制作——新闻编辑也可能要为商业客户制作广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初创企业中，不过，已经有相当多的公司要么试图阻止交叉补贴的发生，要么采取严格的政策将市场营销和编辑决策分开。在纽约市的新闻网站Corner Media Group的例子中，类似的政策促使公司在广告人员工作区和新闻编辑室之间摆出一排盆栽，来确保分开运行。

虽然总体上仍缺乏有效的商业模式，但决定人们参与初创新闻机构的一个根本因素，还是他们的情感参与程度。新闻理所当然是一个讲究情感的职业，大多数记者都是出于情感而非经济原因选择这一行——很少有人期望通过做新闻致富(Beckett & Deuze，2016)。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了无数人对工作充满热情，强烈地感受到初创公司存在(及成功)的必要性。这样的热情使他们可以忍受糟糕的工作条件和不稳定的前景。同时，对工作的情感投入使他们很容易被剥削；而且，一旦有的话，他们也会倾向于替这种剥削进行解释。

这份激情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给他们工作赋予意义的方式相关。许多情况下，这些创业新闻记者们会强调他们所做的是被认为“真实的”或“真正的”新闻——而不是那些由主流或传统媒体同行们大量炮制的产品。这种情绪不仅出现在哥伦比亚、古巴、伊朗、尼泊尔等国家与国家新闻媒体关系密切的社会中，荷兰、意大利和美国等国的初创新闻机构也对传统媒体机构提出了同样的批评。在这项研究中，创业新闻工作者的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新闻“真实”的看法有关，这是一种理想的、典型的甚至是浪漫的职业愿景，使他们(或他们的初创企业)的职业选择变得合乎情理。这些理想体现了新闻业的最终社会角色是去影响并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有趣的是，这不是什么特别新颖的观念。事实上，这些记者和编辑通常认为“真正的”新闻致力于挖掘真相，能够作为“看门狗”，以公众的名义，全程采用专业、透明和合乎伦理的方式，用批判和怀疑的眼光审查当权者。而所有这些价值观都可以被认为是在20世纪获得共识的新闻专业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Deuze，2005)。尽管如此，我们在交流中发现，对于拥有新闻专业意识形态愿景的初创新闻工作者们来说，他们感觉过去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这种愿景，并暗示那些在主流媒体公司中的同行不知何故“迷失了方向”，或者只是因为没有达到他们的新闻标准而出现社会性失败。

五、数字新闻业：不稳定的未来

数字新闻初创机构除了以上提到的动机、目标和运转方式之外，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全球创业背景下的数字新闻业可能的未来。

首先，人们必须考虑到底什么才能成为新闻职业。一段时间以来，媒体行业，尤其是新闻行业的职业结构经历了从“基本可预测的线性轨迹”(例如从实习生到初级职员，获得记者或通讯员的合同，然后在新闻编辑室获得晋升，直至有资格获得编辑职位)，到如今“组合或拼盘型的职业”(拼凑任务、合同、项目、新闻故事、媒体、职位和职责，且通常以相当随机的方式排列)的变化。这种“组合式工作”往往也被视为和演变为“新瓶装旧酒”，事后看起来也或多或少展现出一致的职业轨迹(Handy，1989)。尽管许多数字新闻从业者都对此表现出了热情，但我有时会想，考虑到新闻创业往往会受到其他非新闻行业的交叉资助，它几乎无法控制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无助于参与者获得特定社会声誉或地位(名声和地位可以在之后通过营销来确保未来的就业)，那么数字新闻初创机构从业者的生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这种热情的产生？毕竟这可谓是工作不稳定性的终极体现，对于参与其中的专业人士来说，他们很难在工作中控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Bourdieu(1998)强烈批评了这种工作的不稳定性，他认为在不稳定条件下生活阻碍了人们(个人或集体)的理性预期，特别是阻碍了树立反抗无法忍受的工作或生活条件所需要的基本信念和期望。

其次，对于不稳定性的担忧还来源于人们将工作视作个人成长机会的认知。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灵活性不断增加，人们想知道在哪里学习新技能，如何结构性地反思自己的工作过程，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指导、互动和学习的机会。我提到这些，是因为专业化往往与对行业的忠诚紧密相连。事实上，参与这项研究的人通常都很喜欢谈论新闻行业——它可以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它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新闻业中似乎有关于质量和承担责任方面的明确承诺，但一个人如何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里学习成长？工会和专业协会似乎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新角色——不是保护人们的事业，而是更多地帮助不同雇佣形式的人们做出决定(例如通过教育和培训、法律援助和行政支持等)。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当前新闻报道市场的结构。随着工作方式的愈加灵活和全球创业文化的兴起，用户可以从各平台和渠道提供的大量优质产品中进行挑选。一方面，我们研究的不少初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传统(印刷和网络)出版商或广播公司来购买和分发他们的作品；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近年又解雇了大量记者，开始越来越依赖自由记者和其他临时合同员工。这就产生了一个市场，新闻人才为了报道、销售新闻故事的机会而彼此相互竞争，而不是由出版商(网络、印刷、广播、电视、移动)来争夺最好的报道和记者。不过有趣的是，近年来，世界上一些地方涌现出新的集体企业，旨在将传统工会之外的自由记者和独立记者组织起来，试图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对洽谈客户、医疗保健和工作场所便利化的支持)。这些“有组织的网络”(Rossiter，2006)聚合了面对大公司时几乎没有谈判能力的劳动力，为劳动力分散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此外，我们研究过的许多初创企业选择退出争夺同行认证和传统出版渠道的竞争，转而建立自己的平台，覆盖了从广播电台到剧院表演、从网站和网络博客到印刷杂志的多种渠道。

最后是关于数字新闻的受众。多数的数字新闻机构都付出了巨大努力来直接吸引受众互动，它们将受众同时视为市场和支持者，征集他们的众筹资金、集体智慧和专业知识，并将他们纳入生产过程，使用受众生成和提交的内容。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创业者如何与公众培养真正的关系？人们可能会认为传统媒体在这方面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但我们从新闻学研究中知道，事实上大多数新闻媒体都在与受众的关系问题上痛苦纠结，并通常将工作推给营销部门、监察员或受众代表。在这项研究中，许多初创新闻机构体现出公共奉献精神，这是一个显著的、值得称赞的优点。不过，考虑到创业失败率，很多这样的初创机构可能不会持续下去(Naldi & Picard，2012)。在中小型企业中，记者和编辑的高流动率放大了创业场景的波动性，精心培养的社群关系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尤其考虑到专业新闻机构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已经难以维系，这将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六、总结

在这篇文章中，我通过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新闻初创机构的研究项目，观察数字新闻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我的目标是从既有经验出发，深入展开关于数字新闻学的讨论，使这种讨论超越对多媒体、交叉媒体和跨媒体报道等具体形式的关注，超越对商业模式和投资回报的评估，超越对采写和编辑质量的讨论，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理论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从事数字新闻工作对越来越多身份暧昧的“临时记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期望这些讨论能够带来的一个结果，那就是社会各界对在数字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真诚地欣赏和尊重。此外，我还观察到确保新闻专业传统价值观的普遍性和长久性的重要意义，尽管还存在巨大的商业压力、技术挑战和交叉补贴行为(Wagemans et al.，2016)。但可以肯定的是，经典的新闻理想和新闻核心价值观并不一定会阻碍新形式的新闻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和繁荣，这些新形式的新闻将在各种物质、经济、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得以实践。这让我看到，数字新闻业的未来在缺少确定性的同时，又充满希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31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文格式：马克·杜兹、杨惠涵（译）：《数字新闻业的未来：从经验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5期，80-92页。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5期。

往期回顾

1
2

3
4

5

全球传媒学刊

微信号  |

GJMS2014 (←长按复制)

邮   箱  |

[e-mail] 

唯一指定投稿系统地址  |

http://qqcm.cbpt.cnki.net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向作者及单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中介费等费用。

望学界业界垂青，我们共同助力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